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當蘇聯(lián)這個航空母艦轟然崩塌的時候，作為當時世界的另一極、“獲勝”的美國卻有點錯愕。多年來，一直密切關注蘇聯(lián)的西方情報機構，為什么忽視了對手？忽略了蘇聯(lián)解體前的諸多端倪？最近出版的《西方情報機構與蘇聯(lián)解體》從源頭出發(fā)，揭露美蘇之間的矛盾與誤解，試圖解釋西方情報機構為什么沒能預測到蘇聯(lián)的解體。澎湃新聞獲得授權刊登其中的部分章節(jié)。

        

恐懼、殘暴和創(chuàng)傷

        盡管20世紀80年代蘇聯(lián)的虛弱已經十分明顯，但是西方情報機構直到其崩潰前夕還不愿承認，蘇聯(lián)已不再構成軍事威脅。蘇聯(lián)制造的武器劣質，士兵身體素質虛弱、普遍缺乏士氣、戰(zhàn)斗能力弱以及蘇聯(lián)紅軍在阿富汗的糟糕表現，都不能讓西方相信蘇聯(lián)只是一個泥足巨人。

        西方情報機構為什么不相信紅軍的虛弱表現并不是一個學術問題。答案在于斯大林政權的殘暴不僅恐嚇了蘇聯(lián)人民幾十年，也留下了創(chuàng)傷性的殘余，影響了西方情報機構對蘇聯(lián)的認識。

        斯大林逝世50年后，《消息報》經濟編輯米哈伊爾·博格看著桌上那部沉默的電話，還是面露恐懼。這部布滿灰塵的老式電話曾直接與克里姆林宮相連。蘇聯(lián)解體后，《消息報》也變成了自由媒體。他每天上班，都試著不去看它，而它在報紙、雜志堆里仍舊很扎眼。一種自律式的壓抑，一種在迷霧中摸索的感受讓博格不愿意想象電話線上還有誰?！斑@部電話連著誰？”1995年5月他被問到這個問題。他遲疑了一下回答說：“過去用于政府和黨內官員的內部通信，包括克里姆林宮的高級官員。蘇聯(lián)解體后，沒人給我打過電話。因此我不知道它是否能用?！?/p>

        除了恐懼電話那頭的人之外，還有一個簡單的推理。這部名為“Kremlevka”的電話也與官職等級名錄上的內部電話系統(tǒng)相連。一個背景過硬的人通過秘密電話本就能接觸到政權核心，而無須走煩瑣的官僚程序。任何一個人的“Kremlevka”電話突然打不通了，或被拿走了，他必然馬上要呼吸到西伯利亞的寒冷空氣。

        原始恐懼來源于對布爾什維克恐怖以及蘇聯(lián)二戰(zhàn)后殘酷對待東歐的記憶。布爾什維克決意向西擴張，讓人們對其可能席卷世界的恐懼加深。1944年斯大林鎮(zhèn)壓了匈牙利反抗，1947年紅軍拿下了波蘭和羅馬尼亞。接下來就是194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1949年蘇聯(lián)封鎖了西柏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焦慮地看著斯大林執(zhí)行其對雅爾塔協(xié)定歪曲的解釋。雅爾塔協(xié)定是二戰(zhàn)接近尾聲時反納粹同盟國簽訂的。當然，蘇聯(lián)的統(tǒng)治者看待事情的眼光不一樣。他認為自己擴張?zhí)K聯(lián)勢力范圍的舉動符合協(xié)定。

        1949年，蘇聯(lián)加入核俱樂部，西方愈發(fā)擔憂蘇聯(lián)的殘暴。這種感情催生了冷戰(zhàn)50年間的好萊塢電影和中情局對蘇評估?！袄锔f蘇聯(lián)已經趕超我們，我們都相信這一點，”萊斯利·蓋爾博在解釋20世紀80年代的美國心態(tài)以及第一屆里根政府急于武裝自己時說道。

        美國急切心態(tài)的另一個原因是，珍珠港事件的創(chuàng)傷促使美國愿意為情報機構花費大量資金，以便改善預警體系，打造足夠的軍事力量阻止或抵抗來自世界任何角落的攻擊。這種創(chuàng)傷和軍備擴充極其瘋狂，甚至到了20世紀70年代，當實力均衡甚至已對美國有利時，一些西方戰(zhàn)略學家仍然聲稱美國軍事力量不足以回應日益增長的蘇聯(lián)實力。

