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許壽裳與魯迅相識既早，更有同鄉(xiāng)之誼。作為魯迅的摯友，許壽裳一直認為自己有責任在貧病的中國向國人宣傳魯迅的戰(zhàn)斗精神。

        1946年6月25日，許壽裳受陳儀之邀赴臺灣，任省立編譯館館長。因臺灣同胞都說日語，看日文，國語、國文程度太低，所以許壽裳要普及國語、國文和中國史地方面的知識，以增強臺灣人民的民族民主意識。

        在臺期間，他極力地宣揚魯迅并陸續(xù)在報刊上發(fā)表文章，后又結(jié)集成《魯迅的思想與生活》一書發(fā)行，引起極大的反響。研究者認為，許壽裳意圖透過魯迅思想的傳播，使得過去魯迅曾經(jīng)扮演過重要角色的五四新文化運動能夠再度在臺灣掀起，達到臺灣文化重建目的。

        然而由于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發(fā)，緊接著陳儀下臺，第二天編譯館被一紙文告裁撤。而許壽裳本人也在1948年被殺害，許多人將他的死指向國民黨的政治暗殺。

陳儀（前右）與魯迅（后右）、許壽裳（后左）、邵文镕（前左）1904年攝于日本東京

臺灣光復(fù)，許壽裳應(yīng)邀前往主持編譯館

        1945年10月24日，陳儀以臺灣行政長官公署兼警備總司令之身份飛抵臺北松山機場，翌日于臺北市公會堂（中山堂）與臺灣總督兼第十方面軍司令官安藤利吉，在同盟國軍事代表、臺灣人民代表，以及新聞記者代表列席之下舉行受降儀式。臺灣從此納入陳儀的指揮之下。

1945年10月25日，在中國戰(zhàn)區(qū)臺灣省受降儀式上，陳儀作為中國受降主官接受侵華日軍投降代表安藤利吉呈送投降書。

        1946年5月1日，陳儀從臺灣打電報到南京給時任國府考試院考選委員會專門委員的許壽裳?！对S壽裳日記》5月2日有“得公洽‘顧密’電”，5月3日有“（下午）六時得荃侄電話，知‘顧密’電已譯出，略謂為促進臺胞心理建設(shè)，擬專設(shè)編譯機構(gòu)，編印大量書報，盼兄來此主持，希電復(fù)”。5月4日，許壽裳給好友謝似顏信云：“得公洽兄密電……弟意能游光復(fù)后之臺灣，非不甚愿，惟所云擬設(shè)機構(gòu)，既未悉其詳情，弟個人復(fù)有種種牽制，中以經(jīng)濟困難為第一，躊躇莫決。”但經(jīng)過短暫的考慮后，5月6日“復(fù)公洽電（由荃侄在院代發(fā)）?？煨殴ⅰ薄?月13日陳儀在臺灣再度給許壽裳信中云：“電、信都收到。兄愿來臺工作，很高興?！?/p>

        許壽裳抵臺后，6月27日即投入編譯館的籌備工作，開始起草編譯館組織大綱。分為四組：（1） 學校教材組，（2） 社會讀物組，（3） 名著編譯組，（4） 臺灣研究組。

        據(jù)當時在臺灣省教育處教材編輯委員會當編審兼主任秘書的楊乃藩（1915—2003）回憶說：“學校教材組，這一部分以編撰教科書為主（印刷發(fā)行由臺灣書店負責），接收教育處教材編輯委員會的原班人馬，已略具雛形。社會讀物組，是編輯一般性的民眾讀物，許先生自己率先編了一本《怎樣學習國語和國文》，也要筆者趕編一本《簡明應(yīng)用文》，以應(yīng)當時民間的急迫需要。這部分找人也比較容易，記得有幾位許先生在北平女師大的學生如梁甌倪等都被羅致。名著翻譯組，這部分是重頭戲，據(jù)說陳儀希望在短時間內(nèi)譯出世界名著五百部。這一想法來自日本，日本人大量翻譯世界名著出版，以提升國民文化水平。由于許先生廣泛的學術(shù)人際關(guān)系，他函電交馳，邀約多位高手來臺助陣。其中有李霽野、章微穎、謝似顏、繆天華等。因為許先生是留日的，所以以通日文者為多；世界名著，也多由日文翻譯過來。臺灣研究組，對臺灣歷史文物作系統(tǒng)性的研究，主持其事者為楊云萍先生（現(xiàn)任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明史專家）。一位日本學者國分直一也被羅致，專事后龍、苑里及圓山貝冢等的考古工作?！?/p>

