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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氏將興”還是“劉氏當王”:逐鹿天下者為何爭“天命”?
隋末群雄蜂起,群雄卻不愛“逐鹿”
逐鹿說與天命說是傳統(tǒng)中國對統(tǒng)治權的兩種主要的解釋方式。在中古時代,天命說在塑造統(tǒng)治合法性當中占據主導的地位,對其構成挑戰(zhàn)的,主要就是實力說——即“逐鹿”說。不過“逐鹿”說基本上是被統(tǒng)治階級所排斥和打壓的,被視為是亂臣賊子頻出的根源。
比如東漢時割據一方的隗囂認為西漢的建立,是“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掎之”。班彪寫下了《王命論》,極力為劉氏的天命辯護,而否認“逐鹿”說,認為劉邦建漢是早有征祥,是天命所在,不是力所能致(《漢書》卷一○○《敘傳》)。沈約撰《宋書》之所以立符瑞志,目的也是為了“欲使逐鹿弭謀,窺覬不作”(《宋書》卷一一)。隋朝李德林因為梁士彥及元諧等人頻有逆意,抗衡隋朝,仿照班彪作《天命論》,極力攻擊逐鹿之說(《隋書》卷四二《李德林傳》)。這跟《舊唐書》描述隋末群雄的態(tài)度是一樣的,《舊唐書》史臣曰:“有隋季年,皇圖板蕩,荒主燀燎原之焰,群盜發(fā)逐鹿之機,殄暴無厭,橫流靡救。高祖審獨夫之運去,知新主之勃興,密運雄圖,未伸龍躍?!保ā杜f唐書》卷一《高祖本紀》)
當然,《舊唐書》是后來編纂的,在描述隋末群雄時,自然極力否認李唐的統(tǒng)治權來自于群雄逐鹿,而是強調高祖的興起是天命早著,不是光靠力爭得到的。在天命說占據政治思想史主流的隋代和唐代中前期,盡管逐鹿中原的群雄以智謀、強力奪取政權,但是在論述自己統(tǒng)治合法性時,卻自然而然地求助于天命學說,將自己說成是接受上天的天命來統(tǒng)治人民。隋末群雄中,不但李淵、李密如此,竇建德、蕭銑也不例外。

在隋末群雄的競逐中,有一個顯著的現(xiàn)象,就是假天命而號令天下者李、劉二氏,李淵以“李氏將興”為號召,認為自己就是讖謠中的“桃李子”;而發(fā)端竇建德集團的劉黑闥等,則打著“劉氏當王”的大旗,與李家的讖言相對抗。
強權者為何還要假“天命”而號令天下?
其實,“李氏將興”和“劉氏當王”并非簡單的謠讖,而是有著深厚的政治思想和宗教信仰的根基。唐朝之前,漢朝是唯一一個綿延數(shù)百年的統(tǒng)一王朝,讖緯之學從興起就與今文經學結合在一起,宣揚劉氏才具有天命,比如《春秋演孔圖》說:“卯金刀,名為‘劉’,赤帝后,次代周?!?光武帝劉秀制造“劉氏復起,李氏為輔”,“劉秀發(fā)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為天子”的讖語。王莽末年開始流傳的“劉氏復起”的讖記,東漢王朝覆滅之后再度出現(xiàn),成為“漢祚復興”、劉氏“系(繼)統(tǒng)先基”,爆發(fā)了張昌、劉尼、劉根、王彌,以及劉茫蕩、劉黎、劉靈助的起義或起兵,甚至三國時期劉備建立蜀漢、匈奴貴族劉淵的反晉戰(zhàn)爭,同樣是在 “漢祚復興”這個讖記號召之下發(fā)動的。在這樣的政治環(huán)境中,“卯金刀”就成了統(tǒng)治者敏感和警惕的符號。
劉秀起兵復興東漢時,“宛人李通等以圖讖說光武云‘劉氏復起,李氏為輔’” (《后漢書》卷一《光武帝本紀》)。從東漢末年起圍繞著道教《太平經》的“太平世”歷史觀深深影響了魏晉南北朝的政治與社會,那時代社會上彌漫著“末世將至、大劫輪回之期已到”的觀念。這與其說是政治家營造利用讖諱去迷惑民眾,不如說是政治家順從了當時普遍的“末世之劫、救世主下凡”的信仰。于是“劉氏”讖語就與道教的類彌賽亞信仰結合起來,宣揚“劉氏當復興”。但是同時,“李弘”作為老君的化身出世拯救世人之說,越來越被大眾所認知?!袄詈搿被蛘呃暇鍪溃堑澜探K末論和類彌賽亞信仰不斷發(fā)展的產物,在中古政治和社會運動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李淵建立唐朝,就是在這樣的思想和信仰的背景下完成的。李密宣揚的一套說辭,實際上跟李淵基本一樣,他們都將自己視為拯救世人、建立新朝的救世主。



