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答辯”是一個圍繞歷史類新書展開對話的系列，每期邀請青年學人為中英文學界新出的歷史研究著作撰寫評論，并由原作者進行回應，旨在推動歷史研究成果的交流與傳播。

本期邀請美國斯基德莫爾學院（Skidmore College）歷史系副教授皇甫崢崢與三位年輕學者一同討論其新著《走入泰西的旅者：晚清外交與信息秩序》（Qing Travelers to the Far West: Diplomacy and the Information Ord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本文為第二篇評論。

一

1866年4月24日這天，63歲的斌椿自香港出發(fā)后，經歷了29天的海上之旅，終于在蘇伊士登岸，并于下午登上了開往開羅的火車。這是斌椿人生中的首次火車之旅，車上的一切，無論是運作機理，抑或鋪設陳列，均令這位來自遙遠東方的老人嘖嘖稱奇，尤其令他難以想象的是那追風逐電般的速度。驚喜之余，他口占七律一首：

宛然筑室在中途，行止隨心妙轉樞；列子御風形有似，長房縮地事非誣；六輪自具千牛力，百乘何勞八駿驅？若使穆王知此法，定教車轍遍寰區(qū)。

云馳電掣疾于梭，十日郵程一剎那；回望遠峰如退鹢，近看村舍似流波；千重山嶺穿腰去，百里川原瞥眼過；共說使星天上至，乘槎真欲泛銀河。（斌椿：《至埃及國都初乘火輪車》，《海國勝游草》，鐘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第1冊，岳麓書社，2008年版，第163頁）

斌椿（中坐者）參觀瑞典斯德哥爾摩某工藝美術展覽，攝于1866年

透過詩句，可以很明顯地感受斌椿因舊有的時空想象被打破而產生的驚訝與興奮。斌椿是滿人，曾在山西、江西等地擔任過知縣，賦閑后擔任海關總稅務司赫德（Robert Hart）的文案。此時他之所以能夠出現(xiàn)在埃及的火車上，是由于赫德于是年返英休假，建議清政府允派幾名學者與同文館學生隨同赴歐游歷，斌椿成功入選其列，并被授予三品官銜，事實上成為這一考察團中地位僅次于赫德的官員。使團雖是臨時指派，亦無正式的外交任務，卻成功掀開了近代中國人“走向世界”的新篇章。從旅行使團到常駐使館，“使外”逐漸成為晚清的一項定制，使臣群體也因而留下不知凡幾的文字記錄，斌椿的這首詩，只是龐雜的晚清使外記述中的九牛一毛。美國紐約州斯基德莫爾學院（Skidmore College）歷史系副教授皇甫崢崢（Jenny Huangfu Day）的專書《走入泰西的旅者：晚清外交與信息秩序》（Qing Travelers to the Far West: Diplomacy and the Information Ord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便揀選晚清史上六位較有代表性的外交官員為考察對象，透過他們的海外見聞或交涉記錄，以管窺自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至甲午戰(zhàn)爭的三十年間使臣群體對西方的記錄與認知的微妙變化，并進一步求索這一時期海外信息秩序的構建過程。

在既往研究中，不乏著墨均曾于晚清出使問題有所涉獵，但就使臣、使館留下的大量文字材料而言，相關研究的規(guī)模似尚有較大的擴充空間。之所以出現(xiàn)這一局面，或與20世紀初改良派及革命派對清廷的批判不無關系。梁啟超在《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一文中有這樣一段文字：

記得光緒二年有位出使英國大臣郭嵩燾，做了一部游記，里頭有一段，大概說：“現(xiàn)在的夷狄，和從前不同，他們也有二千年的文明?！眹唵眩闪瞬坏?，這部書傳到北京，把滿朝士大夫的公憤都激動出來了，人人唾罵，日日奏參，鬧到奉旨毀版才算完事。（梁啟超：《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1923年2月），《少年中國說》，中國言實出版社，2017年版，第237頁。）