        到了1946年下半年，編譯館已初具規(guī)模了。……只是好景不長，經(jīng)過半年左右，在次年的2月28日，卻發(fā)生了“二二八”事件。

許壽裳(1883—1948.2.18)，字季茀，號上遂，紹興趙家坂人，現(xiàn)代傳記作家、學者。       

“二二八事件”后編譯館被裁撤

        陳儀領(lǐng)導(dǎo)的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治臺政策是“去日本化（奴化）”再“中國化”，這是戰(zhàn)后臺灣文化建設(shè)中的重要的原則性指導(dǎo)綱領(lǐng)。

        當時臺灣人民遭構(gòu)陷為日本化、皇民化，乃至于奴化，這些歧視與誤解斷非臺灣人民所能接受。詩人王白淵對此指出：“……許多外省人，開口就說臺胞受過日人奴化五十年之久，思想歪曲”，“臺胞雖受五十年之奴化政策，但是臺胞并不奴化，可以說一百人中間九十九人絕對沒有奴化。只以為不能操漂亮的國語，不能寫十分流利的國文，就是奴化。那么，其見解未免太過于淺薄，過于欺人”，“好像把臺省看作一種殖民地，對臺胞抱著一種優(yōu)越感，使臺胞和外省人，在不知不覺之中，漸漸發(fā)生隔膜”。

        當時的臺籍作家吳濁流，在其自傳體回憶錄《無花果》一書中，對陳儀所領(lǐng)導(dǎo)的行政長官公署的種種作為，有著親眼的觀察與分析。他說：“在陳儀長官的部下里……從整個看來，擁有現(xiàn)代知識者少而古代官僚作風者多?！鳈C關(guān)接收以后，日本人所留下的位置由外省人所替代，而下面的本省人仍然居于原來的位置。因此，對工作、環(huán)境詳細的本省人居于下位而不諳工作的外省人卻悉數(shù)居于上位，于是就孕育了很大的矛盾。這樣一來，政令的推行就無法順利。那么本省人就走入愚昧的感情路線上，毫無顧忌把嫉妒表露出來，而外省人又抱著反正上位都是外省同志，所謂‘官官相護’，互相維護的關(guān)系，自然會懷有優(yōu)越感而去輕視本省人了。”

        由于當時大多數(shù)的臺灣人不懂中國的國語，加上前述臺灣人被奴化的誤解與歧視，當時的臺灣人無論在政治權(quán)力、經(jīng)濟、社會，以及工作職位等各方面均受到刻意的不公平對待，此種差別待遇不僅造成臺灣人民處處吃虧、雙方的隔閡加深，也使得臺灣人民十分不滿。由于外省人的無能與蠻橫而衍生出的省籍間傾軋，終于爆發(fā)“二二八事件”。接踵而來的是一連串的鎮(zhèn)壓行動，據(jù)估計民眾死亡人數(shù)在18000至28000人之間，受害者大多未經(jīng)審判即被槍決，甚至死得不知所終。

