馮達旋疫情期間去家附近買菜

也正因此，新冠疫情并沒有把我和世界的交流切斷，所以我其實心情非常好。2020年，我不僅把一直想寫的書寫完了，而且我的網(wǎng)上新書發(fā)布會竟然有2000多人來參加，還來自全世界各地，這也是意外的收獲。對我來說，雖然被新冠病毒“軟禁”在家，但我在全世界“跑”得更多了——我用網(wǎng)絡(luò)平臺跟大家交流，我的思想一直在旅行。 

大概4個月前，我開始推動一個校長論壇。第一次是我來主持，主要內(nèi)容是與新加坡國立大學校長陳永財以及沙特阿拉伯阿卜杜拉國王科技大學校長（前港科大校長）陳繁昌的對話，幾位校長都是華人。當時有來自五大洲的700多人參加。

2021年1月15日，我們還要辦第二次校長論壇，由南方科大的校長跟以色列一所大學的校長對話，新加坡國立大學校長轉(zhuǎn)做主持人。 

這種事情假使要在疫情暴發(fā)前做，第一要找經(jīng)費，第二要找地方。別人還不愿意為了一個短短的會議飛這么遠，現(xiàn)在大家就完全改變思維了。

馮達旋疫情期間參加網(wǎng)上論壇

拜登可否“修復(fù)美國”？

身在美國這樣的大國，在我看來，這次新冠疫情對美國的制度是一個壓力測試。然而，在全世界面前，美國丟了一個大臉，這暴露出美國存在非常嚴重的制度缺陷。

通過這次疫情，可以明顯看出美國有一大部分人對科學是不太相信的。盡管美國有世界上最好的大學，但是他的人民居然可以與科學有如此之大的“脫節(jié)”，我相信美國的教育界需要重新評估美國的教育在什么地方失敗了。 

講到新當選美國總統(tǒng)的拜登，我和他曾經(jīng)還有過一些交集。熟悉拜登經(jīng)歷的人都曉得，他在華盛頓做參議員的30多年里，堅持每天乘坐近4個小時火車，往返于華盛頓和特拉華州的家中，為的是可以時常陪伴兩個兒子。

1997年至1998年的時候，我剛好也在華盛頓的一個公司做副總裁，常常坐火車。很多人早上會擠在餐車那里喝點咖啡。拜登因為是參議員，所以大家就經(jīng)常圍著他聊天。我就發(fā)現(xiàn)這個人很有趣，他跟人聊天的時候，通常都以First name（名）來叫別人，待人非常隨和。

有一天，我在餐車跟他碰上，就講了幾句話。他很客氣地問我，“Hey buddy, what's your name?”（嘿伙計，你叫什么名字？）我就說 “My name is Daxuan.”（我叫達旋）。他學著說了我的名字，馬上說：“Did I pronounce it correctly?（我發(fā)音對嗎）。我說“Of course.”（沒錯）。

以后我們有兩三次在火車上喝咖啡，碰到他的時候，他就馬上叫我“Hey Daxuan.”（你好，達旋）。

盡管這一次特朗普輸給了拜登，至少給美國挽回了一點點顏面，但我相信假使沒有疫情，那么特朗普一定會贏的。正因如此，拜登雖然有趣隨和，也不好講他是怎么偉大的一個人。他偉不偉大？這還要有待時間來檢驗。拜登可否在面臨如此巨大的困難的情形下，把特朗普搞的這么多破壞修補過來？這也只有時間可以給出答案。

“疫情不是全球的根本問題”

2020年4月，我在費城的一個老同事在感染新冠病毒后病逝了。這是我本人認識的一個死于新冠病毒的美國人。 

2020年的圣誕和2021年新年會是怎么樣的？我不知道，但我相信一定不會很好。因為很明顯，美國要控制疫情擴散，而類似中國的做法是唯一的辦法，所有成功控制疫情的國家，多多少少用的辦法都與中國相似，雖然不完全一樣，但是在美國社會，大部分民眾好像無法接受此類方法。 

對于疫情失控，聯(lián)邦政府與州政府的領(lǐng)導(dǎo)人當然負有很大的責任，比如在早期不全面推動戴口罩。然而，普通民眾也有許多反對戴口罩的，這里面是什么邏輯我就不曉得了。一些人說，戴口罩是對他人權(quán)的侵犯，這我就不太明白了，也無法理解。到頭來，可能我在美國待了30多年，還不好算是“美國人”。 

馮達旋在澳門大學工作期間和鐘南山的合影

這次全球大流行提醒我們，人與人之間的關(guān)系要重新考慮。

我們根本的問題其實還不是新冠疫情，疫情是遲早要過去的。我們根本的問題是全球氣候變化這樣的問題，這才是真正的問題。在這次疫情當中，我并沒有看到明顯的國際合作，各大國也沒有牽頭，這點是很讓人失望的，全球性的問題正是需要國際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