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2020年大選結束已一月有余，雖然民主黨候任總統(tǒng)拜登的當選早已塵埃落定，但由于現(xiàn)任總統(tǒng)特朗普至今未“投子認負”，竭力企圖“翻盤”，并且為政府交接設置了諸多障礙，致使選舉日延長為“選舉周”乃至“選舉月”，而有關選舉的各種數(shù)據(jù)也因此難以全面統(tǒng)計。2016年把特朗普送上總統(tǒng)寶座的基督教福音派和形形色色的宗教保守勢力在2020年大選中神奇不再，也引起了關于宗教在本次選舉中作用的各種評估和討論。

與20世紀末以來的宗教與美國大選政治的基本趨勢相比，2020年大選中宗教作用的整體格局未變，局部則有變化；以基督教福音派為首的宗教保守勢力雖然未能復制四年前的成功，但也沒有大輸特輸。與其他選舉現(xiàn)象相比，比如特朗普贏得了向來作為美國大選風向標的佛羅里達州和俄亥俄州但仍輸了大選，相對虛幻的宗教居然成了美國大選政治中相對穩(wěn)定的因素。不過，本次大選也出現(xiàn)了一些預示美國宗教走向的趨勢，這些趨勢如繼續(xù)發(fā)展則有可能在較大程度上改變宗教與美國政治的未來。

需要重新審視的“宗教差距”

從目前來看，盡管還有待更多相關數(shù)據(jù)的公布，但我們仍可較清晰地看到2020年美國大選在宗教領域出現(xiàn)的以下幾個主要特點：

本次大選在宗教領域的第一個特點，就是“宗教差距”或“上帝差距”的頑固存在。

所謂“宗教差距”,即越信教的越支持共和黨，越不信教的越支持民主黨。這是自1952年艾森豪威爾當選總統(tǒng)以來美國社會就已經存在著的政治與宗教互動景觀，當年艾森豪威爾作為共和黨人獲得了59%較為虔誠的宗教選民的選票。

據(jù)美國多個民調機構的統(tǒng)計，近70%以信仰虔誠著稱的基督教福音派在本次大選中投了特朗普的票，而且與以往一樣，上教堂做禮拜的頻率與對共和黨的認同率成正比，而與對民主黨的支持率成反比。這種情況在天主教和摩門教信徒中也同樣存在。因此在某種程度上，宗教虔誠度成了共和、民主兩黨選民的主要區(qū)別之一。

然而這一“宗教差距”對大多數(shù)宗教少數(shù)派群體來說卻并不存在。無論是黑人基督教徒、穆斯林還是猶太人，他們的宗教認同率都比較高，大多數(shù)認為宗教在他們的生活中很重要或相當重要，但他們照樣以較高的比率支持民主黨和該黨總統(tǒng)候選人。因此，所謂“宗教差距”只是對部分宗教群體如白人基督教福音派才能成立。許多虔誠信教的美國人支持自由主義議程，他們更關注社會正義等價值觀而非宗教保守派崇尚的道德傳統(tǒng)主義?！白诮滩罹唷边@一說法顯然需要限定范圍或重新審視。

“得天主教者得天下”

本次大選在宗教領域的第二個特點，就是天主教徒選票的重要性，這也是過去數(shù)十年來美國大選的一個主要趨勢，再次印證了“得天主教者得天下”的說法。拜登是繼艾爾·史密斯、約翰·肯尼迪、約翰·克里之后第4位作為黨派提名的候選人競選美國總統(tǒng)的天主教徒，平時很少錯過主日彌撒，還經常隨身攜帶表示天主教徒身份的念珠，被視為是自1976年吉米·卡特當選以來最虔誠的總統(tǒng)候選人。

但拜登在諸如墮胎等議題上采取了越來越堅定的自由派立場，在一定程度上疏遠了包括天主教徒在內的宗教保守派，在2019年10月還發(fā)生過南卡羅來納州佛羅倫薩市圣安東尼天主教堂的天主教神父莫雷拒絕為拜登施與圣餐的事件；而拜登的競選搭檔卡瑪拉·哈里斯在參議院聽證會上對特朗普提名的聯(lián)邦最高法院法官艾米·巴雷特保守天主教社團背景窮追猛打，也引起部分天主教選民的反感。因此，拜登作為天主教徒在天主教選民中的天然優(yōu)勢，在一定程度上被其在宗教保守派的關鍵議題上的自由派立場所抵消。