1947年2月28日，聚集在臺灣省專賣局臺北分局門口的民眾

        “二二八事件”發(fā)生后，雖屢遭蔣介石批評“不事先預(yù)防又不實報”的陳儀，已于3月17日致電蔣介石，表示“對此次事變決議引咎辭職”，但蔣介石沒有同意。直至同年4月22日，當時的行政院會議通過撤銷行政長官公署，改組為省政府，陳儀方才下臺。陳儀調(diào)回南京后，擔任行政院的顧問，爾后，又被指派為浙江省省主席。可說非但沒有因此事件而受到任何的責罰，反而直接榮升。

        許壽裳4月22日日記云：“中央社消息，臺省主席系魏道明?！贝稳杖沼浻衷疲骸皥笊陷d魏主席昨已通過。……下午至公署訪公洽。”24日日記云：“以辭呈面交公洽，不肯受?！睂Υ?，當時編譯館同仁程憬之回憶說：“同時外間對編譯館的攻擊也乘時勃發(fā)： 陳儀因人設(shè)事啦，經(jīng)費太多啦，沒有成績啦，思想有問題啦，不一而足。這情形許先生當然是知道的，但他依然置諸不理，勸告同事安心工作，趕快做。……五月中，魏道明主臺的消息發(fā)表了，新任秘書長徐道鄰曾與許先生三次共事的，早就到了臺灣，但許先生沒有去看他，人家問他打算怎樣，他的答復(fù)是‘聽其自然’。到魏道明到臺灣的第二天，報章上刊出了編譯館撤銷的消息，而許先生竟也在看報之后才知道這回事。”

        許壽裳5月17日日記云：“《新生報》及《省政府公報》，載編譯館經(jīng)昨日第一次政務(wù)會議議決撤銷，事前毫無聞知，可怪。在我個人從此得卸仔肩，是可感謝的；在全館是一個文化事業(yè)機關(guān)，驟然撤廢，于臺灣文化不能不說是損失?！绷髀冻鏊麎阂值膽嵟?/p>

        據(jù)袁珂說有關(guān)編譯館突被裁撤，其原因有三：“一是許師是魯迅先生三十年的老友，思想有左傾嫌疑，所邀來館工作的職員，含左傾進步色彩的，也不乏其人，如李何林、李霽野等；二是所編教本或讀物，不合官方口味，亦有左傾嫌疑；三是‘二二八’事變后，本館有張、劉兩位同事以共（產(chǎn)）黨嫌疑被捕（說他們是事變的策劃者），許館長知其無辜，親自坐車去將他們從警備司令部保釋出來。”

臺灣省編譯館從1946年8月7日正式成立，到1947年5月16日因“二二八事件”的影響被撤銷，前后不到一年，但它的設(shè)立和工作目標卻是當時臺灣社會文化重建不可或缺的重要舉措，為盡快使臺灣和臺灣人“去日本化”、“再中國化”立下了汗馬功勞。

宣揚魯迅，以五四精神重建臺灣文化

        許壽裳來臺的另一主因，是希望利用臺灣的安定環(huán)境，完成《魯迅傳》和《蔡元培傳》的寫作。其實許壽裳早在1940年10月19日日記就說：“魯迅逝世已四周年。追念故人，彌深愴慟，其學問文章，氣節(jié)德行，吾無間然。其知我之深，愛我之切，并世亦無第二人。曩年匆促間成其年譜，過于簡略，不慊于懷。思為作傳，則苦于無暇。其全集又不在行篋，未能著手，只好俟諸異日耳?！?/p>

        而臺灣由于早在1895年就為日本所統(tǒng)治，對于五四以來新文化思潮的發(fā)展極為陌生。許壽裳后來寫有《臺灣需要一個新的五四運動》一文，他說：“誰都知道民國八年的五四運動是掃除我國數(shù)千年來的封建遺毒，創(chuàng)造一個提倡民主、發(fā)揚科學的文化運動，可說是我國現(xiàn)代史中最重要的劃時代、開新紀元的時期。雖則他的目標，至今還沒有完全達到，可是我國的新生命從此誕生，新建設(shè)從此開始，他的價值異常重大。我想我們臺灣也需要有一個新的五四運動，把以往所受的日本毒素全部肅清，同時提倡民主，發(fā)揚科學，于五四時代的運動目標以外，還要提倡實踐道德，發(fā)揚民族主義。從這幾個要點看來，他的價值和任務(wù)是要比從前那個運動更大，更艱巨，更迫切?。　?/p>

