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著中國的古老長城對峙的農(nóng)耕與游牧文明，在2000多年時間里不知發(fā)生了多少場大大小小的戰(zhàn)爭，不知多少埋骨荒域的征人成了閨中少婦的夢魂中人。也許大多數(shù)人對游牧人的印象都是野蠻剽悍，好戰(zhàn)成性，在歷史上不斷地入侵農(nóng)耕民族，燒殺掠奪。他們是勇武的戰(zhàn)士，也是天生的強盜坯子。

        然而，事實果真如此嗎？

        春秋時期，漢族的先民華夏諸國就面臨與異族爭奪生存空間的斗爭。在漢文文獻中，華夏諸國儼然是受害者，《春秋公羊傳》：說“夷狄也，而亟病中國，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線”?？墒亲罱K的結果卻是華北核心地區(qū)夷狄，要么被華夏吞并、同化，要么被排擠到周邊外緣地區(qū)。“內諸夏而外夷狄”從意識形態(tài)和字面上的修辭變?yōu)榱爽F(xiàn)實中華北地區(qū)夷、夏分布的空間格局。

        只是那時被稱作戎夷蠻狄的異族并非游牧人，《左傳》不止一次在記述華夏與戎狄作戰(zhàn)時提到“彼徒我車”（《左傳》，“隱公九年”、“昭公元年”）。華夏作戰(zhàn)用兵車，戎狄是徒步的步兵而非騎馬的武士。對這些“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與華夏之間存在文化差異的異族，先秦文獻中充斥著貶損之詞，“戎狄豺狼，不可厭也”，“戎狄無親而貪”，“戎，禽獸也”，“狄，封豕豺狼也，不可厭也”（《左傳》，“閔公元年”、“襄公四年”、《國語?周語中》）。

        春秋時代華夏族群的自我認同逐漸形成，他們意識到強調夷、夏之間文化的異質性是其凝聚自身的手段。同時對這種異質性加以道德上的裁斷，則可作為政治動員的資源?！皟戎T夏而外夷狄”與其說華夏諸國意識到異族的道德墮落是由于他們與華夏之間的文化差異，毋寧說華夏諸國從這種差異中發(fā)現(xiàn)，尚不開化的異族是容易征服的對象。而華夏加諸異族的道德裁斷卻缺少詳細描述夷狄文化的民族志資料的支撐和解釋，因為華夏諸國對這些不感興趣。

        當漢族先民在戰(zhàn)國時代遭遇游牧人時，他們對異族的這種態(tài)度仍然發(fā)揮著巨大的影響。公元前5世紀中葉游牧人出現(xiàn)在北方邊疆，華夏諸國很快意識到這是一群和之前的戎夷蠻狄不同的人群。因此在漢文文獻中對他們的稱呼與戎狄有著明確的區(qū)分，華夏將這些騎馬的人稱為“胡”。此時華夏諸國之間的戰(zhàn)爭越發(fā)頻繁而劇烈，各國都需要更多的資源以支持戰(zhàn)爭。于是北方游牧人居住的土地就成了他們擴張的對象。

        《史記?趙世家》和《匈奴列傳》說得很清楚：“吾欲繼襄主之跡，開于胡狄之鄉(xiāng)”，“秦滅義渠之戎，置隴西、北地、上郡；趙北破林胡、樓煩，而置云中、雁門、代郡；燕擊破東胡，使之卻地千里，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

        北方的秦、趙、燕三國都去“胡狄之鄉(xiāng)”開疆拓土，驅逐游牧人，使之“卻地”，把搶來的土地據(jù)為己有，設立郡縣。為了保護自己的擴張成果，三國分別建造了長城。考古學的證據(jù)顯示，現(xiàn)今發(fā)現(xiàn)的長城遺跡位于遠離農(nóng)業(yè)定居點之處，并將大量非華夏族（其中大多數(shù)是以畜牧為生的人群）的遺址包圍在內（Nicola Di Cosmo著，賀嚴、高書文譯：《古代中國及其強鄰》，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第169頁的地圖清楚地顯示了這一點）。

        何以戰(zhàn)國時期的游牧部族如此不堪一擊呢？一是游牧經(jīng)濟的脆弱無法像農(nóng)耕經(jīng)濟那樣承載大量人口，游牧人在人數(shù)上處于劣勢；二是游牧人不但人少，那時候還一盤散沙，四分五裂?！靶U貊分散，各有黨眾，莫能相一，是以燕趙能得意焉”（《鹽鐵論?伐功》）。分散的游牧人自然敵不過有著更高級、更嚴密的組織和動員能力的華夏諸國。

        正是由于在戰(zhàn)國時代的慘痛教訓，游牧人為了應對農(nóng)耕國家的壓力開始統(tǒng)一起來了。在美國人類學家巴菲爾德看來，匈奴帝國的形成與秦漢的統(tǒng)一差不多發(fā)生在相同時間絕不是偶然，他在《危險的邊疆》一書中提出，歷史上中國的統(tǒng)一與分裂往往與蒙古草原的統(tǒng)一與分裂相伴相生。其原因就在于當南方出現(xiàn)一個統(tǒng)一的農(nóng)耕國家時，游牧人也不得不聯(lián)合起來與之較量（巴菲爾德著，袁劍譯：《危險的邊疆：游牧帝國與中國》，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

