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275年，意大利商人、旅行家馬可·波羅抵達中國，在游歷17年后，他返回故土，留下了一部《馬可·波羅游記》，打開了西方人了解神秘東方古國的大門，也揭開了東西方交流的序幕。

七百年后的1975年，一位同樣名叫馬可的意大利青年，來到彼時尚未開放國門的新中國求學。在這里，他愛上了中國電影。之后，如同馬可·波羅首次系統(tǒng)性地向西方介紹中國的物產(chǎn)與盛景那般，他在中國電影走向世界舞臺的道路上拓荒，直到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依舊未曾停止。

他就是馬可·穆勒（Marco Müller）。

馬可·穆勒在本屆上海國際電影節(jié)索科洛夫?qū)а荽髱煱嗌稀?/p>

馬可·穆勒曾經(jīng)最為人熟知的身份，是威尼斯電影節(jié)的藝術總監(jiān)。此外，他還擔任過佩薩羅電影節(jié)、鹿特丹電影節(jié)和洛迦諾電影節(jié)的藝術總監(jiān)。對于當時搞不清“總監(jiān)”究竟是什么職位的中國電影人來說，一概親切地喊他“馬主席”，現(xiàn)在這個稱號還掛在他的微信上。

對于我們媒體來說，過去他是站在歐洲電影節(jié)的紅毯上，歡迎遠道而來的中國影人的“穆勒先生”。近些年來，他跟賈樟柯導演一起創(chuàng)辦平遙電影展，成了平遙的榮譽市民；去年，他又定居上海，成為上海大學特聘教授及電影藝術研究中心藝術總監(jiān)。習慣用中文交流的他，早就不是“穆勒先生”，也不是老外，而是大家口中的“老馬”。

馬可·穆勒與年輕的賈樟柯

賈樟柯與馬可·穆勒（右）在平遙電影節(jié)

在剛剛結束的第24屆上海國際電影節(jié)上，馬可·穆勒擔任了主競賽單元的評委。此后，他將投入第5屆平遙電影展的選片策劃工作。日常中，他承擔著隸屬于上海大學的上海電影學院及上海溫哥華電影學院的教學工作。生活里，這位上海女婿還是家庭煮夫，除了讓妻子和女兒一飽口福外，不時露一手正宗的意大利美食來款待朋友。日前，趕在老馬的百忙之中，澎湃新聞記者對他進行了一次專訪。

老馬將我們見面的地點，定在了距離他工作的上海大學不遠的茶館里。相比意大利的國民飲品咖啡，老馬更愛喝茶。不但愛喝，他也懂經(jīng)，買茶必去茶城，先觀后品再掏錢。對于心頭好的這份執(zhí)著心，或許是根植在他個性里的一部分吧。

對于中國電影的熱愛，也是如此?？赡苡腥丝吹缴虾H電影節(jié)頒獎典禮上，他對祝希娟說自己很喜歡《紅色娘子軍》的那番話，是老外的客套。哪里知道當年還是留學生的他，為了看《紅色娘子軍》等國產(chǎn)片，不惜在晚上校門關閉后翻墻回宿舍，為此沒少挨批評。

祝希娟與馬可·穆勒在上海國際電影節(jié)頒獎典禮上

《紅色娘子軍》海報

采訪中，最令澎湃新聞記者感念的，就是老馬跟幾代中國電影人的情誼。

談及謝晉，他說：“謝晉對我的關懷，我真的沒齒難忘。我第一次跟他見面是在1979年，我還是一個很年輕的名不見經(jīng)傳的老外。但是他聽說我想跟他見一面，立刻就非常爽快地答應了。成了朋友后，我每次來上海，他都會請我去老吉士吃上海菜，總是不忘帶上他家藏的五十年女兒紅——謝晉不是紹興人嘛。我們就一邊喝女兒紅，一邊吃著醉蝦，一邊聊天。”

談及“臺灣新浪潮”導演，他說：“我最早在香港認識楊德昌，當時他們正在拍攝一部由四個短片組成的拼盤電影，就是后來的《光陰的故事》。我問他，聽說還有一位很有個人風格的導演，拍過《兒子的大玩偶》。于是，他立刻把侯孝賢介紹給我。看了當時他的早期影片后，1988年，我就在意大利佩薩羅電影節(jié)做了第一次侯孝賢個人作品展?！?/p>