        因此，王小平就指出：“對許壽裳來說，他更多的是把魯迅精神作為一代啟蒙知識分子的精神象征，這其中不無借他人之酒澆胸中塊壘之意。因此，才能夠理解許壽裳到臺灣后，為什么會把宣傳魯迅作為與編譯館的工作同等重要的事業(yè)來看待?！?/p>

        許壽裳在來臺后，在籌備編譯館的繁忙工作之際，還繼續(xù)《亡友魯迅印象記》（以下簡稱《印象記》）的寫作。黃英哲指出：“許壽裳明顯的意圖透過魯迅思想的傳播，使得過去魯迅曾經(jīng)扮演過重要角色的五四新文化運動能夠再度在臺灣掀起，達到臺灣文化重建目的?！?/p>

        我們知道1927年以后魯迅定居上海，大量寫雜文，其中對國民黨政府之批判、攻擊愈見激烈，而許壽裳在臺灣并與當?shù)匚幕绾献鞔罅π麄黥斞福c得到陳儀的大力庇護有關(guān)。我們查看《魯迅日記》，當年魯迅在北京時是和陳儀有直接來往的，爾后則全賴書信往返。自1912年11月起至1928年12月止，《魯迅日記》之中共有近二十次與陳儀來往的記錄。

        1936年10月19日，魯迅病逝上海。陳儀當時是福建省政府主席，據(jù)陳儀的女兒陳文瑛表示，陳儀曾電告蔣介石，提議為魯迅舉行國葬，但蔣介石并未接受這項提議。又據(jù)陳文瑛說，《魯迅全集》于1938年在上海出版后，陳儀曾托人購得數(shù)套，分送給福建省各圖書館及重點學校，要學校選擇幾篇作為教材。至于自己更是在書櫥中將其陳列在顯著地位，并不時拿出來翻閱。之后，因陳儀被調(diào)離臺灣，“二二八”后的一連串政治整肅，魯迅的作品在臺灣遭到近四十年的禁錮命運。

許壽裳著《亡友魯迅印象記》，峨眉出版社，1947年初版    

許壽裳之死：謀財害命還是政治暗殺？

        1948年2月18日深夜，許壽裳遇害了。2月20日的《公論報》如此報道：“臺灣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系主任許壽裳氏，十八日夜，在和平東路青田街六號住宅，于睡眠中被人用柴刀殺害。右臉耳朵下的頸項上一傷，約被砍三刀，長八寸，裂開約一寸，右鬢部兩傷較輕，死在床上。滿床鮮血?！S氏被殺的原因究竟是被人謀害，還是被竊盜所殺。已由各有關(guān)司法的機關(guān)，嚴密偵查中?！?/p>

        2月22日下午2時，距離慘案發(fā)生后三天，兇手高萬伡逮獲，竟是編譯館的工友。據(jù)高犯供稱：編譯館裁撤后，他一時失業(yè)。想起身上有許家大門鑰匙，遂在一天晚上到許公館行竊，偷走許小姐的一輛新自行車，這次食髓知味，用鑰匙開啟許宅大門，潛入內(nèi)室，翻箱倒篋，搜求錢物。許先生為聲音驚醒，隨即拿手電筒照射，他一時神志失控，乃揮刀將許先生砍殺。后來他換掉血衣，安置好贓物之后，又裝得沒事似的，再到許家來探聽情形，當人們在驗視許先生的遺體時，他也在場，第三天他又來。在被捕時，他說已經(jīng)買好了火車票想逃的，可是卻老覺得許老先生一直在跟著他，結(jié)果他是在臺灣大學附近被抓到的。3月13日經(jīng)法院審理，罪證確鑿，高萬伡不久就伏法了。

