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人民日報海外版旗下微信公號“俠客島”2月5日以《袁部長的難題》為題刊文，指出這是一個國家尚未解決的大問題，不期然間讓教育部長站在了風口浪尖上。

        文章寫道，袁部長的表述為“堅決抵制那些傳播西方錯誤觀點的教材進入我們的大學”，而不是“決不讓西方價值觀教材進課堂”。

        需要厘清的是，不是說我們抵制西方錯誤觀點，就是不開放了。要樹立一個國家的主體性，肯定不會支持所有的觀點，一定會有我們所反對的觀點，但要發(fā)展，就一定要加大對外開放力度。

        聯(lián)想到之前同樣被網(wǎng)絡輿論圍攻的徐嵐女士，這兩個近期輿論場上的大事，足以成為我們觀察當下意識形態(tài)領域困境的一個窗口。

        我們現(xiàn)在仍然深陷于“民主”和“專制”這種二元對立的思維框架中認識世界。但事實上呢？時代的發(fā)展遠遠復雜于“民主”和“專制”兩個簡單的概念。在這種思維定式下，很多人看不懂中國的發(fā)展，原因就是頭腦中的這套意識形態(tài)已經(jīng)out了。

        什么是政治效能？在中國的政治語境中，說白了，就是你能不能讓老百姓富起來，讓國家強起來。這個是做好中國意識形態(tài)工作最大的背景。

        中國在過去三十年的發(fā)展中，其實積累了非常多的經(jīng)驗，但我們做得好，卻講不出、講不明白。

        唯一的辦法就是塑造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理論體系，讓自己的解釋權變得更加強大。

        全文如下：

        狄更斯在百余年前就感慨道：“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這是智慧的時代，這是愚蠢的時代；這是信仰的時期，這是懷疑的時期；這是光明的季節(jié)，這是黑暗的季節(jié)；這是希望之春，這是失望之冬。”

        一百多年過去了，狄更斯的描述卻如魔咒一般，死死箍住我們這個時代。尤其是在這個人人都有意見平臺的年代，每個人都會從自己的觀感出發(fā)，為時代下定義，無論是公正還是偏執(zhí)，人民看上去熱衷于試圖說服別人，而缺乏耐心去傾聽他人。

        袁部長就遇到了這種麻煩。

部長的委屈

        近期，隨著《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高校宣傳思想工作的意見》的下發(fā)和傳達，袁部長的幾番講話和文章，把他推上了輿論的風口浪尖。

        1月30日，袁部長一篇“努力做好新形勢下高校宣傳思想工作”的講話，在新聞通稿中被簡略為“四個決不”，其中“決不讓西方價值觀教材進課堂”被諸多網(wǎng)絡媒體引為標題，廣泛傳播，引起軒然大波。有好事者，還搜出袁部長在幾年前表示對西方教材的輸入持樂觀態(tài)度的言論，以示打臉。

        2月2日出版的《中國教育報》，將袁部長的這次講話原樣刊出，其中提到教材的內(nèi)容，完整表述為：“要在借鑒吸收一切人類文明成果的同時，防范對外開放條件下辦學面臨的各種意識形態(tài)風險，努力在斗爭中把握主動，贏得優(yōu)勢。……教材是國家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體現(xiàn)，也是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的基本途徑。進一步加強教材建設，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學術話語體系創(chuàng)新，堅決抵制那些傳播西方錯誤觀點的教材進入我們的大學，打造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教材體系，為壯大主流意識形態(tài)提供堅實支撐?！?/strong>

        原來是堅決抵制傳播西方錯誤觀點的教材進入大學，而不是“決不讓西方價值觀教材進課堂”。袁部長的原意，在現(xiàn)有的政治話語中是相當“平穩(wěn)”的，既強調(diào)了“借鑒吸收一切人類文明成果”的開放態(tài)度，又強調(diào)了“抵制西方錯誤觀點的教材進入大學”。但這種政治正確的表述，在網(wǎng)絡的傳播中，卻被簡縮成了一個斬釘截鐵的“決不”。

        這里需要厘清的是，不是說我們抵制西方錯誤觀點，就是不開放了。這兩者之間是并行不悖的。要樹立一個國家的主體性，肯定不會支持所有的觀點，一定會有我們所反對的觀點，但要發(fā)展，就一定要加大對外開放力度。“一帶一路”不是很好的例子嗎，如果我們不想開放，何必如此大費周折？

        斷章取義，往往是網(wǎng)絡話語的通病，恐怕袁部長也是有苦難言。

意識形態(tài)

        不過，這也絕對不只是一次“誤會”。聯(lián)想到之前同樣被網(wǎng)絡輿論圍攻的徐嵐女士，也是小小的一篇文章，就碰到了大麻煩。

        島叔且不論攻訐者是如何以偏概全，意氣用事，但這種“欲滅之而后快”的戾氣，早已失去了一個辯論者應有的風度。這兩個近期輿論場上的大事，足以成為我們觀察當下意識形態(tài)領域困境的一個窗口。