談及陳凱歌等“第五代”導演，他說：“我們年齡差不多，從年輕時起就認識了，之后一直保持溝通交流，又一起變老，交情很難用一兩句話說清楚?！?/p>

至于賈樟柯導演，他說：“從我在威尼斯電影節(jié)時，就對賈導的作品——不論是短片、紀錄片還是劇情長片竭力相挺。”他們攜手一路走來，從無到有打造出平遙電影展，這份莫逆之情自不必言。

而如今在大學任教的老馬，還希望通過培養(yǎng)電影修復等中國亟需的專業(yè)人員，繼續(xù)以自己的方式為中國電影的發(fā)展盡一份力。在他的第二故鄉(xiāng)，他有許多想做的事，也有新的電影夢要去實現(xiàn)。

【對話】

翻墻挨批，只為看電影

澎湃新聞：你最早來到中國是在1975年。當時中國跟西方基本處于隔絕的狀態(tài)，為什么會想要來中國留學呢？

馬可·穆勒：事實上，經(jīng)歷過1968年的“五月風暴”后，很多歐洲年輕人都對中國很向往；而且整個1960年代，非宗教性的東方哲學，比如禪宗這類，在西歐非常流行。我自己的話，中學還沒畢業(yè)就開始學中文了，16歲開始去意大利中國友好協(xié)會辦的夜校，那里匯集了對中國感興趣的大批積極分子。所以，我成為新中國成立后第一批意大利留學生，可以說是必然的。

當時，我本科已經(jīng)畢業(yè)了，論文是關于人類學的，所以我最早申請去社會科學院繼續(xù)我的研究。等到了北京之后，才知道社會科學院已經(jīng)關了——那時還處于“文革”后期。負責接待留學生的老師，就建議我去沈陽的遼寧大學進修大眾文學，我感覺這也不失為一個好主意，因為大眾文學應該與口頭文學、民間文化有關。如果不是因為這個選擇，我之后肯定不會那么重視中國電影。

到了沈陽后，負責教我們的幾位老師都不錯，但其中有一位研究古典美學的學者特別杰出，他很快就為我們展開整篇中國文化的畫幅。這位老師目前仍然在世，名叫王向峰。我第一次了解到《文心雕龍》的美學思想，就是通過王老師，這種研究在當時還是相當大膽的。

澎湃新聞：你最早看到的中國電影有哪些？

馬可·穆勒：在遼大時，除了王向峰的課之外，其他課的學習內(nèi)容不多。當時我的同班同學里，就有我的前妻杜阿梅（Marie-Pierre Duhamel），她比我大一歲，是法國留學生，也跟我一樣，一直很喜歡電影，之前在本國參加電影俱樂部。我們一有空就跑出去看戲、看電影。當時“文革”還沒結束，能看到的除了樣板戲，就是朝鮮電影、阿爾巴尼亞電影、蘇聯(lián)早期電影。

我們發(fā)現(xiàn)有一部樣板電影，一看就跟其他的不一樣，叫《磐石灣》。還有一部《青春》，講的是一位啞巴姑娘想當電話總機，雖然內(nèi)容是典型的樣板片，但還是可以看出它有特別之處。這兩部電影是誰拍的呢？就是謝晉。但當時我們不知道，因為那時片頭片尾沒有導演的名字。

后來，我們從遼寧大學轉(zhuǎn)到南京大學。當時，“四人幫”剛剛被粉碎，有一批解放后的中國電影重新被拿出來放映。有一天——謝晉特別喜歡這個故事——杜阿梅聽說有個籃球場要放映《紅色娘子軍》，而且不是芭蕾舞，據(jù)說是一部很不錯的故事片。于是，我們兩人想著一定要去看，就騎個自行車趕過去。我那時留著很長的胡子，因為中國的理發(fā)師不知道該怎么修剪胡子，杜阿梅也不怎么高，結果到了那里，看自行車的大娘就跟我說，“老爺爺，你的女兒很漂亮”。

當時，我們一看就發(fā)現(xiàn)了，這位謝晉導演的審美取向，跟其他中國導演確實不一樣。然后，才恍然大悟，原來之前我最喜歡的《磐石灣》和《青春》也是謝晉拍的。能將社會主義跟浪漫主義融合在一起，又不失濃烈個人風格的導演，還要屬謝晉。

《青春》

1977年春節(jié)之后，有更多中國的老電影重新上映。雖然南大的課程相比遼大要更豐富一些，但我跟杜阿梅心心念念的還是中國電影。我們遇到的最大的難題，就是當時南大的校門晚上八點就關了，晚回來就不得不翻墻了，為此還多次吃到批評。可那時我們電影真沒少看，甚至還擬了導演排行榜。排在第一名的當然是謝晉，后面還有謝鐵驪和謝添。我們非常喜歡“三謝”。