        在美國人惶惶不可終日時，蘇聯(lián)人也表現出長久以來對入侵者的恐懼：韃靼人、德國人、法國人、美國人。1981年的一個冬日早晨，共產黨優(yōu)秀黨員、負責教育的安娜·伊萬諾娃同志在莫斯科第二十八中給27位13歲的學生講公民學課程，其中一個學生叫亞歷山大·茲普拉科夫。這堂課與伊萬諾娃其他的課程一樣，談到了那些想要摧毀蘇聯(lián)人民的敵人。敵人就是“德國人和美國人”，茲普拉科夫說道，“德國人總是排在前面?！?/p>

        茲普拉科夫出生于1968年，就在那一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反抗被鎮(zhèn)壓。1995年，他仍然住在莫斯科的老地方，緊鄰“白宮”，葉利欽就是在那里平息了反對戈爾巴喬夫的政變。茲普拉科夫孩童時期了解的捷克斯洛伐克動亂就是“西方的陰謀，我們的東德兄弟幫助蘇聯(lián)軍隊擺平了威脅祖國的人”。

        “他們恨我們，所以想要摧毀莫斯科、俄羅斯和整個蘇聯(lián)，”伊萬諾娃同志1981年對她的學生說道?！拔覀兿嘈潘f的每一個詞，”茲普拉科夫15年后說道。另一位老師叫亞歷山大·尼科拉亞契，聰明機智，比伊萬諾娃同志更受歡迎。尼科拉亞契告訴全班學生，有一天他們或許會真的遇到德國和美國敵人。

        這是在戈爾巴喬夫之前?！?988年我們感受到了極大的變化，”茲普拉科夫稱，“我們的媒體熱情地報道戈爾巴喬夫的西方之行，稱之為巨大成就。媒體不再將西方描繪成惡魔，也不再稱美國想要消滅我們。”

        “讓我告訴你，”洛博夫將軍說，“以一個紅軍將軍的身份。蘇聯(lián)從未想過襲擊西方?！甭宀┓蚩梢员环Q作蘇聯(lián)版的亞歷山大·黑格。他說話直接莽撞，給人的印象是不會使用外交辭令。事實上，蘇聯(lián)幾乎沒什么政治家、將軍或外交官采用“西式”的溝通方式——這也是他們不了解西方，西方不理解蘇聯(lián)的原因。當然，像多勃雷寧、扎米亞京這樣的職業(yè)外交官接受了西式的外交辭令和行事風格。這讓他們容易與媒體及西方同事打交道。但他們只是少數。大部分蘇聯(lián)領導加上他們易激動的斯拉夫性格，很容易給西方人留下具有攻擊性的印象?，F在，這種易激動表現為一股深深的憂傷或一種沮喪的焦躁，洛博夫就是這樣。

        “在我們的意識里，任何靠近邊境的行動都意味著潛在的西方威脅，”洛博夫這樣解釋蘇聯(lián)對美國人的恐懼。“在蘇聯(lián)，西方意味著戰(zhàn)爭。我們每個人都在戰(zhàn)爭中失去過家庭成員。敵人從哪里來？”他自問自答，“總是從西方過來。”

        洛博夫是華約解散前的最后一任參謀長。他飽含感情地形容華約解散：“我覺得就像割自己的肉一樣?！睆乃慕嵌瓤?，對俄羅斯的威脅總是來自西方?！爱吘?，我們民族遭受過什么？一戰(zhàn)后《凡爾賽條約》禁止德國武裝。然而西方武裝了它，它襲擊了我們。二戰(zhàn)后發(fā)生了什么？一模一樣。西方炮制了北約。我們想要保護自己，這還不夠明顯嗎？”

        洛博夫認為西方害怕蘇聯(lián)這種說法是一派胡言。

        你要是認為我們能與美國軍事實力競爭或威脅美國，那絕對是瘋了。是自衛(wèi)的需求驅動我們。受過一次襲擊，難道還敢掉以輕心？但是，發(fā)動襲擊？是我們率先在歐洲建立軍事集團的嗎？是我們給日本丟下的原子彈嗎？原子彈殺的是日本人，但卻是沖著我們來的，想告訴我們誰是老大。

        斯大林在1949~1952年間與毛澤東和周恩來的談話于1996年首次被披露。據伍德羅·威爾遜中心的文安立博士說，這些談話表明斯大林是個謹慎老道的領導人，他建議中國領導人避免與美國發(fā)生武裝沖突，無論是為了中國臺灣還是其他地區(qū)。“斯大林不是圣人，”洛博夫說道，“但是西方大多數有關斯大林的出版物都是宣傳。西方害怕希特勒，然而是誰武裝了他？面對西方強加給我們的無盡戰(zhàn)爭，我們必須奮起抵抗?！?/p>