天主教作為移民宗教，長期以來一直處在美國政治和社會生活的邊緣.雖然該教在19世紀下半葉逐步成為美國最大的教會。以約翰·肯尼迪當選美國總統(tǒng)作為標志，天主教會開始登上美國政治的中心舞臺。由于美國新教教會左右兩翼的分裂和極化，天主教逐漸成為美國宗教的中間勢力，甚至被稱為美國主流宗教的主流，對美國政治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當年肯尼迪競選總統(tǒng)時，其天主教徒的身份曾引起巨大爭議，而現(xiàn)在天主教徒參政議政，置身于美國政治的高端，人們早已習以為常。

有人形容說，對拜登而言，其獲得選民支持的因素不在于他“天主教色彩過重”，而在于“天主教色彩不足”。目前，美國眾議院連續(xù)3任議長以及聯(lián)邦最高法院9位法官中的6位都是天主教徒。但在完全融入美國社會生活的同時，天主教的政治立場也日趨多元化，從傳統(tǒng)上傾向民主黨開始轉向共和黨，在獲天主教黨員登記數(shù)量和政治支持方面兩黨幾乎平分秋色，使該教成為近數(shù)十年來美國大選中最大的搖擺選民群體。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wǎng)（CNN）的選后民調表明，在本次大選中，占成年人和選民總數(shù)20%的美國天主教徒對拜登和特朗普的投票支持率分別為52%對47%，而2016年天主教對特朗普和希拉里的投票支持率分別為50%和46%。

如果按族群細分，據(jù)美聯(lián)社的選后民調，白人天主教徒中57%投票支持特朗普，42%支持拜登；而在4年前則是64%支持特朗普，31%支持希拉里。在拉美裔天主教徒中，67%支持拜登，31%支持特朗普。因此天主教徒的選票，成了拜登勝選的重要因素。

天主教徒以較高比率支持在一些關鍵議題上與其相左的拜登-哈里斯組合，再次表明天主教徒和其他宗教群體一樣均非單一議題選民，以及一些天主教徒對教會訓導的不同理解。而拜登作為虔誠天主教徒的宗教身份、教宗方濟各對社會問題（包括貧困、難民、環(huán)保等）的關注以及對特朗普政府建造邊境墻等問題的批評，也舒緩了天主教徒尤其是天主教上層對拜登組合的反對意見。美國天主教主教會議在本次大選結束后即祝賀拜登當選，并號召美國人民摒棄前嫌團結起來。

少數(shù)族裔轉向特朗普的宗教因素

本次大選在宗教領域的第三個特點，是共和黨在爭取包括宗教選民在內的少數(shù)族裔中取得了不俗的進展，這也是本次大選最出乎意料的現(xiàn)象。拉美裔、非裔、亞裔、穆斯林等少數(shù)族裔盡管在總體上傾向支持拜登-哈里斯組合，但與4年前相比，他們對共和黨候選人的支持率均有一定幅度的增長。在全國范圍內，共和黨候選人也借助少數(shù)族裔的選票在一些戰(zhàn)場州或選區(qū)獲勝。

一些初步的選后民調表明，在本次大選中有超過1/3的拉美裔、超過1/4的亞裔和超過1/3的穆斯林投票支持特朗普，均比2016年有較大幅度的增長；非裔對特朗普的支持率要低得多，但特朗普在非裔男性中所獲支持率達到18%，比2016年增加了13個百分點。據(jù)《紐約時報》和CNN的報道，特朗普在全美各地所獲的拉美裔選票幾乎都比4年前有所增長甚至有較大幅度的增長。在得克薩斯州和佛羅里達州，尤其在一些拉美裔聚居的縣份，拉美裔幾乎以壓倒性的多數(shù)支持特朗普，足以抵消拜登組合在兩大州城市地區(qū)的選民優(yōu)勢而有余，為特朗普在上述兩州的完勝作出了貢獻。