在這段話中，梁啟超將出使英國的郭嵩燾與他的批評者置于“進步-排外”的二元對立框架中，由此便順理成章地使讀者產生了這樣的認知：正因清廷的專制和對儒家傳統(tǒng)的固守，故而阻滯了中西溝通與社會進步。這一認知將“清廷未能及時改革”與“晚清中國的民族危機”二者間構建出一層因果關系，并隨即成為一種對晚清外交活動行之有年的解釋框架。然而根據皇甫教授的發(fā)現(xiàn)，郭嵩燾的游記最初恰是由官方出版，欲借此傳播西學，即使在被封禁之后，仍有大量知識精英對該書充滿熱情。二元對立的解釋框架長期流行，在與費正清的“沖擊-回應”理論結合之后，似乎愈發(fā)成為“真理”，即19世紀60年代之后中國外交制度的變動是模仿歐洲的“現(xiàn)代”舉措，是在外國的武力威逼下采取的無奈之舉，且與中國的“傳統(tǒng)”格格不入。近年來，隨著《走向世界叢書》、《近代中外交涉史料叢刊》等書系對近代外交官日記及外交檔案的整理、披露，為中國視野的“外交主體性”回歸起到助推作用，本書亦希望擺脫二元話語以及20世紀80年代興起的“現(xiàn)代化”范式的桎梏，而傾向于采取比較史學的視角，將近代中國的變遷視為一種“動態(tài)的、建設性的過程”，其中對西方的認識以及與之相關的信息網絡構建便是這項長期過程的一個環(huán)節(jié)。

本書借助對幾位外交官旅外資料的深入解讀，試圖回答如下幾個問題：是什么促成了他們各自的西方認識？又是什么促使或阻礙了他們對文字記錄的保存？當這些文本一旦釋出，又會產生何種影響？質言之，本書除了關心文本的內容，還格外關注文本生產和流通過程中的實踐與假設。晚清外交信息網絡中諸多環(huán)節(jié)的不確定性致使我們很難認為“接受和贊揚西方意味著一種自由的態(tài)度”，而“反對與批評則是愚昧、固守傳統(tǒng)、文化孤立的表現(xiàn)”。信息往還交錯之間，“新”與“舊”恐怕也很難再有歷歷可辨的壁壘。

二

全書凡六章，前三章強調19世紀60至70年代之間“游記”（travel literature）式的書寫形式在外交官外事文本記錄中的突出地位。第一章選擇了開篇述及的斌椿作為主人公。斌椿旅歐歸國后，將旅途中的見聞日記整理成《乘槎筆記》一書，成為清朝官員根據親身體驗對“西方”的第一次直接描述。在書中，斌椿將西方描繪成一個充滿神奇、美麗、秩序和美德的國度，盡管其風土人情與中國頗多歧異，但歐洲人熱愛和平、勤勞、文明等品質卻具有典型的中國儒家氣質。通過對傳統(tǒng)使臣記錄的模仿，西方國家在斌椿筆下幾乎與中國的“朝貢國”地位趨同。然而充滿文學性的筆觸難以收集有效的外事信息，這使得斌椿的記述難孚李鴻章等人之望。在斌椿之后，出使西方的官員不得不面對一個問題：如何使自己帝國特使的身份與清廷不斷變化的需求相協(xié)調。

為了解決這一矛盾，后斌椿時代的使團付出了持續(xù)的努力。第二章聚焦被后世稱為“蒲安臣使團”的出訪活動，但關注對象卻并非被中方任命為“辦理中外交涉事務大臣”的美國人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而是以記名海關道頭銜隨行的滿人志剛。書中指出，此次使團出訪是為在后續(xù)條約修訂中不落下風，而清廷關于派遣使團與否的爭論并非囿于禮制，而是現(xiàn)實政治致使部分人對出使的實際效力存疑。作為一名深受“陸王心學”影響的學者，志剛將其學術體系引向對社會經濟有益的一面，試圖發(fā)掘中西方人性的共通點，及主宰萬物的抽象而普遍性的原則。然而由于缺乏制度慣例，志剛及其同僚孫家谷的旅途記錄并未被朝廷重視。一部分士人則表現(xiàn)出與朝廷相反的態(tài)度，他們通過非官方渠道找到志剛的日記，并在編輯時對其內容進行自我審查：刪除了文中對西方的明確贊揚。這表明對外國的有限度描述與其說是朝廷政策，不如說是士人對儒學和成例的恪守。

