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臺灣著名政治哲學學者和《思想》雜志的主編，錢永祥先生還有一個引人注目的研究領(lǐng)域：動物倫理和動物福利。在打狗事件頻出、玉林狗肉消費狂歡又將開始之際，他給出了有切膚之痛的哲學思考。

        澎湃新聞：您早年關(guān)注臺灣的民主思想啟蒙，后來治的是西方思想史、西方政治哲學，一直研究民主轉(zhuǎn)型與社會公平這些人類社會的大話題，興趣點又是如何轉(zhuǎn)向動物倫理和保護的呢？

        錢永祥：我會關(guān)注動物倫理學以及動物保護運動，自然有一些個人的原因，例如我喜歡看到動物，也想要為動物做一點事；我又喜歡亂讀書，彼得·辛格原本即是不錯的哲學家，他的《動物解放》在1975年出版以后在西方聲名遠播，讓我多少會注意到已經(jīng)有哲學家在開辟“動物倫理學”這個新的領(lǐng)域。

        但是這些個人的因素畢竟屬于次要。我猜想，社會或者時代的氛圍，對于一個人的想法與感性所產(chǎn)生的塑造作用更大、更實質(zhì)。關(guān)心或者喜歡動物或許僅是個人的事，屬于偶然。但是動物議題要成為學院里的研究主題，乃至于在社會上構(gòu)成“運動”，就不可能靠偶然的因素，一定有其深厚的歷史背景。

        讓我們舉兩個西方的例子。動物保護在近代西方第一次進入人心，成為“運動”，是在十九世紀的英國。當時，法國大革命點燃了“人權(quán)”的呼聲，英國人開始正視工業(yè)化以及資本主義所帶來的嚴重社會問題，于是在一種人道主義情懷的推動之下，黑奴解放、保護少女（妓女）、保護童工、救助游民，乃至于要求婦女投票權(quán)，勞動條件的改善等等追求“人道”的改革要求蔚為風潮。在這種氛圍之中，動物保護運動也告出現(xiàn)，并且開始發(fā)展動保的論述。英國第一個動保團體，便是在1824年成立的。

        到了二十世紀后半葉，動保運動又一次復興，則是在七十年代的美國。當時美國也適逢二戰(zhàn)后的舊秩序遭到強烈的挑戰(zhàn)，黑人民權(quán)運動、婦女解放運動、反越戰(zhàn)、生態(tài)保護，以及年輕人的“反文化”（counter-culture）運動如火如荼。在這片追求“解放”的氛圍之中，彼得·辛格的《動物解放》適時問世，造成很大的沖擊。也是在那幾個運動交會的歷史時刻，辛格可以直率地將人類對于其他物種的歧視與種族歧視、性別歧視相提并論，從而把動物議題的地位提升到與人類問題幾乎同樣重要的正當?shù)匚?。到了今天，保護動物已經(jīng)是社會上、學院之內(nèi)、以及各國政府都必需關(guān)心、正視的議題，其起源必需追溯到1960、70年代的各個社會運動。

        到了臺灣的八十到九十年代，舊的秩序受到挑戰(zhàn)，民主化以及各種社會運動風起云涌，社會上許多不合理的現(xiàn)象，在昔日大家可以冷漠地承受，如今卻遭到質(zhì)疑與挑戰(zhàn)。勞工、環(huán)境生態(tài)、婦女、消費者保護、原住民、學生等各方要求競相爆發(fā)。1993年，在反對“挫魚”（一種用大釣鉤直接刺穿魚體”釣魚”的民間變態(tài)娛樂）聲浪的刺激之下，“關(guān)懷生命協(xié)會”成立，這是臺灣第一個將動物保護變成社會“運動”的團體。當時我自己找上門去，接下了翻譯《動物解放》的工作，讓這本西方動物保護運動的“圣經(jīng)”變成中文，我自己也開始積極地閱讀西方的相關(guān)理論著作。回顧這些歷史，可以看出，動物議題其實是時代的產(chǎn)物，也是社會求變的一個環(huán)節(jié)。我們個人會走上這個方向，很大程度上是歷史條件的成熟，逼迫我們覺醒、面對問題。

        至于我同時對政治哲學與動物倫理學感興趣，倒不是問題。這兩者之間的距離當然很大，可是也有相通甚至于互相發(fā)明之處。政治哲學追問：如何從道德原則判斷政治制度、政治關(guān)系的是非對錯好壞；動物倫理學追問：如何判斷人類對待動物的方式是不易能夠滿足道德原則的要求。兩者的出發(fā)點都是道德，而道德觀點所關(guān)心的最根本的問題，當然就是生靈所承受的各種苦難、壓迫、剝削是不是符合“正義”。在這一方面，從古到今，人類與動物經(jīng)常有著共同的遭遇與命運。所以，我研究政治哲學，同時也研究動物的倫理議題，可以相輔相成。說來并非偶然，當代政治哲學的奠基者羅爾斯的正義理論并不包括動物，但是他必需說明他的理由何在；另一位諾奇克則數(shù)次討論到動物倫理學的問題。