        理解競爭比賽規(guī)則的困難始于冷戰(zhàn)?！懊裰鳌蔽溲b了美國。“民主”是個多面體，并且有多種辦法可以繞開“民主”。蘇聯(lián)則被另一種意識形態(tài)和“文化”所武裝，獨裁者廣泛使用這兩種“裝備”，以便強調和放大外部威脅。多年來，至少直到二戰(zhàn)時，美國人在歐洲文化面前都會覺得低人一等，而蘇聯(lián)似乎是歐洲文化的一部分。蘇聯(lián)的文化表象包括沙皇時期殘留的對法國的好感、共產主義革命后德國文化的迂腐，它們就像淺薄的浮云縈繞在莫斯科上空。導彈技術、大劇院芭蕾舞團、對政治對手的迫害、對鄰國的壓制，這些都出現在蘇聯(lián)。這種不和諧的混合體讓人想起納粹的恐怖，于是西方開始把蘇聯(lián)看成第三帝國新的化身。

        一旦懼怕蘇聯(lián)和認為防御措施十分必要的觀念滲透西方思想，這種想法就會直達決策者和民眾。國防建設夸大了威脅，推動了軍事力量的增長。軍事工業(yè)集團的利益暗藏于國家邁出的每一步中，這些集團反對用更理智的方式評估蘇聯(lián)威脅。

        在這場歷史創(chuàng)傷對抗歷史創(chuàng)傷的戰(zhàn)斗中，情報機構本應擁有專業(yè)的權威力量、卓越智慧和公民勇氣來緩和形勢，并且不受歷史幽魂的干擾而提供評估。但這一切并未發(fā)生。相反，當歷史的傷疤被揭開時，東西方情報機構常常充當催化劑的角色，全面拉開偏執(zhí)多疑行為的序幕。

        在1969年中蘇沖突中，中情局局長威廉·科爾比告訴尼克松總統(tǒng)，蘇聯(lián)正考慮對共產主義中國采取核打擊。當時的副國務卿埃利奧特·理查德森公開了這一估計，并表示美國要做好準備。

        中國和蘇聯(lián)都武裝到了牙齒。但是盡管沖突嚴重，卻無關存亡。時至今日，許多蘇聯(lián)問題專家認為，蘇聯(lián)并未考慮軍事選項，更別說核選項了。蘇聯(lián)在中蘇邊界部署大量軍隊的主要目的還是防御。

        的確，蘇聯(lián)花費1000億美元保衛(wèi)中蘇邊境，盡管中國的軍事能力比它弱得多。蘇聯(lián)高估中國“威脅”的原因是其根植于歷史的對于侵略者的極端恐懼。然而，西方情報機構卻沒能領會。盡管蘇聯(lián)準備先發(fā)制人進行核打擊的提法錯得離譜，對習慣性散布謠言的情報機構而言卻是正中下懷。

        蘇聯(lián)的恐懼感不比西方少多少。1981年駐西方的幾個克格勃活動站接到命令，加緊搜集“萊恩”（“對蘇聯(lián)突然核打擊”的俄語縮寫）行動的信息，找到美國策劃核襲擊蘇聯(lián)的證據。華盛頓的活動站任務最繁重，克格勃和格勒烏工作人員每天都需要將相關資料送給克格勃總部。

        曾任克格勃華盛頓站特工的尤里·謝夫茨在他的書里說：“每天傍晚我們都要查看不同的政府辦公室，看是否有窗戶亮著燈。我們在可能負責導彈襲擊工作人員工作的大樓旁邊數停車數量，翻閱報紙找尋任何有關聯(lián)的跡象?！?/p>

        基于這些關注重要目標的報告，克格勃總部會準備一份簡報，每天早上送去克里姆林宮。這是蘇聯(lián)情報機構在美國有史以來最大的行動之一，包括了上萬名特工和情報官員。據中情局蘇聯(lián)問題專家哈利·羅茲里克稱，1981年蘇聯(lián)至少雇用了400名情報官員，每人大約聯(lián)系25名特工——總共約有1萬名特工。他們中的很多人都參加了“萊恩”行動?！斑@次行動，”謝夫茨說，“占用了我們大量精力。”他承認大部分克格勃官員都知道這一行動目的很可笑：“但作為忠誠服從的公務員，我們把每一點可能相關的信息送回國，從而加重了總部的恐懼——無論信息是真實的還是虛假的。”