第三章以張德彝的職業(yè)軌跡為線索，考察了語言訓練和出使經歷對外交官個人發(fā)展及對外信息形態(tài)構建的重要影響。1866年時，未及弱冠的同文館畢業(yè)生張德彝便隨蒲安臣使團出訪歐美，之后又多次出使隨訪海外。從隨行翻譯逐步成為獨當一面的外交官，豐富的使外經歷使他留下了多部以《述奇》為名的旅行日記。隨著個人身份的轉變，張德彝日記的內容亦從偏好記錄外國新奇的日常點滴，轉為管理與外交相關的資料、檔案。由于張德彝缺乏正統(tǒng)的儒家教育，其曾長期難以擔任較高的外交職務，而其早年的語言和外交訓練又致使其使外日記中對歐美國家的贊揚超出一般時人可以接受的程度。惟其如此，其早期記錄中呈現(xiàn)出頗多異于官方態(tài)度的國外生活面相。

青年張德彝

隨著駐外公使館的建立，清朝涉外知識的產生、傳播以及外交信息秩序的建設進入到一個全新的階段。作為首任駐英公使，本書第四章的主角郭嵩燾對于清朝籌建駐外使館無疑功莫大焉。作為一名經世學者，郭嵩燾一度認為比起設立常駐公使，關注民生和資源管理才是更為迫在眉睫的任務。然而馬嘉理事件的發(fā)生使郭嵩燾不得不接受赴英道歉并常駐彼國的任務。按照清制規(guī)定，駐外使館與總理衙門屬平行機構，使館的建設和任務在在顯示出隨意性，公使也具備較高的獨立自主性。盡管如此，郭嵩燾的外交團隊中仍然充斥著中外各種勢力，遂致使館建立之初便存在不同利益之間的緊張關系。在《使西紀程》一書中，郭嵩燾將西方的統(tǒng)治方式內化為“三代”的理想制度，將帝國主義、國際法、科學發(fā)現(xiàn)、基督教和歐洲教育體系等視為西方“有道”的證據，郭氏也因此遭到國內大量士人的抨擊。郭氏與國內聯(lián)絡的公使通信由于并無規(guī)制可循，且朝廷、總署、使館三者之間的溝通亦多不暢，常常使國內官場陷入尷尬境地。

如何在保證國內受眾能夠接受的基礎之上有效傳達外交信息，構成了第五、六章的主題。第五章著重介紹了曾國藩之子曾紀澤的外交實踐。1878年，曾紀澤出任駐英法大臣，在其任職期間，出使日記這一傳統(tǒng)的外事記錄逐漸退居二線，取而代之的是新興的遠程通信技術——電報，該技術將總理衙門、南北洋通商大臣、沿海督撫以及駐外使館有機聯(lián)系起來。電報技術的利用使曾紀澤主導下的公使館成為新聞、報告、奏折的總匯之地，既增加了朝廷獲取信息的能力，又削弱了中央集權的控制。曾紀澤在辦理交涉時，拒絕將國際法作為談判時的唯一依據，而是主張尊重國情和先例，用巧妙的外交辭令維護清廷的利益。然而諷刺的是曾紀澤的外交成就在某種程度上得益于使館與朝廷的天各一方，以及國內官員對使館檔案內容的不明就里。第六章的論述對象薛福成在桐城派的啟發(fā)下，將外交文件分為奏折、咨文、書函、批示以及照會等五類，并模仿顧炎武的《日知錄》，將傳統(tǒng)的出使日記進行了體裁革新。在對西方知識的詮釋層面，薛福成廣泛利用了“西學中源說”，以確保其想法能得到國內知識界的普遍接受。種族學說及殖民擴張理論等西式理念也被薛福成有意識地結合起來，作為“大清帝國”戰(zhàn)略的重要方針。薛氏對出版事業(yè)的關注也對后來外交知識的向非官方領域的滲透打下了堅實基礎。