圖讖背后的權力爭奪:天下姓“李”還是姓“劉”?
這些救世主的宗教信仰和政治理想,對北朝到隋唐的政治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隋朝建立之初,隋文帝面臨的第一場嚴重的謀叛即與此有關。他誅殺了頗有野心的大臣劉昉,鞏固了自己的權力。劉昉“常云姓是‘卯金刀’,名是‘一萬日’,劉氏應王,為萬日天子”。在誅殺劉昉的詔書中,隋文帝嚴厲駁斥所謂“劉氏應王”的讖言,強調天命在自己。
唐朝建立之后,劉姓大臣屢屢被猜忌貶斥,比如唐初的重要將領劉師立被人揭發(fā)“姓在符讖欲反”(《新唐書》卷八八《劉師立傳》);另一位將領劉蘭成因為“劉將軍當為天下主”的預言被殺(《新唐書》卷九四《劉蘭成傳》);貞觀十九年(645),又有劉道安蠱惑人心,煽動造反,等等。武則天時代,“劉氏當王”的觀念也對政治產生了重要影響。萬歲通天二年(697),劉思禮謀叛被殺,也跟此有關(《新唐書》卷八八《劉義節(jié)傳》)。武則天上臺之后,有“伐武者劉”的讖言,引發(fā)武則天的激烈反應(《資治通鑒》卷二○五)。睿宗時代,長安有劉誡之謀反事件的發(fā)生。玄宗的開元年間,大量的造反都跟劉氏有關,比如開元十三年(725)的洛陽劉定高、開元二十三年(735)的洛陽劉普會、開元二十四年(736)的長安劉志誠等等。玄宗對“卯金刀”非常敏感,以至于他將楊釗的名字改為“楊國忠”,“國忠本名釗,以圖讖有‘卯金刀’,當位御史中丞時,帝為改今名”(《新唐書》卷二○六《楊國忠傳》)。

李淵起兵,大力宣揚自己名符圖讖,也要放在這種宗教信仰背景下才能得到理解。一直到唐高宗時代,高宗還給自己的兒子取名“李弘”。敦煌兩件《洞淵神咒經》抄本P.3233及P.2444,末均題:“麟德元年七月廿一日奉敕為皇太子于靈應觀寫”。《洞淵神咒經》預測李弘出世,真君降臨,其文多有劉氏復興、李弘繼立的政治性預言,可能就是李弘的父母(高宗和武則天)強調自己的兒子李弘是應讖當王,合乎天意。
從隋朝瓦解之后的情形看,諸雄逐鹿中原,絕大多數(shù)以“李”、“劉”為號召。天下不是姓“劉”,就是姓“李”,似乎已經成了各種政治勢力的共識。當時有童謠云:“白楊樹下一池水,決之則是劉(流),不決則為李(瀝)?!币馑季褪撬鍡顪缤鲋螅词莿⑿?、要么是李姓當皇帝。所以在唐朝建立之初,大臣李孝常和劉德裕就謀叛推翻唐朝建立新的劉姓王朝,劉德裕對這首童謠的解釋是,“李在未決之前,劉居已決之后。明知李氏以后,天下當歸我家。當決之,順天之命耳”——意思是說,池水在決堤流(劉)出之前,必有水瀝(李)入地下。但是最后還是要決堤流(劉)出。在這一新的解釋中,李唐王朝變成了過渡政權,在李唐建立之后,會在將來被劉氏取代(《冊府元龜》卷九二二《總錄部?妖妄》)。


從北朝到唐朝,“李氏將興”和“劉氏當王”的讖語,其背后的深厚的宗教信仰和知識背景,在很長的歷史時期,對政治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李淵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建立了唐朝,從某種意義上說,唐朝的建立,也是宣揚建立理想國度的救世主思想的產物。
(本文摘自孫英剛:《細講中國歷史叢書·隋唐五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原題為《隋末群雄逐鹿的知識和信仰背景》,本文標題與小標題為編者所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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