《悲情城市》能拿金獅獎，多虧謝晉從中斡旋

澎湃新聞：你是什么時候開始向歐洲介紹中國電影的？

馬可·穆勒：意大利最熱衷介紹新電影的電影節(jié)，可以算是佩薩羅電影節(jié)，1980年代的時候，我還曾擔任這個電影節(jié)的總監(jiān)。1978年，我剛剛從中國回到意大利的時候，佩薩羅就舉辦了歐洲第一個解放后中國電影的展映活動。但我發(fā)現(xiàn)自己最喜歡的一些作品，都不在這次展映當中。

那時我資歷尚淺，主要負責翻譯和陪同，還無法參加選片工作。不過，我跟中國電影代表團的團長謝鐵驪一直都在聊天，告訴他我很喜歡中國電影，包括他的《早春二月》。他就說：“那你下次來北京的時候，我把你介紹給我的朋友們?！边@樣后來才認識了謝晉等許多位中國導演。

謝鐵驪

說回到中國電影的推介，眼看佩薩羅電影節(jié)的展映活動里，沒有我最喜歡的那些作品，我就在想，一定要再辦一次大規(guī)模的中國電影展映活動。1979年的時候，意大利最發(fā)達的工業(yè)城市都靈還沒有電影節(jié)，我就跟都靈的市長和文化處長談了我的想法，說都靈電影節(jié)一炮打響的活動，就應該是大型的中國電影回顧展。他們拍板同意了，于是我立馬從羅馬搬家到都靈。花了兩年時間，籌備了一個大規(guī)模的中國電影回顧展，放映了共計135部影片。其中最早的一部是1922年上映的《勞工之愛情》，是當時發(fā)現(xiàn)的中國最早的默片。

我最早接觸到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在上海拍攝的老電影，也是在那個時期。意大利電影資料館的館長為我寫了一封介紹信，因此得以跟中國電影資料館聯(lián)系上了。后來中國電影資料館的代表團來到意大利，表示很希望能交換意大利新現(xiàn)實主義影片的拷貝，我就為他們列了一個詳細的片單，而且每場放映都由我擔任翻譯——那時我的中文比現(xiàn)在要流利（笑）。

馬可·穆勒與鞏俐、李少紅

在籌備中國電影回顧展的兩年里，我為了找中國電影的拷貝，跑遍了全世界。比如在舊金山唐人街的老影院里，就找到了一些上海1940年代的老電影；還跑到哈瓦那唐人街去，那里的電影院已經(jīng)關門了，我就想方設法說服對方讓我去片庫看看。就是這樣，一步一步，從世界的各個角落里，挖掘出中國電影的拷貝。

當然，兩年里，也不是說沒有留下遺憾。當時，西方首位研究中國電影的電影史學家陳立（Jay Leyda）就告訴我說，有一個美軍空軍基地里藏了100多個拷貝，從日本戰(zhàn)敗之后就沒人動過，里面很可能會有一些消失的影片?？墒牵粋€意大利公民，也沒辦法進到美國的空軍基地里翻騰，最后這批拷貝恐怕也是不知所蹤了。

澎湃新聞：在推介華語片的過程中，哪部作品的拿獎經(jīng)過特別波折。

馬可·穆勒：這就要從頭說起。我從1980年起就擔任威尼斯的選片人。當時威尼斯電影節(jié)的總監(jiān)，是新現(xiàn)實主義的導演卡羅·里査尼（Carlo Lizzani）。他是意大利共產(chǎn)黨，在1958年就來過中國，拍了紀錄片《長城》。我就毛遂自薦，開始向他推薦中國電影。之后，直到1995年，我都擔任威尼斯的選片人，只有一年例外。因為那年換了一位思想偏向右翼的總監(jiān)，我向他推薦了田壯壯的《獵場札撒》和《盜馬賊》，但他都無法理解，所以我就暫時退出了威尼斯選片人的工作。后來，比拉吉（Guglielmo Biraghi）出任威尼斯的總監(jiān)后，我才又回去。我跟比拉吉聊了之后，他就問起來，“謝晉這位導演特別有意思，為什么西方?jīng)]人知道他？”

其實，我在都靈辦中國電影回顧展的時候，1970年代到1980年代初擔任法國《電影手冊》主編的著名影評人塞爾吉·達內(nèi)（Serge Daney）來看了之后，也非常喜歡謝晉的作品。1983年，我還去法國做過一次謝晉作品的回顧展。