郭嵩燾

三

約瑟夫·奈（Joseph Nye）認為，隨著信息時代的到來，“權力正在從‘擁有雄厚的資本’轉向‘擁有豐富的信息’”，實則早在帝制時期，掌握信息對于操控國家政權的關鍵作用便已坐實。王朝民情政令的上傳下達，便全賴信息系統(tǒng)的運作，其效率直接與政權的政務處理能力接榫。近年來，章清、潘光哲、張仲民等學者對近代西學知識的制造、傳播及接受等相關問題有重要推進，也促使學界廣泛關注知識、信息傳播與中國近代轉型的重要議題。本書同樣將“信息”作為全書的重中之重，并納入到秩序與制度的視野中加以考察。從幾位外交官留下的外事記錄中，皇甫教授敏銳地捕捉到他們分別將自己視作旅人、王朝使節(jié)、學生、學者、外交官及戰(zhàn)略家，不同的身份認知衍生出不同的記錄體裁及內容取向，于是我們看到出使日記等文件從斌椿時代的文學性創(chuàng)作逐漸被曾紀澤時代更為嚴謹高效的電報技術所取代，而在薛福成等人的努力下，外交官的交涉知識與西方體驗亦逐漸打破官方的藩籬，惠及廣大紳商、士人。在與外國政府進行直接的外交往來時，外交官們一般遵循西方成例，而一旦通信對象變?yōu)閲鴥?，他們便會對文本的修辭多加揣摩，尤其是在涉及西方值得學習的方面時，需要在表達贊同與保持距離間尋得微妙的平衡，書中將此稱為“中西之間的可公度性”（Commensurability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西學中源”理論便是建立這一可公度性的重要橋梁?；矢淌谶€引入了斯圖亞特·霍爾（Stuart Hall）的理論，將使臣文本的記錄視為“編碼”（encoding）的過程，而這些知識或信息在不同的受眾中被傳播與消費，則是一個“解碼”（decoding）的過程，這兩個概念的引入稱得上別出心裁，且恰如其分。

本書亦著力于揭示使團派遣及國內外信息交流背后的各類“網絡”?；矢淌跍蚀_地將使臣外交記述的國內傳播網絡分為兩途，一為以朝廷與總署為代表的官方網絡，一為對外事好奇的通商口岸士人網絡以及由此衍生的消費群體，盡管官方出于各種考量常常對使臣提交的文件采取保密措施，通商口岸的士人群體總能夠通過非官方渠道獲取相關資料并在圈內普及。而當電報這一更高效的傳訊方式得以利用后，作為傳播網絡一環(huán)的駐外使館具備了更為突出的自主性。另一類網絡或可稱為“總署-同文館”網絡，這與使團的派遣脈脈相關。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之后成立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客觀上為中國官員與英國人赫德（Robert·Hart）、美國駐華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以及英國駐華使館參贊威妥瑪（Thomas Francis Wade）等人的密切交往創(chuàng)造了機會，同時總署轄下的外文學校——京師同文館的開辦也使得諸如包爾騰（John Shaw Burdon）、馬士（Hosea Ballou Morse）、丁韙良（William Alexander Martin）等外籍教習與官方的聯(lián)絡漸趨密切。不難發(fā)現(xiàn)，斌椿、志剛、郭嵩燾的出使在某種程度上離不開赫、蒲、威等人的推動，而歷次出使班底中，出身同文館的人員比例又是相當可觀的，這一點在蘇精、李文杰等前輩的研究中已有著墨，足見這一網絡對于構建海外信息秩序的基石作用。徐國琦先生近年來呼吁對近代中外交流中“共有的歷史”的關注，本書對“總署-同文館”網絡的強調同樣可以提示我們理性看待近代外國駐華人士在中國外交近代化進程中的位置。

