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貨熱現象的背后：日本制造

        最近幾年，中日關系越發(fā)奇妙起來。當然，這里所說的“中日關系”不單是指傳統的政治上的關系。從去年上半年赴日旅游游客數量的激增（與前年度同期比增長80%），到本年年初中國游客漂洋過海，大量采購從嬰兒用奶粉、尿不濕到日常生活中用的各種用品——小到牙膏牙刷、指甲剪、各種文具、化妝品、保溫杯，大到電飯煲、空氣清潔機、空調——都一再讓人驚奇。最近中國游客買斷日本國內“馬桶蓋”的現象，幾乎成了人類史上具有喜劇效果的事件。

        閑話休提。這種中日關系中出現的“驚奇”或“喜劇效果”，其實是源于我們自身對自己與鄰人認知的不足。

        最近十數年來，中國制造業(yè)在某些領域取得了長足進步，委實可喜可賀。比如在汽車的制造數量上，2008年中國超過美國位居世界第二，翌年便超過日本，拔得世界頭籌，并一直保持到現在。然而，從一般意義上的“日貨熱”從未減退這一點來看，我們不可因自己的某種進步而妨礙了我們對基本事實的認知與把握：在整體上，中國制造還有巨大的提升空間。中國特定領域、諸如家電以及最近幾年手機等工業(yè)制品的成功以及某些技術的領先，目前還遠不足以支撐起“中國制造”這一說法本該企及的目標——取得“日本制造”所具有的各種市場效果?！榜R桶蓋”這個看似難登大雅之堂的商品，正因其特有的私密性，將日本制造的“強”戲劇般地呈現了出來。

        那么，“日本制造”為什么強？

日貨熱的1980年代史：三大神器與現代生活

        中國消費者對日貨的認知，與中國自1970年代末以來的改革開放，幾乎同步發(fā)生。眾所周知，早在1978年10月，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率團訪日，先后參觀了日產汽車、新日鐵、松下電器等現代化工廠，并乘坐了日本的新干線。這位偉大的政治家從此帶領中國民眾開始走向一個新時代——向現代生活的轉向。同年國家經濟委員會副主任袁寶華與社科院副院長鄧力群為首的代表團訪日，所見所聞則進一步堅定了現代轉向中的“日本轉向”策略：從鄧小平親自邀請新日鐵的稻山嘉寬會長、松下電器的松下幸之助參與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到決定大幅度使用日本的對外開發(fā)援助（ODA）貸款。

        1979年日本時任首相大平正芳訪華，正式表明向中國提供ODA，中日關系進入了新時代。事實上，直到2007年日本向中國提供最后一批貸款為止，在中國交通運輸（包括道路、港口、機場等的建設）、電力電信（諸如光纖線路鋪設與程控交換設備的導入）、農業(yè)水利（諸如化肥工廠的建設）、地鐵等城市建設、醫(yī)療等領域，日本的ODA都扮演了非常活躍的角色。重要的是，與ODA關聯的日本技術及背后的理念，得到了中國相當廣泛的認知。

        在史稱“中日蜜月期”的1980年代，國人對日貨的認知更直接源于生活經驗。到了1980年代的中期，日本對華輸出呈現出壓倒性的增長，其中1985年是一個巔峰。依據日方的統計數字，這一年中國從日本進口的以汽車和家電為中心的商品，比前一年度都有數倍的增長。比如，從日本進口的整車，1984年為6.7萬臺，1985年則增加了2.3倍，達到20萬臺。另外，與前年度的進口數量相比，電視機增加了2.9倍，冰箱增加了3.4倍，洗衣機增加了2.8倍（參見服部健治?丸川知雄編：《日中関係1972-2012　II　経済》，東京大學出版會，2012年）。電視、冰箱、洗衣機，作為1980年代的現代生活標志的“三大件”（相當于當下語感中的“三大神器”）與庶民生活的結合，成功地確立了“日本制造”的高品質、現代化的形象。

        在同一時期，為了扭轉對日大幅貿易赤字的局面，中國政府制定了“技貿結合”，即“以市場換技術”的政策，從日本進口的工業(yè)完成品的數量開始得到控制——中國從日本進口完成品的前提條件是日方要提供相應的制造技術。不過，同期通過引進日本的生產技術而生產的制品，可以說完全無法與日貨相競爭。同樣使用日本技術與生產設備，卻無法生產出與日本原裝產品相匹敵的商品，這通常被認為是品質管理上的落后，被認為是“中國制造”的先天不足。這種說法，在當下依然可見。不過，由于中國某些技術的進步，這種對中國制造問題點的指摘，似乎也愈發(fā)微弱了。然而，這不是因為問題得到了有效的解決，而是因為被不恰當地加以了轉換與遮蔽。

