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鍾書記陳衍語謂：“陳柱尊人尚好學(xué)，下筆亦快，惟大言不慚，嘗與予言，其詩有意于李杜蘇黃外別樹一幟，余笑而存之”。鍾書對曰：“柱尊真可當(dāng)土匪名士之號?！毖茉唬骸捌奉}極切。”（《石語》）

        按，“土匪名士”這個外號的版權(quán)，可能屬于曾國藩。朱克敬《瞑庵二識》卷一：“曾文正公督兩江時，有何太史者，記聞極博，下筆千言而無理法，曾公嘗稱為土匪名士。”

        這個“何太史”，似指何應(yīng)祺。惟清人慣稱翰林為太史，而應(yīng)祺未入翰林，不應(yīng)有太史之稱。然而，自“下筆千言而無理法”論，應(yīng)祺又特別合格。

        李慈銘論應(yīng)祺之文，嘗謂：“頗以古文自負(fù)，而不知學(xué)。文亦頗有筆力，惜用字無根柢，多不如法?！保ü饩w八年正月初四日記）前輩蔣琦齡的品評，則不一樣，他說：“世之傳者，不皆桐城之派，新城之法，而世之為桐城、新城者，不卒皆傳也。大作開張精美，根底之深又原于性情之厚，無意于工，自無不工，所謂言有物者也，豈猶以音律體例自歉耶?！保ㄊY琦齡《空青水碧齋文集》卷六《答何鏡海觀察書》）其實兩人說的是同一種現(xiàn)象。

        至于應(yīng)祺自我批評，也曾回應(yīng)“下筆千言而無理法”的指責(zé)。他為湘軍名將王錱撰寫家傳，洋洋數(shù)千言，文末自記，云：

        “自桐城派盛，記敘之文好言剪裁，每蹈削事就文之弊，實則掩其力之不足耳。近人每見大篇，輒誚為冗長，不知其氣勁，其筆遒，固不得以字?jǐn)?shù)多寡相訾謷。此傳所敘近百馀戰(zhàn)，無一雷同處，鄙意欲矯時弊，特恨力有未逮耳。”（《守默齋雜著?王壯武公傳》）

        顯然，應(yīng)祺不是專欄編輯喜歡的作者，但是，說他“無理法”，他是不認(rèn)的，反而他是要故意破壞世俗所謂的桐城文法，極有理論自覺。

        應(yīng)祺的生卒，諸書皆謂不詳。按，咸豐十一年（1861）他作《上曾滌生尚書書》，云：“男兒三十，已非少壯，祺又過二”；是知他生于1830年。光緒《湖南通志》卷一百七十六謂應(yīng)祺“年五十四卒”，則知他死于1883年。

        他是湖南善化（今長沙）人，自少生長在廣西。以故，他“師事朱琦（按，廣西人），受古文法?！保▌⒙暷尽锻┏俏膶W(xué)淵源考》）前揭與他長函暢論時事與文心的蔣琦齡，也是廣西人。他的姐夫，道光二十一年的狀元龍啟瑞，仍是廣西人（《浣月山房詩集》卷三《寄內(nèi)弟何鏡海應(yīng)祺》）。及長，他又隨廣西人王必達(dá)入江西，見曾國藩，受到賞識，開始自己的事業(yè)。

        他的妻子濮文綺（1833-1896），江蘇溧水人，是晚清才女，著《彈綠女史詩稿》與《彈綠詞》（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嘗作《虞美人?種桃花》，膾炙人口，詞云：

        “劉郎去后無音信，春色飄零盡，莫隨流水去人間，未到花開先護(hù)小闌干。 香泥潤透連宵雨，淡影斜陽里，畫簾春困綠窗人，別有一天幽恨不分明?！?/p>

        不知是不是對應(yīng)祺發(fā)出的閨怨。

        約在咸豐八年末，應(yīng)祺進(jìn)入曾國藩幕府，其間或治文牘，或獨(dú)領(lǐng)一營，文武兼才，迭奉褒獎，直至同治五年，才離幕單飛，仕至廣東高廉兵備道，“有政聲”。他的干濟(jì)之才，可從一件軼事看出。國藩在幕中喜歡開玩笑，一日，“與諸客議事，因曰：天下事有非賢豪所能濟(jì)者，有非庸人所能辦者，當(dāng)別設(shè)一科，曰絕無良心科”。應(yīng)祺應(yīng)聲而起，說：“公求此選，舍我其誰。”（《瞑庵二識》卷二）此處“絕無良心”，不是說喪盡天良，殆謂臉皮要厚，心竅要活，說來不好聽，然而對于“效奔走之節(jié)，供指揮之用”的辦事能員，實在是必備素質(zhì)，故應(yīng)祺勇于自承，不以為嫌。

        不僅不以為嫌，他大概還很滿意自身所具的這分氣質(zhì)。同治十一年春，諸位名人在長沙絜園聚會，繪圖為記，郭嵩燾描述圖中的應(yīng)祺，云：“蹲踞地上，偉干蹣跚，自負(fù)霸王之略，善化何鏡海（按：應(yīng)祺字）觀察也?！保ā督e園展禊圖記》）

        面上，應(yīng)祺“狂譎不羈”，實則“資性奇敏，論多精確”（朱克敬語）。

        如論郭嵩燾，他說：“郭筠仙非無謬處，其謬處皆可愛。李法曾盡有好處，其好處皆可殺”；時人以為的評。

        如論湘軍與淮軍的盛衰，他說：“皖人之起，方興未艾，而楚才一敗無余。問何故，曰：皖人互相推舉，有拔而起之，莫擠而止之。楚人日尋戈矛以相賊傷而已。稍有名望，必益為垢毀所集。凡家庭骨肉相賊害，其家之覆亡可立而待也。則凡省部相為賊害，其省之傾頹亦必可立而待也?！保ü誀c光緒五年六月廿七日記）湘人好內(nèi)斗，也是的評。

        又如論古今人物等第。他說：“上一等，道德事功合一，今無其人矣，有亦必不出而任事。其次，以道德行其事功，隨所往而必窮。其次，茍務(wù)為事功而已。又其次，營求富貴，只此一種人充塞天地之間。于此有能立事功者，其人已夐乎遠(yuǎn)矣。而用其與世推移之心，以赴事機(jī)之會，要止是三等人，進(jìn)而上之，則必捍格齟齬而不能入?！保ü誀c光緒五年六月初十日記）嵩燾以為“此論似創(chuàng)而實確”。

        若以此論衡量當(dāng)時的名人巨公，可知曾國藩也只算是“茍務(wù)為事功”的第三等人，盡管他曾立志要轉(zhuǎn)移一世的風(fēng)氣?；蛞嘁虼丝赐噶烁鹘K非圣賢豪杰，待國藩逝世，賜謚文正，應(yīng)祺遂“自號武歪公”，“以示相當(dāng)”（《瞑庵二識》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