近年來興起的“從周邊看中國”及尋找“遺失在西方的中國史”等研究潮流，對于學界重新認識中國的歷史定位、發(fā)掘被忽視的外文資料等層面，均有撥云睹日之助?！八摺焙汀斑h人”對中國的觀感自然重要，而當中國化身“遠人”，乘桴海外，其體驗與隨之而來的西方認識同樣值得關切，皇甫教授的這部著作便是基于這一視角的有益探索。更可貴的是，本書并未止步于描述中國旅外官員的異國感知，而是將外交知識的傳播、接受及朝野互動置于同等地位加以考析，將外交寫作視為一種“交流的過程”，實現(xiàn)了“由內而外再至內”的研究視角。也正因對流動性、異質性及矛盾性的綜合考量，使本書得以與傳統(tǒng)的“沖擊-回應”理論進一步商榷?；矢淌跓o意于采用西方與非西方、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拒絕與接受等簡單的二分法，亦不愿落入側重價值評價的窠臼，而是力求揭示更為復雜的歷史面貌。職是之故，本書展現(xiàn)了諸多耐人尋味的圖景，比如以往被目為保守人物的斌椿其實未必抱殘守缺，他對歐洲的文化科技有著由衷的贊賞；晚清也并非單方面受惠于日本舶來的近代知識，《乘槎筆記》在明治初期便傳入日本，并對其政治改革產生重要刺激；出使人員在收獲新知的同時，對歐美社會因工業(yè)化帶來的社會問題、資源枯竭等也有著深刻的反思；19世紀90年代，薛福成甚至主張將中國改造成“殖民帝國”，等等。

本書既是一部外交人物史，也是一部外交制度史。如果說李文杰教授所著《中國近代外交官群體的形成（1861－1911）》一書為我們深入勾勒了晚清外交官人事制度層面的演進，本書則側重于對晚清外交活動中信息溝通與傳播制度的探討。本書以1866年至1894年間先后任職的六位外交官員為中心，利用他們的對外交涉實踐串聯(lián)起晚清對外信息秩序建構過程中的數個階段，突出了個人在制度變遷中的重要作用；同時擅長分析人物的成長經歷、學術背景，以最大限度地理解外交官們的內心世界，厘清其外交體驗及書寫背后的行思邏輯。人事與制度本是政治史研究的核心要素，可以說本書做到了人與制度的有機結合，近乎“活”的歷史，而這亦得益于皇甫教授從比較文學、傳播學、思想史、文化史等學科門類中的集思納新。在制度的考察層面，本書格外關注內政外交之間的緊密聯(lián)系。就內政對外交的影響而言，政局的變動、執(zhí)政者的政策走向自然是題中之義，譬如蒲安臣使團的成立便有清廷將談判地點轉移到國外、避免西方遠征中國的考量，曾紀澤的離任亦或與國內“甲申易樞”的變動表里相依。然而筆者以為內政影響外交尚有隱性的一面，外交和“內宣”從來都是難分彼此的，清廷除了希望借助外交實現(xiàn)“和戎”，同時也要借助外交鞏固政權合法性，達到“安內”之效。對于這一層面相，本書在考察外事記錄的撰寫及編輯時亦有所涉及。王汎森先生在《權力的毛細管作用》一書中曾指出清代文獻中存在“自我壓抑”的現(xiàn)象，而在本書中，皇甫教授指出晚清的外交官或國內的編輯者同樣會因顧慮國內的接受情況及政治影響，而對外交文獻進行“自我審查”。

四

礙于學力，筆者在拜讀之余，對書中部分內容觀點尚存疑問，借此機會約略陳之，以求教于皇甫教授：

本書對晚清外交信息秩序的構建過程的認識可謂獨具只眼，對外交官文本記錄的體裁變化也多能見微知著。但書中有關外交官群體與利用“西學中源”理論之間的關聯(lián)探討，竊以為或有進一步考量之處。書中提出曾紀澤是晚清使臣中最早運用這一學說來促進中西交流的人，而薛福成則在文本中將這一思路做了更為深入的闡發(fā)。筆者并不懷疑曾、薛二人在推動“西學中源”與外交文書寫作結合方面的巨大作用，但筆者認為這一思路其實是外交官群體普遍認可且于晚清諸階段一以貫之的。早在斌椿出使時，便常將歐洲君主以古代圣王作比，認為他們已經具備儒家統(tǒng)治者的特質；志剛在考察美國機械設備時，也曾表示一些基本原理是基于中學的延伸；張德彝則認為美國是遵循儒家傳統(tǒng)治國的開明國家；郭嵩燾更是盛贊國際法繼承了三代時期的優(yōu)良傳統(tǒng)，以上種種論調雖屬刻意比附，但無論將其視作一種心理補償、自我欣賞抑或是修辭策略，都很難擺脫“西學中源”的烙印，盡管書中認為志剛強調的是“萬物的普遍性”，與“西學中源”尚有距離。另外，筆者以為對“西學中源”的定義不宜狹化，對于世界秩序的敘述也應納入“學”的范疇，即傳統(tǒng)的“天下觀”、“宗藩體系”都是“中學”的表現(xiàn)形式，由此觀之，使臣們將自己視為出使朝鮮、越南等國的“星使”，將歐美列國比作朝貢國的行為便同樣是典型的“中學西源”的表述，譬如時人便認為斌椿的記錄是對中國“懷柔遠人悠久傳統(tǒng)的延續(xù)”。

