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托馬斯·尼科爾斯

選自：《專家之死： 反智主義的盛行及其影響》（中信出版集團·見識城邦，2019）

托馬斯·尼科爾斯(Thomas Nichols)

美國海戰(zhàn)學院的國家安全事務教授，哈佛繼續(xù)教育學院兼職教授，美國參議院的前助理，紐約卡耐基委員會高級倫理和國際事務顧問，波士頓大學國際史學委員會委員，華盛頓國際戰(zhàn)略研究中心成員。主要研究領域包括外交政策和國際安全事務，作品還有《崇高的事業(yè)》、《無用：核武器與美國國家安全》、《毀滅的前夜：防御戰(zhàn)時代的來臨》和《俄羅斯總統(tǒng)》等。

鉆研某些課題的人總是傾向于認為別人也會和他們一樣對這些課題感興趣。但是，說真的，誰需要無所不知呢？大多數(shù)國際事務專家可能都很難通過他們專業(yè)領域外的一個地圖測試，那么，普通人不知道怎么準確定位哈薩克斯坦，又有何妨？畢竟，當盧旺達在1994年爆發(fā)種族屠殺，之后的美國國務卿沃倫·克里斯托弗（Warren Christopher）就必須知悉盧旺達的位置。所以，我們這些普通人平時又何必勞神把這些瑣事裝在腦子里呢？

沒有人能掌握那么多信息。我們盡力而為，當我們需要一些信息的時候，我們會把目光投向觸手可及的最佳信息源，向他們請教。我還記得我曾當面問過我的高中化學老師（當時我認為他什么都懂）一個元素的原子序數(shù)，一方面是想挑戰(zhàn)他，但主要還是因為我太懶了，不愿意自己查。他抬了抬眉毛，說他不知道。然后，他轉過頭指了指掛在墻上的元素周期表說：“所以科學家要用圖表，湯姆?！?/p>

毫無疑問，有些專家對普通民眾的抱怨是不公平的。即使是最周到的父母，消息最靈通的店主，最有公民責任心的選民，也無法緊跟從兒童營養(yǎng)到產(chǎn)品安全再到貿(mào)易政策的海量信息。如果普通公民都能吸收一切信息，那么他們從一開始就不會需要專家。

然而，相較于普通人信息貧乏這一歷史事實，專家之死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問題的本質不在于大眾對現(xiàn)有知識體系的漠不關心，而是掀起了一種敵意。專家的觀點或現(xiàn)有知識日薄西山，一股進擊的力量取而代之，主張關于任何問題的一切觀點都是平等的，沒有高下之分，這在美國文化中是前所未有的。在我們的公共話語空間，這是一場翻天覆地的變化。

這種變化不僅是空前的，也是危險的。對專家的不信任以及更為普遍的反智態(tài)度非但沒有好轉，反而進一步惡化。當索明教授和其他人提到公眾的無知莫過于半個世紀前的水平，這樣的話就算不帶來恐慌，至少也應該敲響警鐘。守住這條線還不夠。事實上，這條線可能根本沒守住：專家之死實際上威脅到了那些高估自身知識水平的人，讓他們多年積累的知識成果面臨倒退的危險。而民主社會中的物質財富和公民福祉也岌岌可危。

如果把大眾對現(xiàn)有知識的懷疑看作是鄉(xiāng)民的本性作祟，從而不加以理會，倒也很容易，在我們的刻板印象中，鄉(xiāng)民多疑且沒受過教育，抵制大城市里的知識分子，認為他們神神叨叨、故弄玄虛。但現(xiàn)實卻嚴重得多：帶頭抵制現(xiàn)有知識體系的是那些本應有些見識的人。

比如疫苗，實際上，文化水平低的小鎮(zhèn)母親中并不存在兒童疫苗項目參與率低的問題。由于公立學校有要求，她們不得不讓孩子打疫苗。結果反而是圣弗朗西斯科郊區(qū)馬林縣（Marine County）那些受過更多教育的家長抵制疫苗的概率更高。這些父母不是醫(yī)生，他們的教育水平不見得多高明，但剛好足夠讓他們有底氣去挑戰(zhàn)現(xiàn)已確立的醫(yī)藥科學。所以，違背常理的現(xiàn)象出現(xiàn)了：受過教育的父母做的決定比那些沒上過什么學的父母更糟，還把所有人的孩子置于危險境地，真是諷刺。