        一提到意識形態(tài)，很多島友可能下意識地產(chǎn)生一種排斥。從小到大，我們的政治教材里不斷充斥著這四個字，留給我們的印象就是“灌輸”二字，加上大段大段的背誦應試，苦不堪言。但你不得不否認，在實際的政治社會生活中，意識形態(tài)又無處不在。

        從潛在的層面講，意識形態(tài)是對事物的一種理解和認知，深刻影響著我們的社會生活方式。同時，因為我們生來是“社會人”，所以，意識形態(tài)又在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我們的行事方式。比如，兩千多年前儒家的一套“仁義禮智信”，至今影響著我們的生活，這就是意識形態(tài)。只要你生在這個國度，這套意識形態(tài)是與生俱來的，可以算作文化基因。

        從顯在的層面講，意識形態(tài)主要是對現(xiàn)實政治生活的一種理解和認知。具體來說，就是你怎樣認識這個國家、社會，還有政黨。這個是我們常說的意識形態(tài)的概念。

        今天，島叔讀到新加坡國立大學鄭永年教授談“亞洲模式”的一篇文章，里面提到，我們現(xiàn)在仍然深陷于“民主”和“專制”這種二元對立的思維框架中認識世界。所以會繼續(xù)爭議：比如某某國家是民主的，某某國家是專制的，因此，一個是正義的，一個是邪惡的。你是不是覺得這種“非黑即白”的思維方式很熟悉？沒錯，冷戰(zhàn)的時候，東西方的很多政治觀察者都是這樣來看世界的。

        但事實上呢？時代的發(fā)展遠遠復雜于“民主”和“專制”兩個簡單的概念。美式民主和英式民主，普選制民主和政黨制民主就有很大不同，開明專制、權威主義和極權主義等等，都是千差萬別。用兩個頭腦中的概念想把復雜的世界一分為二，未免太過兒戲。

        所以，在這種思維定式下，很多人看不懂中國的發(fā)展，原因就是頭腦中的這套意識形態(tài)已經(jīng)out了。

        說到這，你應該知道為什么大家這么注重塑造意識形態(tài)了，因為它的核心就是解釋權。任何一個國家、政黨都面臨執(zhí)政合法性的問題。在西方的政治實踐中，選票是合法性來源，代表人民的認可。但在中國的現(xiàn)實操作和政治傳統(tǒng)中，選票只具有階段性的意義，長期的政治效能才是最終的合法性來源。

政治效能

        什么是政治效能？在中國的政治語境中，說白了，就是你能不能讓老百姓富起來，讓國家強起來。無論你在競選臺上多么口若懸河，信誓旦旦，對不起，中國老百姓就是這么任性，只認實效。

        這個是做好中國意識形態(tài)工作最大的背景。執(zhí)政黨如果不能解決發(fā)展問題，才會動搖老百姓的信念。從三十多年的發(fā)展看，中國執(zhí)政黨的政治效能是得到認可的，盡管中國的這套發(fā)展模式還有這樣那樣的缺點，但已經(jīng)成為一個成功的范例。

        回到之前的問題，為什么袁部長和徐嵐女士一碰到意識形態(tài)問題，就遭到這么激烈的反彈呢？想要偷懶的話，我們當然可以繼續(xù)用“一小撮”、“別有用心”等字樣來搪塞輿論，但島叔說過，眾聲喧嘩，是今后輿論場的常態(tài)，也是我們必須面對的。

        中國在過去三十年的發(fā)展中，其實積累了非常多的經(jīng)驗，但我們做得好，卻講不出、講不明白。而現(xiàn)在的輿論格局是，你說你是對的，那你最好證明給我看。所以，如果我們沒能總結出幾條道道來，開口閉口還是過去的那套斗爭理論，就顯得“不合時宜”了。這是理論和實踐脫節(jié)的問題。

        理論的生命力還在于強大的解釋力。如果一套理論，只是停留在課本里，天天讓人死記硬背，卻無法解釋新事物、新現(xiàn)象，那真是“一把火燒了了事”。島叔雖然沒有深研過馬克思主義，但一直堅信偉大的理論一定有偉大的理由。比如馬克思對資本本質(zhì)的闡述，對如今被資本控制的世界，依然具有批判意義，怎么說過時了呢？唯一的辦法就是塑造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理論體系，讓自己的解釋權變得更加強大。

        當然，對于這次袁部長和徐嵐女士遇到的困境，也有分析者歸結為左和右，以為這次爭議反映了“越左越安全”和“越右越正義”的輿論對立，但這都是以事先擬好的標簽，人為劃定陣營，未免草率。中國經(jīng)過三十年的發(fā)展，早已成為一個正常國家?，F(xiàn)在面臨的問題是，在開放與發(fā)展的同時，如何樹立中國的主體性，而意識形態(tài)，無疑是首當其沖的。這是中國凝聚發(fā)展共識不得不面臨的挑戰(zhà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