本書側重于發(fā)掘信息流轉在晚清外交的制度變遷中的巨大影響，但還應考慮到出使的任務包羅多面，并非只有信息的搜集及文本的制造、傳播，御敵于國門之外同樣是出使的重要任務。張曉川教授曾將國內交涉中的“摒擋”歸納為四途：總理衙門為內廷之“摒擋”，南北洋通商大臣為總署之“摒擋”，各省督撫為通商大臣之“摒擋”，關道、局所委員為督撫之屏擋，總結頗為精準。筆者循此思路，認為駐外公使或許可作為國內交涉事務的“摒擋”。目前本書立論主要基于使臣們展現(xiàn)給國內的信息與文本，而與外國政府之間的交涉往來，書中并無太多展現(xiàn)，而這些交涉（尤其是駐外使館建立之后的交涉）文本恐怕在信息秩序的形成中有相當關鍵的作用。目前皇甫教授整理的《晚清駐英使館照會檔案》已經問世，具有巨大史料價值，其中涉及大量具體的外交事件，是否可從個案入手做更為具體的考察？或可對上述問題有所補遺。與此類似的是，信息的傳播與接受同樣并非單純地局限于國內。作為外交使團，除了搜羅信息，還有釋放信息的任務，其中很重要的一面便是向列國展現(xiàn)中國的形象，這又是一個怎樣的過程？外交官是如何展示國情與國格，外人又是如何理解與接受？這有待進一步的挖掘。

皇甫崢崢整理：《晚清駐英使館照會檔案》（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出自《近代中外交涉史料叢刊》

優(yōu)秀的著作總能引人舉一反三。筆者在閱讀本書的過程中頗受啟發(fā)，以為根據書中內容尚可引申出多個可以另辟專章的課題，譬如總理衙門對出使文本、西學著作的選擇、刊印是一項怎樣的制度？其外交文書檔案的保密制度又是如何運作，實效如何？清末出現(xiàn)了許多非常駐的流動使團，譬如載灃使團、載振使團，以及出洋考察政治的五大臣使團，與常駐使館相比，這些使團與國內之間又形成了怎樣的信息秩序？其文本的制造、傳播與接受又呈現(xiàn)出怎樣的面貌？諸如此類，皆有待于方家考實。

小結

過去我們常將林則徐、魏源、徐繼畬等人稱為第一代“開眼看世界”的士大夫。這一群體先后編撰的《四洲志》、《海國圖志》、《瀛寰志略》等著述無疑對中國人改變傳統(tǒng)的“天下”觀念起到創(chuàng)榛辟莽之功，然而單純依靠這類在國內編撰的“世界”知識尚不能有效地滿足清廷對海外實況的渴求，亦遠不能實現(xiàn)對外信息秩序的構建，遑論近代外交的轉型。只有當斌椿、志剛、張德彝、郭嵩燾、曾紀澤、薛福成等外交人員遠離故土，奔歐赴美，中國對海外的認識才真正由“開眼觀世”進入到“躬身入世”的階段，歐美諸國開始成為可被感知與體驗的客體。于世界體系而言，這是中國“進入國際大家庭”的關鍵一步，而揆諸當時外交官群體的心態(tài)，此舉不啻攜“世界”知識以歸故國的重大嘗試，“每一位外交官都用自己的方式來組織基于其對社會、政治和知識的關注的世界知識”，不同的釋義群體，又出于各自的策略和核心假設，使文本的意義從屬于自己的視角。本書以翔實的史料與酣暢的筆觸，將這一紛繁復雜的過程細細展開，為學界獻上了一項頗具分量的成果，也定將為駐外使館、使臣的后續(xù)研究導夫先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