本次大選中少數(shù)族裔尤其是拉美裔對共和黨和特朗普支持率的普遍上升受到廣泛關注，有論者認為少數(shù)族裔部分轉向共和黨及保守派政治主要是出于特朗普作為在任總統(tǒng)參選的優(yōu)勢，以及共和黨經濟政策更符合少數(shù)族裔的向上流動性、更強調經濟發(fā)展而非社會公平等原因，而且他們中很多人也并不自視為需要擺脫白人控制的受壓迫族裔。有研究表明大多數(shù)拉美裔自認為是“美國主流社會的新成員”，而只有1/4的拉美裔自認為是“有色人種”；而高達50%投票給特朗普的穆斯林選民自認為是白人，因此聲稱代表少數(shù)族裔的民主黨及其候選人對他們并沒有多大的吸引力。

有宗教學者則指出，這些選后觀察和評論所忽略的，是“廣普的基督教保守主義”以及美國約四分之一的基督教福音派是少數(shù)族裔等宗教因素，宗教保守派的主要議題諸如所謂宗教自由的公共表達以及墮胎等對他們也同樣關鍵。事實上無論在得克薩斯還是佛羅里達，拉美裔福音派的投票率都遠遠高于拉美裔的平均投票率，從而使特朗普在選舉中取得了“出乎意料的佳績”。

本次大選所反映的少數(shù)族裔對共和黨的某種轉向以及宗教保守主義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對共和黨是否能夠成為多種族中產階級政黨以及美國兩黨政治的未來，都可能產生重大影響。

拜登為何比希拉里贏得更多福音派選票？

本次大選在宗教領域的第四個的特點，就是基督教福音派，尤其是白人基督教福音派政治力量的衰落。在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基督教福音派在“道德多數(shù)派”、“700俱樂部”、“宗教圓桌會議”等旗艦組織的動員之下組織起來，與共和黨長期結盟，馳騁美國政治舞臺長達40年之久，先后助力共和黨人羅納德·里根、喬治·W.布什和特朗普問鼎白宮，并且在特朗普任期內使自身的政治影響力達到了新的高峰。

在本次大選中，作為特朗普政治基本盤的白人福音派以76%對24%、所有其他基督徒則以60%對39%的投票率分別支持特朗普和拜登，均比四年前略有下降，面對由基督教、天主教、猶太教、少數(shù)族裔宗教群體以及無教派者所組成的民主黨選舉聯(lián)盟，顯然相形見絀。就宗教本身而言，基督教福音派尤其是白人福音派在本次大選中的助選能力，主要受到以下兩大因素的制約：

一是人口學上的瓶頸。在過去40年來，基督教福音派在其政治影響力不斷擴張的同時，也經歷了信徒人數(shù)日益萎縮的危機，這一危機因西方社會基督教的普遍衰退而更形嚴重。在20世紀90年代美國基督教福音派的鼎盛期,其信徒人數(shù)曾高達約1/4的美國成年人口，而現(xiàn)在則只占15%左右。

據(jù)美國權威的宗教民調機構皮尤研究中心2019年10月發(fā)布的大型調查報告,基督教在美國“正在迅速衰退”：2019年有43%的美國成年人信奉基督教，比10年前下降8個百分點；20%的成年人信奉天主教，比10年前下降3個百分點。與此同時，無特別宗教歸屬者的人數(shù)占成年人總數(shù)的4%，比10年前增長2%個百分點；不可知論者占成年人總數(shù)的5%，比10年前增加3個百分點；自述無特別宗教信仰者占成年人總數(shù)的17%，比10年前增加了12個百分點。

基督教尤其是基督教福音派的此種頹勢在青年人中表現(xiàn)得最為明顯。在1928至1945年間出生的美國人（即所謂“沉默的一代”）中，84%信奉基督教，50%每周至少上一次教堂；而在1981至1996年間出生的美國人（即所謂“千禧一代”）中，只有49%信奉基督教，22%每周至少上教堂一次。隨著年輕人的流失，幾乎所有派別的基督教會都面臨信徒人數(shù)下降的局面。美南浸信會這一美國基督教的最大宗派教會在2020年6月報告說，該會信徒人數(shù)出現(xiàn)連續(xù)13年的下降，其2/3的教會成員到22歲時至少有退出教會一年的經歷。顯然，美國基督教福音派是以其超高的投票率來維系其政治影響力的。