        兩年之后的1983年11月2日，這種核恐懼妄想從情報機構間升級為軍隊間的恐慌。當北約準備執(zhí)行“優(yōu)秀射手”計劃，檢查成員國核防御程序時，美國情報機構截獲蘇聯(lián)高級別警戒傳輸，說明莫斯科真的懼怕美國在準備先發(fā)制人的核襲擊。幾天之后的11月11日，為避免情報機構誤讀導致事態(tài)升級，這一演習被取消。

        直到1985年9月，美國人才意識到20世紀80年代蘇聯(lián)對其恐懼的程度。克格勃倫敦站站長奧列格·戈德爾維斯基叛逃至西方。與他的英國上線一道，他準備了一份長達52頁的報告，描述蘇聯(lián)對美國核打擊的恐懼。戈德爾維斯基加上他的個人評價，即蘇聯(lián)的恐懼如此真實、根深蒂固，以至于到了某個臨界點可能會先發(fā)制人。美國人接受了這一信息，這才逐漸緩和了辭令。

        隨著20世紀80年代進入尾聲，第二屆里根政府對戈爾巴喬夫的信任上升，對“蘇聯(lián)熊”的恐懼有所緩和。但是在整個冷戰(zhàn)期間，蘇聯(lián)的形象就是一個極具威脅、不斷擴張的強國，蘇聯(lián)還利用借助原始的恐懼力量為國家和經濟利益服務。敵人越可怕、越邪惡，就越容易動員整個國家，為國防謀求更多預算。這種惡性循環(huán)推動了無休無止的常態(tài)思維，很難從中突圍。

失敗的情報搜集、情報評估——或者二者兼有

        人們對中情局和其他美國情報機構的情報搜集能力看法不一，在這種陰霾下，對蘇聯(lián)究竟構成多大威脅也莫衷一是?？ㄌ乜偨y(tǒng)的國家安全顧問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對擺在辦公桌上的中情局報告甚為不滿。他向中情局局長斯坦斯菲爾德·特納將軍抱怨道，中情局在蘇聯(lián)沒有人力情報來源，簡單地說就是沒有真正的間諜。“事實上，”《華盛頓郵報》記者、作家鮑勃·伍德沃德說，“在蘇聯(lián)有一些間諜，但是只有一個是好而且靠得住的。”

        中情局一位多年來負責蘇聯(lián)事務的高級官員不想談論間諜的數量，但是承認在蘇聯(lián)開展情報活動確實困難?！氨O(jiān)管很嚴格。奇怪的是，許多人自愿向我們提供情報，但我們卻害怕有貓膩。在蘇聯(lián)按慣例管理情報人員也很難。我們只能大量依靠叛逃者、移民以及合法游客，但是這些都是碰運氣，都是一次性的情報來源?！?/p>

        有關蘇聯(lián)的數據并不少。在20世紀70年代，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初，情報機構在情報搜集方面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革。間諜衛(wèi)星能夠監(jiān)聽和觀察，已經從社區(qū)偷窺者的程度上升到日常的情報搜集工具?，F在似乎所有事情都已經公開，唯一的難解之謎就是對方的意圖。

        特納將軍十分推崇科技，包括衛(wèi)星、監(jiān)聽設備和其他竊聽工具，這些設備能讓情報工作變得純粹利落?？ㄌ乜偨y(tǒng)是民主黨人，也是自由派，就推動美蘇緩和以及有關蘇聯(lián)入侵阿富汗的“純粹情報”問題與共和黨斗爭。特納提供給卡特的“純粹情報”符合他的道德價值觀，也符合他的性格。特納本人并不受意識形態(tài)驅動，他缺少情報方面的背景，也沒有聰明才智讓單調乏味的情報推動一場刺激的智力游戲。

        他的繼任者威廉·凱西是截然不同的人。他綽號“情報先生”，擁有大量實戰(zhàn)經驗，對情報處理把握得很好。他很早以前就知道，技術手段獲得的情報固然好，但卻不夠，必須要有情報人員的補充。他的繼任者威廉·韋伯斯特更像一個公司負責人而不是情報官員。下一位中情局局長羅伯特·蓋茨有頂級情報官員那樣敏銳的直覺，同時也執(zhí)著于懲惡除奸。惡在他的定義里就是蘇聯(lián)。特納故意拒絕做出必要努力發(fā)動人力資源，而凱西和他的繼任者們則無法招募到能接觸到核心機密戰(zhàn)略情報的蘇聯(lián)公民。