事實上，無知已經(jīng)成了一種潮流，一些美國人現(xiàn)在把抵制專家意見當作是文化多層次的徽章。比如美食家中興起的生乳運動，他們提倡人們有權攝入未經(jīng)加工的乳制品。2012年，《紐約客》（New Yorker）對此做過報道，提到“生乳以一種特殊的方式激發(fā)了美食愛好者的享樂主義”：

因為生乳未經(jīng)加熱或均質化，而且通常取自牧場畜養(yǎng)的動物，所以會更醇厚香甜，而且有時候還保留著農(nóng)場的氣息—些微讓人不舒服的味道，行家稱之為“牛屁股”?！鞍褪蠝缇▌儕Z了豐富的口感和芳香的層次?！敝鲝N丹尼爾·帕特森說。帕特森在舊金山有一家米其林二星餐廳，他曾經(jīng)在那里用生乳制作歐式卡仕達和美式費城冰激凌。

主廚帕特森是料理的專家，和他或任何主廚爭論口感是沒有意義的。就算巴氏滅菌法可能影響了牛奶的味道，但同時也殺死了會致命的病菌。

生乳運動不是一場由少數(shù)外來主廚鼓動起來的邊緣運動。生乳擁躉者不僅認為未經(jīng)處理的乳制品味道好，還主張生乳更健康，更有益于人類。既然生鮮蔬菜對我們更有益，那不是應該一切生鮮食物都這樣嗎？為什么不以大自然饋贈給我們的方式進食呢？為什么不回歸更單純、更簡單的時代呢？

那個時代可能是更簡單，但那個時代，人們也會時不時死于食源性疾病。不過說到底，這是一個自由的國度，美食家們都是耳聰目明的成年人，如果他們不惜冒著進醫(yī)院的風險，也要品嘗一下咖啡里面牛下部的味道，那是他們的選擇。而我也不宜對他們做出太尖刻的評價，因為我最愛的美食包括貝類海鮮和韃靼牛排，這些菜品所附的免責聲明總讓我覺得我在點一個違禁品。不過，就算生肉和貝類海鮮有風險，這也不算主食，尤其是孩子不會拿它們當主食，而生乳對孩子會造成直接的危險。

很快，疾控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的醫(yī)生試圖介入，但徒勞無功。疾控中心在2012年發(fā)布了一份報告指出，生乳制品導致食源性疾病的風險是滅菌乳制品的150倍。一名食品藥品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的專家更是毫不客氣地把飲用生乳制品比作食品界的俄羅斯輪盤賭。但生乳擁躉者絲毫沒有動搖，他們不僅自己繼續(xù)攝入未經(jīng)處理的乳制品，還堅持要把這種產(chǎn)品拿給那些沒有選擇或沒有能力理解這場論戰(zhàn)的消費者—他們的孩子。

為什么要聽醫(yī)生關于生乳的建議？要知道，他們在其他一些事情上出過錯的。比如食品，幾十年來，美國人被告知要限制雞蛋和某些脂肪的攝入。政府專家告訴民眾要減少紅肉的食用，增加谷物在飲食中的配比，大體上而言，就是要遠離任何口味好的東西。幾年后，研究發(fā)現(xiàn)，雞蛋不僅無害，可能還對身體有益；人造黃油反而比黃油更不利于健康；每天喝幾杯紅酒可能比滴酒不沾更有好處。

所以說，醫(yī)生是錯的。是時候從儲藏室取出培根芝士漢堡，再添上一杯馬提尼了嗎？

并不盡然。關于雞蛋的論戰(zhàn)已經(jīng)結束，但只關注美國人飲食的一個方面，就是本末倒置了。關于雞蛋的具體影響，醫(yī)生可能搞錯了，但他們也有對的地方，比如經(jīng)常吃快餐、猛灌含糖蘇打水或六罐裝啤酒對身體不好。一些人就是抓住雞蛋的新聞（就像之前，他們抓住一個關于巧克力是健康零食的假故事大做文章一樣）替自己辯解，把從不聽醫(yī)生的話說得多么合理，但很顯然，就幫助人們擁有健康飲食和健康體魄而言，醫(yī)生比超重的普通美國人更有發(fā)言權。