說回到比拉吉，他就決定在1989年邀請謝晉來威尼斯當評委。那一年，最后是侯孝賢的《悲情城市》拿了金獅獎，這其中自然也有謝晉的功勞。

《悲情城市》

當時評審團里最有名的是意大利導演普皮·阿瓦蒂（Pupi Avati）以及好萊塢導演約翰·蘭迪斯（John Landis），還有拍了《天堂之日》以及許多“新浪潮”名片的古巴攝影師內(nèi)斯托·阿爾門德羅斯（Néstor Almendros）。他們也覺得《悲情城市》不錯，但電影具體講了什么，他們看不明白，于是謝晉就發(fā)揮他善于說服人的本領，慢慢讓這些評委心服口服。

1989年，侯孝賢上臺領取金獅獎。

說到?jīng)_突，這個獎項結果一揭曉，意大利媒體就炸了鍋，群起攻擊我。其實，早在1980年代初期，凌子執(zhí)導的《原野》參加威尼斯主競賽單元的時候，就有媒體對我不滿意了。

第一部入圍威尼斯電影節(jié)主競賽單元的中國電影《原野》

那是第一部入圍威尼斯主競賽單元的華語片，意大利媒體就覺得，一位女導演的長片處女作憑什么呢。而這一次是第一次有華語片拿了金獅獎，媒體的反應可想而知。雖然我在1988年就在意大利辦過楊德昌跟侯孝賢的電影回顧展，但當時意大利媒體對當代華語片真的是一無所知。直到1991年，張藝謀的《大紅燈籠高高掛》拿了最佳影片銀獅獎，歐洲的發(fā)行商買下來做了大規(guī)模放映后，他們才漸漸有所了解。

2007年，時任威尼斯電影節(jié)藝術總監(jiān)的馬可·穆勒與擔任評審團主席的張藝謀。

2010年，馬可·穆勒、徐克、昆汀·塔倫蒂諾授予吳宇森終身成就獎。

澎湃新聞：去年在上海大學的講座上，你還講到你促成安東尼奧尼跟謝鐵驪的會面。

馬可·穆勒：當時意大利和中國合拍了連續(xù)劇《馬可·波羅》，是意大利新現(xiàn)實主義導演吉奧里亞諾·蒙塔爾多（Giuliano Montaldo）執(zhí)導的，于是謝鐵驪作為中國電影家協(xié)會主席，又來到了意大利。其實會面是安東尼奧尼主動提出的，然后，我向謝鐵驪做了轉(zhuǎn)達。謝鐵驪馬上就說，“去！但是以我個人的名義，不可能整個中國電影代表團一起去?！钡搅税矕|尼奧尼的家，他就說，“老安，我們都非常崇拜你，也非常喜歡你的電影，總有一天你的作品一定會得到平反?！?/p>

安東尼奧尼

藝術電影的觀眾是需要培養(yǎng)的

澎湃新聞：雖然今年的戛納電影節(jié)主競賽單元沒有華語片，但是“一種關注”單元里有之前在平遙電影展拿下創(chuàng)投項目的《街娃兒》，你看好這部作品嗎？

馬可·穆勒：正是我向戛納電影節(jié)的藝術總監(jiān)福茂推薦了這部作品。

《街娃兒》入圍了今年戛納“一種關注”單元

澎湃新聞：所以你現(xiàn)在還在不斷給歐洲三大電影節(jié)推薦中國電影嗎？

馬可·穆勒：不是那種官方性質(zhì)的推薦，就是朋友之間的閑聊。我跟福茂是三十多年的老朋友了，當初我當洛迦諾電影節(jié)當藝術總監(jiān)的時候，他是負責出版電影節(jié)相關書籍的出版社的老板。將來我還會繼續(xù)向柏林、戛納、威尼斯推薦中國電影。

澎湃新聞：那你能給年輕的中國電影人一些建議嗎？怎樣才能有機會一步一步走上國際舞臺？

馬可·穆勒：我的建議就是：一定要來平遙電影展，因為這樣我們就能早些看到你的作品。

澎湃新聞：賈樟柯導演六月初才宣布要回歸平遙，現(xiàn)在距離十月份平遙電影展的開幕，只有四個月的時間了，這一屆的準備工作，從時間上看會不會太緊張了？

馬可·穆勒：不會。因為我一直沒想過放棄平遙，而且在之前的那段時間里，有些導演也會把他們作品的初剪版本給我看。我也會去說服制片人和代理方，希望對方至少把亞洲首映留給平遙。雖然我目前已經(jīng)在上海定居了，感覺似乎離平遙有些距離，但我對平遙有很深的感情，還是平遙的榮譽市民；今年又是平遙非常重要的過渡之年，我一定要幫“老家”的忙。

