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已有幾十本著作論述冷戰(zhàn)期間的美國外交大師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而在此之前沒有一本英語著作專門講述基辛格的老對頭和辯論對手——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主流觀點認為，基辛格的影響比布熱津斯基大，他幫助促成了中蘇反目并斡旋緩和美中關系。這兩本書則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觀點。

        這兩本書一本是波蘭記者兼經(jīng)濟學家安杰伊·盧博夫斯基所著，另一本是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的查爾斯·加蒂編纂的。兩本書提出了一個共同的觀點：歷史忽視了布熱津斯基在預見并促成蘇聯(lián)倒臺方面所扮演的關鍵角色。在加蒂編撰的講述布熱津斯基65年職業(yè)生涯的文集中，弗朗西斯·福山寫道：“很難想象有比被實際歷史事件進程證明更正確的人了?！?/p>

        將基辛格與布熱津斯基比較一下，就會發(fā)現(xiàn)兩人有著不可思議的相似之處。兩人均出生于戰(zhàn)火紛飛的歐洲：基辛格1923年出生于德國，布熱津斯基1928年出生于波蘭。兩人均于1938年離開歐洲，踏上北美的土地。兩人均是作為哈佛(Harvard)等大學的優(yōu)秀學者逐步攀上權力頂峰的。兩人也都保留了他們的外國口音，卻成功地躋身美國白人上層社會，成為戰(zhàn)后美國外交政策的權威人士。正如那個笑話說的那樣：“美國是一個可以讓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不用改名都能名聲鵲起的地方?！?/p>

        現(xiàn)在說說兩人的不同之處?；粮褚陨瞄L逢迎出名：他幾乎總是能讓對手們相信自己贊同他們的看法。以色列前總理西蒙?佩雷斯(Shimon Peres)表示：“恕我直言，他是我見過的最狡猾的人?！辈紵峤蛩够鶆t說一不二——為了更容易叫，布熱津斯基經(jīng)常被人稱為“Zbig”。他在上世紀50年代剛出道時作為一名志向遠大的蘇聯(lián)問題研究專家(Sovietologist)是這種性格。到了上世紀70年代末，布熱津斯基成為吉米?卡特(Jimmy Carter)立場強硬的國家安全顧問、負責美國的外交政策時，他仍然是個說一不二的人。無論過去還是現(xiàn)在，他在不同意你的觀點時都會坦言告知。領教過他這種風格的包括基辛格本人——布熱津斯基曾經(jīng)發(fā)現(xiàn)基辛格“欣賞敵人而厭倦朋友”。

        或許是因為出生于波蘭，布熱津斯基從未懷疑過蘇聯(lián)的意圖。他對俄羅斯民族主義幾乎是出自本能的了解——他相信最近的烏克蘭事件繼續(xù)證明了這一點——這讓他與那些專注蘇聯(lián)意識形態(tài)研究的學者有所不同。用以色列學者什洛莫·阿維內(nèi)里(Shlomo Avineri)的話來說，這種“維斯瓦河上的窗口”讓布熱津斯基產(chǎn)生了被許多人認為帶有攻擊性的懷疑態(tài)度，但后來的局勢發(fā)展證實他的懷疑是對的。他正確地預見蘇聯(lián)將逐步走向解體以及其華約條約衛(wèi)星國民族主義的爆發(fā)。他在卡特執(zhí)政時期盡力推動這一過程?；粮裣嘈拧皺嗔Φ木狻?，而布熱津斯基始終對此不以為然。正如另一個笑話所言，與蘇聯(lián)和平共處意味著：“我的是我的，你的我們拿來談判”。

        事后來看，人們認為在卡特擔任總統(tǒng)期間美國外交政策搖擺不定，而之前的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是外交天才，其后的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則在外交上絕不屈服。這種看法是不公平的?？ㄌ赜兄艽蟮挠绊懥?，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布熱津斯基。布熱津斯基利用1975年的《赫爾辛基協(xié)定》(Helsinki treaty)在人權問題上刺激蘇聯(lián)，幫助催生了地下文學(Samizdat)以及其他異議工具。他推動美蘇兩國簽署了《戰(zhàn)略武器限制協(xié)議》(Strategic Arms Limitation Agreement)以削減核武器，雖然該協(xié)議最終未獲批準。在蘇聯(lián)入侵阿富汗之后，他說動卡特為圣戰(zhàn)者抵抗運動提供資金。在加蒂編纂的書中，大衛(wèi)·羅斯科普夫(David Rothkopf)寫道：“卡特和布熱津斯基不僅預見到了蘇聯(lián)的沒落，而且還幫助推動了這一過程?！贝送庠谒奈有?，以色列和埃及簽訂了歷史性的《戴維營協(xié)定》(Camp David Accords)。

        他們也有過失敗，最嚴重的要數(shù)伊朗人質危機。在1979年伊朗革命爆發(fā)數(shù)月前，卡特將伊朗王統(tǒng)治下的伊朗稱為“穩(wěn)定之島”。布熱津斯基對中東局勢的理解永遠趕不上他對俄羅斯的感覺。即便在今天，雖然布熱津斯基或許是美國最敏銳的外交政策評論員，但他也有“盲點”。布熱津斯基認為印度是一個不太可能生存下去的多種族國家，這是一種通過蘇聯(lián)視角看世界的后遺癥。然而在20世紀末偉大的美國外交官當中，他鮮有對手。正如盧博夫斯基指出的那樣，在基辛格所著的740頁的《大外交》(Diplomacy)中沒有一處提及布熱津斯基是不公平的。

        這兩本書早就應該問世了。然而，布熱津斯基值得人們再為他撰寫一部翔實完整的傳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