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石油化工集團公司董事長傅成玉在天津達沃斯論壇上談到，如果國企領導者想賺大錢，最好離開這個平臺。傅成玉認為，把一家公司做好，在國際上有競爭力，能夠得到國際同行的尊重，這個比收入重要。

        傅成玉曾擔任中海油董事長兼首席執(zhí)行官，薪酬千萬以上，但拿到年薪會捐給母公司，其還曾將價值4億港元的股票期權捐出。傅成玉認為，高薪酬不符合國情。

        這個例子值得玩味。高薪酬不符合國情，問題主要出在中國國企領導者獨特的“薪酬結構”上。與市場化的公司領導者薪酬相比，國企領導者的薪酬結構大致上為“基本薪資+晉升期權”。所謂晉升期權，即未來有可能晉升為政府高官的選擇權。

        比如，在中央部委里，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銀監(jiān)會主席尚福林、證監(jiān)會主席肖鋼、保監(jiān)會主席項俊波都曾在四大行擔任過董事長或行長；工信部部長苗圩曾擔任過東風汽車公司總經理；科技部副部長王志剛曾擔任中國電子科技集團公司總經理……

        在地方大員里，廣東省委副書記、政法委書記馬興瑞曾擔任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公司總經理；重慶市委副書記兼黨校校長張國清曾擔任中國兵器工業(yè)集團公司總經理；福建省委副書記、省長蘇樹林曾擔任中國石油化工集團公司總經理……

        可見，特別是對那些關系國計民生的大型央企領導者來說，在其薪酬結構里，其更看重的可能是晉升期權，而不是金錢回報。多位央企領導者在第一時間聲明自減薪酬，也或多或少說明了這一點：不是經濟利益，而是政治利益是其“薪酬結構”中的主體。但是，國企改革真要往市場化方向前進，并且真正做強，無疑就需要對經濟利益敏感而不是對政治利益敏感的職業(yè)經理人。

        過去十年，中國出了一批能夠將國企（央企）做大的領導者，他們與中國其他官員一樣，在如何做大產值（GDP）上頗有心得（已有84家國有企業(yè)進入財富“世界500強”）。但要將國有企業(yè)做強（進入“世界500強”的國企中，有16家為虧損企業(yè)），恐怕得換一批領導者或新增一批領導者，使用不同的考核體系，執(zhí)行不同的薪酬系統。對于黨管干部的國企領導者，其薪酬結構沿用“基本薪資+晉升期權”，而對那些通過市場化招聘來的職業(yè)經理人，其薪酬結構應調整為“基本薪資+股票期權”。如此，前者做好黨的干部，后者做好公司業(yè)務，各司其職，各取所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