        中情局資深特工甚至想不起來曾招募過多少重要的蘇聯(lián)間諜。但是，他們還有其他的人力資源，比如社會主義陣營——特別是東德，當然也有蘇聯(lián)的叛逃者。叛逃至西方的人數量很多，他們過上了西方的愉快生活，都愿意提供情況。有些人還是軍人，提供了很多有價值的情報。

        然而，令人掃興的是，中情局和其他西方情報機構對蘇聯(lián)叛逃者抱有極大的懷疑。如果叛逃者提供“商品”，即關于蘇聯(lián)邪惡企圖的情報，他立刻會成為政府眼里的寶貝。如果沒有，他很快就會被懷疑為奸細。

        西方情報機構的最愛之一是前克格勃少校阿納托利·戈利岑。他于20世紀60年代初叛逃至西方，多年來給中情局提供了不少關于克格勃制造假情報、行動及意圖的“解釋”。在他賣給美國情報機構的評估里有一份關于中蘇交惡的原因，他的解釋是，這是克格勃的圈套，想讓西方放松警惕。西方很多人都信了他的話，結果發(fā)現這完全是胡言亂語。

        戈利岑的謊言帶來的最大破壞在于對其他蘇聯(lián)志愿者和叛逃者的中傷，這些人曾試圖為西方情報機構服務。哪怕是真心想幫助西方的人也被懷疑是雙重間諜。蘇聯(lián)解體后，伍德羅·威爾遜中心的斯坦尼斯拉夫·祖博克經過調查，沒有發(fā)現證據證明戈利岑所說的“大計劃”，即克格勃策劃實施的、旨在欺騙西方的大規(guī)模散播假情報活動。祖博克發(fā)現，克格勃開展零星的散播假情報活動和選擇性行動，只是為了掩蓋蘇聯(lián)的虛弱。

        不過，在一件事情上大家意見一致：美國情報機構擁有很多關于蘇聯(lián)的信息，無論是經濟、軍事工業(yè)、軍隊部署、戰(zhàn)備物資，還是外交政策，簡言之，包含了所有情報機構所處理的問題。擁有這些信息，就應當可以勾勒出蘇聯(lián)外交政策走勢和軍事能力的圖卷。用情報機構的行話來說，唯一缺失的東西就是有關“敵人意圖”的數據。

        然而，情報機構失敗的原因不是因為情報不足，而是因為盡管中情局和情報機構緊盯蘇聯(lián)，但始終未能理解蘇聯(lián)變化的重要性。情報機構的問題不在于情報信息過少，而在于整合情報的方式不對。這一點從未被提及。

        “要想知道對方想干什么很難，非常難，”研究蘇聯(lián)歷史的理查德·派普斯教授感慨于過去的痛苦經歷，嘆了口氣?！疤K聯(lián)領導層是個緊閉的秘密團體。無論如何，政治信息都是最復雜、最難理解的?！痹S多情報機構人員和學者在處理情報評估的理論問題時，都指出了其中的困難之處，包括固有的人和機制的弱點。在里根政府期間，派普斯在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工作，在此之前的20世紀70年代，他擔任“B組”組長，負責處理中情局的蘇聯(lián)戰(zhàn)略能力評估，因此派普斯能夠接觸到情報機構材料，參與處理情報評估。他確信在20世紀80年代，關于蘇聯(lián)的情況，中情局以及借助中情局力量的決策者了解情報機構和政府應知道的一切。“情報機構的文件把蘇聯(lián)的內部危機描述得一清二楚，”他說道，“這些描述與克里姆林宮從克格勃手里拿到的并無太大差異。”

        老布什總統(tǒng)執(zhí)政時，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將軍擔任國家安全顧問，他常常思忖中情局在克里姆林宮內部缺少高級別間諜的問題。這就意味著，雖然有關蘇聯(lián)基礎設施和作戰(zhàn)設備的情報評估是通過技術手段獲得并且是基于相對的“鐵證”的，但是憑借照片或判定數量無法解決的事情，如外交事務、社會發(fā)展、國內事務，當然還有對方意圖，這些大部分都只能依賴印象和先入之見進行判斷。從這一點看，斯考克羅夫特有一點完全說對了，就是他的評估和那些情報機構專家的評估在可靠程度上差不多。

        搜集情報相對容易，而將其轉化為精準的情報評估則困難重重，阿富汗是說明這一差距的絕佳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