        對于許壽裳的死，其姨侄張啟宗說：“我在1985年與沈醉同在全國政協(xié)文史委政治組時，求教于他，特別提出了這個問題。沈醉對我說：此案曾有所聞，據(jù)說是蔣經(jīng)國指使魏道明、彭孟緝等人搞的。高萬伡系受人利用，而行兇時則非有兩三個人不可。顯然這是先用蒙汗藥麻醉悶倒，然后再用刀的。尸體手足松弛且面容無異常，這說明在毫無抵抗的情況下受害的。然而，當特務(wù)為滅口而再殺人時，高萬伡即成為‘替罪羊’了?！痹跓o任何確切證據(jù)下，這也只是另一種說法。

        另外，文學編輯家范泉在1999年癌癥復(fù)發(fā)后放療中，勉力寫下《許壽裳遇害》一文，其后又作了重要補充說：“昨天又接到日本友人橫地剛先生來信，說許壽裳先生遇害，肯定是政治謀殺，不是一般的謀財害命。他說最有力的證人是許案主審官陳醒民的自白。據(jù)陳醒民揭發(fā)，在當時省主席魏道明（陳儀早已被撤下）的指使下，那些國民黨特務(wù)，如何布置安插陪審爪牙，不由主審官分說，不容查驗，三五天內(nèi)匆匆定案，不到一月即執(zhí)行槍決，以免查證?！瓘臋M地剛先生來信透示： 許先生遇害的關(guān)鍵，是因為他謳歌了給蔣家王朝敲響喪鐘的魯迅。他說許多傾慕魯迅先生的青年知識分子如藍明谷等，僅僅因為翻譯魯迅的《故鄉(xiāng)》為中日對照課本，或熱心介紹了我翻譯的小田岳夫《魯迅傳》，都被逮捕后，未經(jīng)宣判而暗中殺害了，更何況魯迅先生的摯友，寫過許多深情懷念魯迅先生的詩文，將當時的國民黨反動統(tǒng)治在詩中隱喻為見不得天日的‘長夜’的人呢！”

        ……

        諸如李何林及許壽裳的女兒許世瑋，都將許壽裳的死，指向國民黨的政治暗殺。1947年夏，因許壽裳之薦，渡海來臺，任臺大中文系教授，講授詞學的喬大壯，在1948年2月18日晚，還與許壽裳飲酒賦詩，次日發(fā)覺，許壽裳在寓所睡夢中被宵小連砍五刀慘死。喬大壯對于許壽裳慘死，驚悼特甚，心境益劣。靈前致吊時，淚流不止，返回宿舍，直至半夜才讓同事臺靜農(nóng)等人離去。又站在大門前以手電筒照著院中大石頭說：“這后面也許就有人埋伏著?！憋L聲鶴唳之情景，可見一斑。

        而過不久，這些曾在許壽裳身邊一起工作的朋友李霽野、李何林、袁珂等人，都相繼返回大陸，最后僅留下曾與魯迅有深交的臺靜農(nóng)，以及謝似顏等少數(shù)人。但早年受過“白色恐怖”，在大陸時期入獄多次的臺靜農(nóng)，此時為明哲保身，終其一生避談魯迅，埋首學究生涯。再過不久，魯迅的作品，更成為禁書，當然再也沒見到宣揚魯迅，而為知己者死，如許壽裳的人了。漫漫長夜，我們憑誰再叩曉鐘呢？斯人已去，為之長嘆！

        （本文節(jié)選自蔡登山：《重看民國人物》，中華書局，2015年5月。澎湃新聞經(jīng)出版社授權(quán)發(fā)表。有刪節(jié)，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