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益陽人中，官做得最大的是陶澍，事功最顯赫的是胡林翼，“才氣奔放，則有湯海秋”（曾國藩語）。

        湯鵬（1801-1844），字海秋，九歲能屬文，十四歲補學員，道光二年（1822）舉人，明年連捷成進士，以主事分禮部，時才二十三歲。十年，充軍機章京，極受大學士曹振鏞賞識，擔心他在“冗眾”的禮部受到遏抑，特奏調(diào)至戶部，旋擢貴州司員外郎。十五年，充會試同考官，時年三十五歲。對這樣一位年少高材，輿論皆以為“不日月躋津要得美仕也”，然而湯鵬不走尋常路，“自貲求為御史”，做了一名言官。

        這年八月，工部尚書宗室載銓，在檢查公務(wù)時，將本部司員嵩曜誤認作“家里人”。所謂家里人，是指旗人雖須服從皇帝，然而也要敬禮所在旗的旗主，旗主則視本旗之人為家人，當然，家人聽上去不錯，其實另有個稱呼則是奴才。然而嵩曜并非載銓的“家里人”，聞言覺得受了侮辱，回頭就向長官具呈代奏，告了御狀。清宣宗認為“載銓措詞過當”，而“嵩曜負氣具呈”，都有錯誤，遂將二人分別交給宗人府與吏部議處，結(jié)果載銓照例議罰職任俸一年，嵩曜照例議罰俸九個月，各打五十板，了了此事。但是，到了十月，湯鵬重提舊事，率先奏稱，載銓處分過輕，請再交宗人府量加議處，并請將嵩曜處分寬免。宣宗大怒，批評湯鵬“率意瀆陳，于奏定準行事件，妄議改更，無此政體。且賞罰為朝廷大權(quán)，豈容臣下妄行干預(yù)”，若此，“實屬不知事體輕重，不勝御史之任”。隨命湯鵬卸任御史，仍回戶部。

        回戶部，湯鵬升任江南司郎中，管理軍需局，并被欽點為陜甘鄉(xiāng)試正考官，可知圣眷未衰。而圣眷所以未衰，大概與當朝大佬對他的愛重有關(guān)。而所以愛重，則因為大佬們特別喜歡他的制義。

        有一條筆記，記錄湯鵬在考場上的機智，久為人知，云：

        壽陽祁相國寯藻，督學湖南，邵陽魏默深源，益陽湯海秋鵬，皆其所激賞。道光癸未（三年），湯魏兩先生均赴會試，至都謁祁。祁語湯曰，海秋之文何其冗長，不如默深短煉佳也。是科，祁充會試總裁，題為《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湯入場，憶師言，文特簡括，后比連用三字句。壽陽得之，曰，此魏默深也。亟錄之。比揭曉，則益陽湯鵬也（陳銳《袌碧齋雜記》，載《青鶴雜志》一卷二十一期）。

        按，祁寯藻于道光二年充廣東鄉(xiāng)試正考官，明年任湖南學政，至六年卸任。而道光三年會試，考官是曹振鏞汪廷珍王引之穆彰阿，祁寯藻并不在列?？芍顚斣宀豢赡茉谌陼嚽跋υ诰┲更c湯鵬如何作文。這條筆記可能是張冠李戴了。

        然而，汪穆二位老師，先后為湯鵬的八股選集作序。汪序（道光七年）自謂“生平不輕為人序文”，實在是有感于湯鵬“天才固多，而人工亦非其所少焉”，才愿意向世人介紹這種既是“自成一家之文”，又是“不名一家之文”的佳作。穆序（道光十七年）則謂湯鵬“闈中之文，樸遬渾堅，瀏亮頓挫，余固心焉許之”，而學與年增，才不少卻，儼然已到了韓愈所說“能自樹立，不因循”的境界，因此愿意大力揄揚。其序還透露了一條書市的消息，謂湯選自七年刊行，“幾于家有其書，人有其篇”。此語不虛。道光十二年，邵懿辰初至北京，即“見書肆間市湯君海秋時文，善琱繪物情而舉以大義”（《湯海秋哀辭》），印象深刻。