不過，定居上海之后，我跟一些老朋友的走動變得更方便了。你看像張軍釗、陳凱歌、田壯壯、胡玫、劉苗苗這些第五代導演，我們年齡差不多，從年輕時起就認識了，之后一直保持溝通交流，又一起變老，交情很難用一兩句話說清楚。我當鹿特丹電影節(jié)藝術總監(jiān)的時候，陳凱歌和“香港新浪潮”的導演方育平，就在我家住了幾個星期。

澎湃新聞：目前，你擔任上海電影學院的老師和電影研究中心的藝術總監(jiān)。這份教學工作對你意味著什么？

馬可·穆勒：最重要的是，我通過跟年輕人的打交道，能夠知道他們愛看什么樣的影片，尤其是愛看什么樣的華語片，所以每堂課我都會預留15分鐘的交流時間。還有一些課堂上不太好意思發(fā)言的同學，下了課會過來找我聊天，這也很好。

我覺得上海電影學院跟其他電影學校還是有所不同的，他們對電影的熱情非常純粹。之前，我接到了一個任務：觀看全上海所有電影院校送來的31部畢業(yè)短片，這讓我想起1980年看田壯壯的《我們的角落》時的感觸。我發(fā)現(xiàn)這些三年級的學生探索的方向各有不同，有純粹的文藝片，也有類型片的嘗試。從這里我就發(fā)現(xiàn)上海這座城市有自己獨特的文化氛圍。

說起這點，回到1979年、1980年，我看到了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上海老電影，就發(fā)現(xiàn)當時上海電影人已經(jīng)在拍實驗性很強的作品了。比如袁牧之的《都市風光》，我一直希望中國電影資料館能把這部電影放出去，讓國外的電影節(jié)看一看。還有像賈樟柯導演和我都非常喜歡的費穆，我在1984年的佩薩羅電影節(jié)安排了《小城之春》的放映，那應該是這部電影在海外的首映吧。

袁牧之作品《都市風光》

澎湃新聞：提到老電影的重新放映，我感覺眼下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很多中國的老電影還沒來得及修復，意大利倒是一直在電影修復上領先其他國家，比如博洛尼亞有專門的電影修復實驗室。

馬可·穆勒：沒錯，我們意大利人將修復文藝復興時期壁畫和建筑的功力用到了修復膠片上。除了你提到的博洛尼亞電影修復實驗室外，柯達在離紐約不遠的羅切斯特也有一個膠片修復的基地，主持工作的保羅·謝奇·烏塞（Paolo Cherchi Usai）可以說是當今最偉大的電影修復方面的專家，他其實也是意大利人；包括比利時電影資料館（Cinémathèque Royale de Belgique）的館長，也是從博洛尼亞過去的；世界各地還有很多跟電影修復有關的機構都有意大利人的身影。

談到這里，我們上海電影學院的陳凱歌院長和何小青院長，已經(jīng)決定跟博洛尼亞當?shù)氐碾娪靶迯蜋C構展開合作，我們會向他們購買設備，希望將來中國電影資料館也會愿意跟我們合作，他們的片庫里值得修復的電影太多了。

雖然不可能立刻就開出一個新的科系，但我在跟兩位院長討論學院未來發(fā)展的五個方面時，其中就有膠片修復，包含在“電影的保護與搶救”里面。另外四個方面分別是影展策劃、文化翻譯、文藝片的發(fā)行以及藝術影院的管理。

之所以想到在上海電影學院開設這些課程，跟上海這座城市的獨特觀影氛圍有關。你看，除了全國藝術電影聯(lián)盟之外，還有立足本地的上海藝術電影聯(lián)盟；服務本地影迷的公眾號“電影山海經(jīng)”我每天都會看，可以感受到他們對電影的熱情。

希望在這五個方向上培養(yǎng)人才還有一個考量就在于，藝術電影的觀眾是需要培養(yǎng)的。賈樟柯拍完《江湖兒女》后，帶著片子在全國走了一圈，回來后他告訴我，在中國，藝術電影的觀眾少說有6000萬。這些觀眾渴望不斷的給養(yǎng)，這就需要在全國有更多的上海藝術電影聯(lián)盟式的團體。還有就是現(xiàn)在文藝片進入院線有一個尷尬的現(xiàn)實：很多都放在多廳影院里最小銀幕的那個廳放映。隨著觀眾群體的成熟和壯大，未來我們希望能看到專門放映藝術電影的多廳影院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