        到了西漢王朝建立時，風水輪流轉了。西漢這邊經(jīng)歷了數(shù)年大戰(zhàn)，天下凋敝。以致“天子不能具醇駟”，而草原這邊出現(xiàn)了一個統(tǒng)一的匈奴帝國，開始不斷侵擾漢朝邊境。漢高祖劉邦想要武力解決匈奴問題，結果被四十萬匈奴騎兵包圍在白登山上，不得不奉獻公主、財物與匈奴和親。然而這并不能阻止匈奴的入侵，來自草原的游牧人屢屢破壞和親，蹂躪邊疆。

        這次中原王朝遇到了來自北方的真正威脅，從而開始認真地了解自己的對手。因此我們才看到《史記?匈奴列傳》中對匈奴先世、風俗、法律、經(jīng)濟、政治、軍事、宗教等方面詳細的描述。這無疑是自先秦以來的古代中國對異族敘事的一種突破。從司馬遷開始，古代中國編纂的史書中有了全面描述外族的獨立單元。關于外族的記錄不再像先秦時代那樣以一種道德裁斷的方式，散見、附屬于以華夏為主體的編年敘事中。而是具有了一種富有歷史主義的、民族志意義的形式（Nicola Di Cosmo前引書）。然而，這并未動搖古代中國人對異族在道德上的裁斷。匈奴對漢朝邊境頻繁而暴烈的襲擊恰恰證明了先秦時代對戎狄道德判斷的正確性。

        漢朝人認為匈奴破壞和親的行為是出于貪婪。但如果我們從游牧文明的內在機理去看的話，就會發(fā)現(xiàn)“貪婪”的游牧人有其不得已的苦衷。

        “游牧”和“國家”本就是一對矛盾的概念。前者意味著分散，后者意味著集中。如果在一片草地上集中了大量的人口和牲畜，將會過度消耗草地，使得本就脆弱的游牧生態(tài)環(huán)境無力承受。而匈奴帝國由于政治活動與戰(zhàn)爭必然需要在一定時期集中大量的人口與隨人口而來的牲畜。這將危害游牧人的生計。

        那么，從漢朝榨取的資源是否足以補償呢？巴菲爾德算過一筆賬，漢朝每年貢奉給匈奴最多不超過5000斛谷米、1萬石酒以及1萬匹絲緞。絲綢和酒這些游牧社會自身無法生產(chǎn)的奢侈品由單于分配給匈奴貴族以獲取他們的效忠。而5000斛谷米只夠700個匈奴牧民一年之需（巴菲爾德前引書）。對于曾出動14萬騎兵入侵漢朝的匈奴而言，這點東西顯然是不夠分的。那就只有一個字“搶”！。

        這對生存在極為嚴酷的自然環(huán)境中的游牧人而言毫無道德壓力，就如我們現(xiàn)在下了班再去做份兼職一樣。搶劫幾千年來就是游牧人用以補充生計不足的副業(yè)。不但搶牛搶羊還搶人，成吉思汗的母親珂額倫就是他父親也速該搶來的女人。

        但是因搶劫而造成的戰(zhàn)爭狀態(tài)會斷絕絲綢、酒這些奢侈品的來源。因此最理想的方式是以武力威脅漢朝開放邊境市場。然而，當漢朝開放了邊市之后，匈奴對邊境的劫掠仍未停止，“逮至孝文，與通關市……而匈奴數(shù)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漢書?匈奴傳下》）。

        這是否足以說明游牧人的確是道德敗壞的呢？如果我們從游牧文明的視角看問題，答案依然是否定的。

        匈奴能用來與交換漢朝物品的只有畜產(chǎn)。但是畜產(chǎn)是活的、會動的，無法像農(nóng)人谷倉里的谷物那樣有效地儲存。游牧的自然環(huán)境有著更多的不確定因素，一個本來衣食無憂的游牧家庭，會因為一場突如其來的天災而損失其大部分牲畜，陷入赤貧。因此游牧人在心理上永遠覺得畜產(chǎn)沒有足夠的盈余，自然也無法與漢朝維持長期、穩(wěn)定的貿易（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擇》，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

        傳統(tǒng)夷夏觀的強大影響使?jié)h朝方面對游牧文明表象下的本質和內在機理并無興趣深究，而匈奴對邊境一連串的襲擊和騷擾更加深了他們對外族貪婪而無信義的刻板印象。以致漢朝對和親政策越來越無法容忍，最終與匈奴爆發(fā)了全面戰(zhàn)爭。

        對于歷史上游牧、農(nóng)耕文明之間的沖突，我們不能苛求古人能像今天的人類學家與歷史學者那樣發(fā)現(xiàn)歷史表象下的生態(tài)本相。然而，也應該看到，由不同文化之間的誤解而產(chǎn)生的不信任與偏見也是中國兩千多年來始終與蒙古高原的游牧部族處于緊張狀態(tài)的重要原因。正如札奇斯欽教授在其著作《長城沿線的和平、戰(zhàn)爭與貿易》一書扉頁上所引用的蘇格蘭作家托馬斯?卡萊爾的話所說的：“有句話說得好，所有戰(zhàn)爭都是由于誤解”（All battle is well said to be misunderstanding）。而他的這本書也是獻給那些由于彼此之間的誤解，在游牧-定居邊界上受苦和死亡的人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