日本制造的品格：職人精神、生產組織方式與經營理念

        其實，日本制造之“強”，并非某個特定因素所決定的。就此間成為話題的“馬桶蓋”而言，它形式上或標簽上的“中國制造”（Made in China）與某些中國技術的應用，完全無礙于它作為“日貨”而備受青睞的本質。不了解這個本質，從小的方面說無益于中國制造廠商生產出讓國人滿意的產品，而從大的方面說，則無益于改變“中國制造”在世界市場分工中的低端位置，無益于實現我們在“中國制造”上的中國夢。

        在筆者看來，“日本制造”在全球市場上展現出的廣度、深度與品質厚度，可以說與三種因素有關：職人精神，生產組織方式與經營理念，這里略作解釋。

        第一，日本工業(yè)技術背后有著特定的精神傳統，即“職人精神”。這是一個日語中的說法，相當于craftsmanship，特指產業(yè)革命以前的基于手工的生產方式；“職人”則大致相當于具有獨特技術絕活的“工匠”。眾所周知，手工業(yè)的最大特點是，制品與制作者的人格有著高度的關聯?；蛘哒f，作為人格的某種溢出與固化，商品呈現出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某種活潑的關聯?；蛘咴贀Q一個說法，“職人精神”不同于一般意義的“職業(yè)精神”，它以職人的全人格為賭注，唯一目的就是獲得消費者的認可。這是一種相互承認的精神結構，在今日日本的國內生產與市場活動中，是一個司空見慣的現象。

        這種全人格的、旨在提高產品物理品質與精神品味的制造業(yè)主體人格結構，可以說是日本從傳統繼承的最大遺產。與“職人精神”并行使用的日本固有語匯“制作”（“もの造り”），反映的是同樣的人與物之間的關系。

        第二，與“職人精神”具有某種所謂的日本特色相比，那么它的生產組織方式，則有更多的普世性，因而為更多有夢想的民族與企業(yè)家所關注。這種要素的代表就是日本企業(yè)如日中天的1980年代廣泛流行的“豐田生產方式”，它徹底貫徹了節(jié)約、高效的科學精神。中國讀者對此相對熟悉，這里不做具體介紹。要強調的是，日本企業(yè)強調的節(jié)約與高效，歸根結底仍然是一種貫穿于所有企業(yè)人員的心志狀態(tài)或精神氣質（近似于馬克斯?韋伯所說的ethos）。對此，日本著名的經營學家藤本隆宏在其《日本的制作哲學》一書提出的“基于磨合的生產方式”（參見藤本隆宏：《日本のもの造り哲學》，日本経済新聞社，2004年）可資說明。

        藤本所說的“基于磨合的生產方式”，是指企業(yè)為了實現自己的“產品設計思想”，不但要求企業(yè)內部各個部門之間相互協調、共同協商設計思想與產品制作，還要求與企業(yè)外部的各種配件供應商之間相互協調，共同實現產品的制造。這意味著在企業(yè)生產過程中，技術的發(fā)明與使用、零部件的具體制作與消費者最終消費的“產品設計思想”，在日本的企業(yè)生產過程中高度結合在了一起。日本企業(yè)之所以注重研發(fā)（research and development），與這種生產方式時刻向相關制造商提出高標準的產品或新商品要求有關。

        與這種生產方式相對的是“基于組合的生產方式”。如果說前者是一種有機的相互適應與調節(jié)，那么“基于組合的生產方式”就是一種近似于機械拼裝的產品制造，或者說就是“組裝”。在這種“組合”生產方式中，產品或者受制于生產商“設計思想”的陳舊與落伍、無法及時使用最新近的技術發(fā)明，或者受制于市場上現有的零部件或材料等無法支持“設計思想”的實現，很難達成各種要素的最佳組合。即便二者整體上偶然達成了某種形式上的最佳匹配，某項零部件在設計或制作上的短板，也將讓產品的品質大打折扣。在日常生活中，我們時常抱怨一些產品小毛病不斷，就是這種生產組織方式的必然結果。