追根溯源，就是因為普通民眾沒法認識到，專家偶爾會在一些問題上犯錯和專家始終在所有問題上犯錯是兩碼事。事實上，專家正確的概率要大得多，尤其是在一些重要的事實問題上。但是公眾不斷地尋找專家在知識上的漏洞，這樣一來，他們就可以無視所有自己不喜歡的專家意見。

人的本性是其中一部分原因——后面我們會看到——人們就是喜歡尋找一切事物的漏洞。另外還有一個同等重要的原因——如果算不上更重要的原因——就是當專家和專業(yè)人士犯錯的時候，后果是災難性的。比如，一旦提到醫(yī)學建議的問題，你會發(fā)現(xiàn)，幾乎一定會有人拋出“沙利度胺”這個詞，好像只要說出這個詞，都不用詳加解釋，就已經(jīng)是最有力的反駁了。幾十年前，醫(yī)學界引入沙利度胺當作鎮(zhèn)靜劑，并且一度歸為孕婦可以服用的安全藥物。當時沒有人意識到沙利度胺會造成那么可怕的先天缺陷，但此后多年，那些四肢缺失或畸形的兒童照片就一直像陰云一樣籠罩在公眾的心頭，揮之不去。時至今日，這個藥品的名字已經(jīng)成了專家失靈的同義詞。

不過，并沒有人說專家不會出錯。準確地說，專家犯錯的概率比非專家低，這才是關鍵所在。那些人，一邊急不可耐地從歷史中翻出沙利度胺的災難，一邊習以為常地把幾十片藥塞進嘴里，從阿司匹林到抗組胺劑，有成千上萬種藥物經(jīng)過專家?guī)资甑呐R床試驗和測試證明是安全的。懷疑論者只看得到那一次嚴重的錯誤，卻想不到有無數(shù)的成功案例在延長他們的生命。

有時候，事后怪罪專業(yè)人士可能會讓人深陷其中無法自拔，還會帶來悲劇性的結果。2015年，馬薩諸塞州的一個會計斯蒂芬·帕塞里（Stephen Pasceri）的母親因為心血管病去世，終年78歲。帕塞里太太長年受到疾病困擾，包括肺氣腫，最終在一場修復心臟瓣膜的手術后去世。而帕塞里就堅信是醫(yī)治他母親的其中一位醫(yī)生邁克爾·戴維森（Michael Davidson）忽視了有關某種藥物的警告而把這種藥物用在了他母親身上。戴維森是波士頓一家頂尖醫(yī)院的心臟血管外科主任和哈佛醫(yī)學院的教授。這名會計跑去醫(yī)院，開槍打死了戴維森醫(yī)生，還原了專家之死的字面意思。帕塞里在犯案后飲彈自盡，留下一個優(yōu)盤，里面存著他關于這種藥物的“研究”。

顯然，斯蒂芬·帕塞里本來就精神失常，他母親的病故更是讓他錯亂了。其實和任何領域的專業(yè)人士聊幾分鐘，都會聽到類似的故事，只是情節(jié)上可能沒那么戲劇化而已。醫(yī)生和病人因為藥物發(fā)生齟齬是家常便飯。律師會描述一些客戶怎么不聽勸而損失金錢，甚至有時候鋃鐺入獄的事。老師會講一些家長怎么固執(zhí)，明明孩子的考試答案是錯的，還堅持說是對的。房地產(chǎn)經(jīng)紀人會說一些客戶買房子的時候罔顧他們的忠告結果掉入金錢陷阱。

專家之死已經(jīng)浸染到美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由于美國大眾的科學和數(shù)學能力不斷下滑，給了從肥胖癥到兒童期疾病的多種公共健康危機滋長的溫床。同時，在政治和公共政策的世界里——要想在這些話題上進行有理有據(jù)的辯論，至少要熟悉歷史、公民學和地理，這是很關鍵的——對現(xiàn)有知識的攻擊已經(jīng)到了令人瞠目結舌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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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之死：反智主義的盛行及其影響》

[美] 托馬斯·尼科爾斯（Thomas Nichols） 著

舒琦 譯

中信出版集團·見識城邦

2019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