        文章寫得好，且能暢銷，詩也很不錯。龔自珍撰《書湯海秋詩集后》，謂湯詩可以“完”字做評語。其詞曰：

        何以謂之完也？海秋心跡盡在是，所欲言者在是，所不欲言而卒不能不言在是，所不欲言而竟不言，于所不言求其言亦在是。要不肯挦扯他人之言以為己言，任舉一篇，無論識與不識，曰此湯益陽之詩。

        當然，龔自珍說的這個“完”字，是對湯鵬而言，并非對詩藝而言。從湯詩或能見到完整的湯鵬，然而未必能代表完美的詩藝。他在《己亥雜詩》里為湯鵬寫了一篇，云：“觥觥益陽風骨奇，壯年自定千首詩。勇于自信故英絕，勝彼優(yōu)孟俯仰為?！保ǖ谪ゾ攀祝坝掠谧孕拧彼淖?，褒貶已在其中，恰如前揭強調(diào)個體而非詩藝之“完”字。湯鵬的湖南老鄉(xiāng)傅熊湘，藉著龔自珍的評語，說湯鵬“自負甚厚，至謂合于性天，出入于風騷而不茍作”，“惟駿快之作，常覺有發(fā)露太盡之感，轉(zhuǎn)不如駑緩者之紆徐可思”，至于整體水平，則“七言古乃似尤西堂，其次亦不過為常人語而已”（《鈍安脞錄》卷一）。

        雖然，湯鵬的聲名在后世還是寂然的。不過，托曾國藩的福，對愛看近代軼事的讀者來說，提起湯鵬，還是有印象的。據(jù)李伯元《南亭筆記》云：

        曾（國藩）與湯海秋稱莫逆之交，后忽割席。緣曾居翰林時，某年元旦，湯詣其寓賀歲，見硯下壓紙一張，湯欲抽閱之，曾不可。湯以強取，則曾無事舉其平日之友，皆作一挽聯(lián)，湯亦在其中。湯大怒，拂衣而去，自此遂與曾不通聞問。

        故當時在京湘人諺云，曾國藩包寫挽聯(lián)，江忠源包送靈柩。然而，據(jù)曾國藩為湯鵬寫的祭文，則二人鬧翻，與生挽無關(guān)。其詞曰：

        我行西川，來歸君迓。一語不能，君乃狂罵。我實無辜，詎敢相下？骨肉寇仇，朋游所訝。見豕負途，或張之弧。群疑之積，眾痏生膚。君不能釋，我不肯輸。一日參商，萬古長訣。吾實負心，其又何說。

        其自述則謂，道光二十三年十一月，曾國藩完成四川鄉(xiāng)試正考官的差事，回到京城，湯鵬特地組局歡迎，哪知一語不合，兩人大吵一架，鬧到不歡而散，直至明年湯鵬逝世，二人再未見面。國藩對此十分內(nèi)疚，故曰：“一日參商，萬古長訣?！蔽?jù)曾氏家書，謂“湯海秋久與之處，其人誕言太多，十句之中僅一二句可信”（二十二年十—月十七日），則曾不滿意于湯，又非一日矣。

        湯鵬的死，是暴卒。諸人所作行狀傳記墓銘哀辭，皆未明言因為什么原因而暴卒，只有曾國藩祭文提了一句“一呷之藥，椓我天民”，可知與吃錯了藥有關(guān)。而據(jù)薛福成《庸庵筆記》卷三“猛藥不可輕嘗”條，湯鵬是在二十四年七月初八日的家宴上與朋友打賭，不信“大黃最為猛藥，不可輕嘗”的邪，自謂“無疾常服之”，硬是當場吞了一兩多大黃，黃昏即已腹瀉不止，稍延至明日凌晨，即告暴卒。一位才人，就這么稀里糊涂送了性命，令人難為情。曾國藩評曰“豈不有命，藥則何罪”，也是實在不知如何去說這事。

        湯鵬《漫興》云：“雕肝刻腎三千首，贏得人間號海翁?！倍K年只有四十四歲，徒負“海翁”虛名，實在令人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