        可以說，只有作為軟件的“產品設計思想”與作為硬件的各種零部件高度有機地融合在一起，消費者才能獲得最高的體驗——這種體驗所帶來的身心的愉悅，顯然創(chuàng)造出了全新的消費與市場。稍微抽象一點說，這種“產品設計思想”旨在對人性的某種“開發(fā)”。如果企業(yè)時刻如此以人為本，我們很難想象它的產品無法獲得消費者與市場。

        第三，制造“日本制造”的另一重要要素就是“經營理念”。無需說，經營理念這個說法如今如此普及，幾乎成了陳辭濫調。市面上也可多見介紹日本企業(yè)“經營理念”的書籍。問題在于，我們是否理解了“經營”的本意？這個詞是否只是指企業(yè)的運營與管理（operating and management）？——這自然不錯，只是它把本質問題進行了扁平化處理。

        在日本的權威辭典《廣辭苑》中，“經營”這個詞的第一個含義是“竭盡全力辦理某種事情；花費工夫悉心建造房屋等”，它構成了由此衍生出的其含義的基礎。顯然，在日本的語義中，這個詞首先讓人想到的依然是某種人格——一種盡心竭力、甚至是苦心孤詣的面對事物的狀態(tài)。其實，這并非是日語獨有的語義，而是源于中國的古典說法。比如《詩經?大雅?江漢》篇中就有“經營四方，告成文王”的說法，表明這個詞最初應用于最高的人類政治事務，即統治與治理。這種意義上的“經營”顯然需要試圖勵精圖治的為政者主體的全人格的投入。由于日本進入現代社會的漸進方式，詞語語義的扁平化進程緩慢，其古典含義得到了相當程度的保留。因此，這種意味著某種精神的“經營”一語，自然會喚起當事者與眾不同的主體意識與責任意識。如此說來，我們必須在日本特殊的企業(yè)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的意義上，理解日本的經營理念。

        讓我們適當地把話往扁平的方向說吧。在日本的企業(yè)中，經營理念從根本上說是關于人的理念；換句話說，它首先不是為實現利潤與謀利的現代商業(yè)意識形態(tài)。這里的“人”包括兩類：一類是企業(yè)從業(yè)人員；在這個方向上，日本的經營理念成功地將企業(yè)塑造為如家族般的“命運共同體”。這意味著，企業(yè)經營成功與否，即是否獲得消費者承認，是關系所有人飯碗的大事。日本企業(yè)有名的“年功序列”——基于入社時間長短的職務與薪資晉升規(guī)則——制度，正是家族內部輩分與權威關系的某種擬制。在這一理念中，通常容易達成上下一心的純然狀態(tài)。前面提到的“基于磨合的生產方式”，其根本思想依然是源于這種家族內部相互協調、相互扶持的生活理念。

        第二類人無需說就是消費者。在日本產品的設計者——如前所述，它不是指特定的生產個體，而是整個生產體系——看來，“讓消費者滿意”尚無法構成他們的原動力。這是因為，在經濟高度發(fā)達的社會，如果制品做不到“讓消費者滿意”，那就意味著企業(yè)行為的完全失敗。換言之，“讓消費者滿意”這個說法只是底線。那么，這個關乎消費者的真正經營理念究竟何在？依據本文的脈絡，這里可以指出兩點。其一，它是指對消費者的尊重；它表現為“讓最挑剔的消費者滿意”這樣的設計思想上，與日本文化論中提到的日本人對“完美主義”的信仰有關。不管怎樣，這種設計思想最大程度上減少了消費者的抱怨，卻是地地道道的事實。其二，它是對與消費相關的欲望的創(chuàng)出。一件工業(yè)制品在外觀設計與工藝上讓人賞心悅目，在功能使用上讓人輕松愉快，甚至樂此不疲，這可以說是對消費者尊嚴的究極尊重。這種想法并非有何高妙而言，僅僅意味著它對人性的順應而已。

        無需贅言，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日本經濟的快速復蘇與迅速崛起，并在1980年代達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位置，與上述日本企業(yè)的經營理念、亦即日本的企業(yè)家精神，有著直接的關系。這一點我們在微觀局面上很容易觀察到，比如，在中國正在取得成功的一部分企業(yè)及企業(yè)家身上。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消費者在使用日貨時，所體味到的或許遠遠超過了許多評論家口中的“實用功能”。