二是基督教尤其是白人基督教福音派與特朗普政府的過度捆綁，正在逐步侵蝕該派的社會公信力。特朗普上任后幾乎不加掩飾地推進宗教保守派的政治、社會和宗教議程，被白人福音派信徒視為“文化戰(zhàn)爭的英雄”和“有史以來最親近宗教的總統(tǒng)”。但特朗普政府推行的保守主義社會政策，尤其是其煽動民粹主義和種族主義的一系列舉措，以及在抗擊新冠疫情上的拙劣表現(xiàn)，也加大福音派內部的裂痕。在某種程度上基督教福音派正在重蹈半個世紀前自由派教會上層的覆轍——因過度熱衷于政治而成為“缺少士兵的將軍”，并為其盲目支持及附和特朗普政府而付出代價?；浇谈Ｒ襞蓛炔繉μ乩势罩С至龅乃蓜樱矠榘莸歉傔x團隊的宗教外聯(lián)活動提供了一定的空間。

自20世紀90年代尤其是2004年大選以來，民主黨總統(tǒng)候選人為縮小與共和黨的“宗教差距”，開始打“宗教牌”，采取各種措施與共和黨爭奪宗教選民。在本次大選中，拜登競選團隊同樣打出了與美國南部基督教領袖會議“拯救美國的靈魂”的組織目標相類似的“恢復美國的靈魂”的競選口號，在其競選運動中諸如“不是我們的信仰政治行動委員會”、“信仰2020”、“基督徒反對特朗普主義和政治極端主義”、“為公共利益投票”、“親生命福音派支持拜登”等宗教外聯(lián)組織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動員眾多宗教領袖為民主黨站臺，結果使拜登在全國范圍贏得了近24%的白人福音派選票，比2016年希拉里所獲同一群體的選票增加了約8%個百分點。在一些戰(zhàn)場州如密歇根州，拜登贏得了29%的白人福音派選票，比4年前的希拉里多獲了15個百分點；而在佐治亞州，拜登所獲白人福音派選票也比四年前的希拉里多出16個百分點。

本次大選拜登在爭取白人福音派方面所取得的關鍵性進展，雖無法撼動美國宗教政治的傳統(tǒng)格局，卻足以抵消特朗普在拉美裔、非裔、亞裔、穆斯林等少數(shù)宗教群體中所增加的選票。

2020大選標志著“白人福音派美國的終結”？

總之，本次大選雖未改變宗教與美國大選政治的總體格局，但仍呈現(xiàn)了一些非常值得關注的趨勢。

首先，多年來美國學術界熱炒的美國宗教左右兩翼爭奪美國社會文化發(fā)展主導權的“文化戰(zhàn)爭論”，正在很大的程度上以政黨政治的形式成為現(xiàn)實。共和與民主黨兩大陣營不僅在許多政治和政策議題上分歧巨大，而且在關于美國核心價值觀和未來發(fā)展目標上也嚴重對立。

其次，基督教福音派尤其是白人基督教福音派雖未促成特朗普的再次當選，但在本次大選中仍助其獲得了美國總統(tǒng)選舉有史以來第二多的選民票，使共和黨在眾議院多獲了9席，并且使該黨有可能保持參議院多數(shù)黨的地位。2020年大選是否如某些學者所預言的那樣是“白人福音派的分水嶺”，甚至標志著“白人福音派美國的終結”，仍有待進一步的觀察。

再次，新一屆民主黨政府在國內政治上將對宗教保守派的社會和宗教訴求有所制約，并且在保護婦女和性少數(shù)群體權利等方面與宗教保守派有較大沖突；但在對外關系上，基于在所謂國際宗教自由問題上業(yè)已形成的兩黨共識、民主黨政府吸引宗教選民的政治需要及其所標榜的多元主義外交路線，民主黨政府將延續(xù)并且擴大前任政府以“推進宗教自由部長級會議”和“國際宗教自由聯(lián)盟”為核心的所謂國際宗教人權建制。所不同的是，民主黨政府將會以所謂人權外交框架來兼顧和推進其所謂國際宗教自由議程，并且更有可能將大國關系意識形態(tài)化。

（作者系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教授、上海高校智庫復旦大學宗教與中國國家安全研究中心主任、中國宗教界和平委員會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