日本的技術觀念：世界制霸

        顯然，在支撐“日本制造”的各種要素中，技術的不斷革新與發(fā)明是最為活躍的一種因素。多數日貨能獲得全球性的青睞，與其制品事無巨細都嘗試革新、試圖使用最新的技術不無關系。相反，在技術停止的地方，或者日本走上技術獨自進化、因而使得自身封閉的地方，日本產品的競爭力則顯現出頹勢。這種技術上的自然瓶頸，為后發(fā)國家提供了發(fā)展的機遇——通過運用高度成熟的技術與制造設備，輔以關鍵性的低水準的勞動力成本，后發(fā)國家企業(yè)展現出旺盛的市場活力。這方面韓國企業(yè)與部分中國企業(yè)表現卓異。結果，在1980年代如日中天的“日本制造”，不得不逐步收縮，放棄部分市場。

        不過，這并不意味著“日本制造”已然為后發(fā)國家所接近或超越；在旨在“世界制霸”的技術觀念與目標的驅動下，日本在環(huán)境、信息、精密儀器、自動化、醫(yī)藥等技術領域，依然處于時代最先端的地位。日本學者志村幸雄在其《制霸世界的“日本技術上的想法”：日本人所不知的日本之強》（講談社，2008年）一書中，就以揭開了“日本制造”冰山一角的“馬桶蓋”為事例，說明了日本制造占領世界的過程。此間我們見到的“馬桶蓋”現象，可謂這一過程的一部分——或者說是對這一過程的出色預言。

        此次引發(fā)關注的“馬桶蓋”，正式說法是“溫水洗凈式馬桶蓋”，最初是美國BIDET公司作為醫(yī)療設備推出的新產品，主要面向痔瘡患者，用于肛門部位的洗凈與干燥。1964年，日本東洋陶器（TOTO）開始進口銷售這種產品，并于1969年開始自己生產。但東陶公司并未滿足于最初的洗凈與干燥功能，而是著手改良與創(chuàng)新，并最終于1980年成功生產出水溫和噴水口可調節(jié)的、面向家庭用的新產品。此后，日本INAX公司與松下電工加入這一商品的制造與市場競爭領域；該制品年生產量達350萬臺。據統計，早在2007年，這種馬桶蓋在日本家庭的普及率就已經超過了六成。這種馬桶蓋除了溫水洗凈（瞬間燒水式）、座墊加溫（瞬間加熱式）、暖風干燥、局部洗凈與除臭、施加芳香等主要功能外，還具有自動開關、水聲模擬、音樂播放、健康檢查等多種附加功能。

        日本各家制造商在研發(fā)過程中，均將節(jié)水視為主要課題，這體現了日本高度發(fā)達的環(huán)保與節(jié)約意識。結果，這種洗凈裝置的用水行業(yè)標準，從最初的一次13升左右，降低為5.5到6升左右。其中，東陶公司開發(fā)出無儲水箱式馬桶，通過將自來水管道中的水與馬桶蓋內內置的加壓儲水箱中的水結合的方式，實現了最低的5.5升耗水量。根據產品介紹，馬桶洗凈效果與一定時間內出水管流出水量增減的波形相關。基于流體力學的計算與電腦控制，設計思想得以實現。另外，在保持馬桶潔凈、防止污垢產生方面，三家公司在材料上各顯神通，分別開發(fā)出高性能的產品。在健康檢查上，東陶公司的產品可以隨時檢測尿酸值、血壓值與體脂肪率等。在日本，這種馬桶蓋的普及被視為“廁所革命”。

        意味深長的是，緊接著上述介紹，作者添加了如下一段：“我從某家廠商聽到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話。最近，這種溫水洗凈式馬桶蓋在中國正得到普及。然而，作為‘復制天國’的中國之所以沒有出現與日本同等的制品，是因為陶器這種材料在燒制的過程中會收縮三分之一左右，因而他們無法生產出同樣形狀的產品。日本古來的制作傳統，在這樣的領域也發(fā)揮了強勢。”除去其中的挖苦與自豪的語氣，日本在馬桶蓋這樣的領域開始的“世界制霸”進程，其精神與機制在上述描述過程中倒是得到了具體而微的呈現。

        即便從志村記下上述插曲的2008年算起，時至今日已然過去了六年有余。中國馬桶蓋廠商到底表現如何，我們無法輕易下結論。但僅從此次被熱議的現象來看，作為整體的“中國制造”還需奮起；“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弊屛覀冇袎糁艘源斯裁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