        澎湃新聞：您能否簡單介紹下西方動物倫理學的脈絡(luò)？

        錢永祥：西方動物保護意識的興起的歷史脈絡(luò)，我們已經(jīng)在上面作了簡單描述。至于動物倫理學的理論脈絡(luò)，由于整個領(lǐng)域擴張很快，引入的理論資源很多樣，從效益主義、權(quán)利論、德性論、女性主義的關(guān)懷倫理，到歐陸思想以及后現(xiàn)代的解構(gòu)，各家理論雜陳，并不容易歸類綜合。

        但是我有點排斥很花俏的理論；我深信，動物倫理學背后有一個基本的動力，那就是一種道德上的迫切感：動物分明是在活的生靈，卻在人類手中以極大的規(guī)模遭受殘酷血腥的對待，如果所謂“道德思考”竟然不能騰出一點位置給動物，找不到嚴肅的理由譴責、阻止對動物的殘害，那足以顯示整個道德哲學的體質(zhì)有嚴重的扭曲，它的視野遭到嚴重的遮蔽，進一步反映出人性人心的嗜血與自私。當代動物倫理學的各家各派可以各逞其能發(fā)展精妙的理論，但都必須面對這個嚴肅、棘手的考驗。

        在這里，我們無法進入技術(shù)性的哲學討論，不過動物倫理學經(jīng)過這幾十年來的層層追索，一個逐漸明朗浮現(xiàn)的想法是：人類如何對待動物，固然涉及動物身上的特色，但同時也反映了人對于自己的認知與想象；如何對待動物，所涉及的并不祇是動物本身的利害，更彰顯了人類本身如何要求與界定自己。

        動物倫理學的主流一向比較關(guān)注動物自身的某些“能力”（例如感知痛苦，例如作為生活的主體，例如有待活出生命潛能的主體），以及這類特色所涵蘊的“利益”，進而強調(diào)動物的這種利益與人類的同類利益具有同樣的道德意義，因此人類必須尊重、考慮動物的利益，不能只從人類利益的角度決定如何對待動物。這是一種強調(diào)“受者”即動物的思路。

        但是當代動物倫理學同時也在開發(fā)另一個思路，那就是指出，人類能不能看出并且承認動物具有這些能力與利益，并且嚴肅地思考自己該如何對待動物的能力與利益，其實并不只靠外來的誡命，要求你遵循。一個人怎么想象與看待動物，其實反映了他怎么想象自己，希望自己成為什么樣的人。他可能希望自己更仁慈與憐憫，也可能希望自己理性而節(jié)制，或者多幾分感情的投注，或者減少外界的感情牽掛。這些都會影響到人如何面對動物、對待動物。關(guān)鍵的問題是，人對自己的期望并不是憑空想象出來的，而是需要援引時代的評價資源，但這種資源必然有其歷史可言。

        試想，在過去，蓄奴、娶妾、酷刑、圍觀各種凌遲死刑都是正常的事，但是到了某個階段，人們開始無法承受這類暴行，情緒上生出反感，對受害者生出同情，在價值上則譴責這類作法。為什么會發(fā)生這種變化？原因當然極為復雜，不過一個簡單的總結(jié)就是：人類的道德意識、對于他人苦難的感覺方式，在歷史中一直在發(fā)生變化。這種變化的關(guān)鍵一步就是：我所想象的自我，對自己的期待，已經(jīng)不容許我再重復前人那些傷天害理的暴行。在今天這個時代，評價的資源是一種平等主義、人道主義的資源，一旦借用這種資源來界定與想象自己，我們不會容許那些事重演。

        同樣的情況，在動物議題上也出現(xiàn)。在今天，人們可以繼續(xù)吃肉，不過不同于以前，如今要把養(yǎng)殖場與屠宰場都隱蔽起來，甚至于要求豢養(yǎng)與屠宰方式要夠“人道”。犬儒之士會說這是偽善，但我認為這確實是人類道德進步的一步；踏出這一步，人類就意識到殺害動物生命是需要掩耳盜鈴的，并不光彩。比起昔日獵捕、屠宰動物而大家圍觀搶購不以為意，今天的人所援用的評價資源，強調(diào)的是減少暴力，減少痛苦，減少口腹之欲，減少對于自然與生命的戕害毀滅。根據(jù)這套評價資源，人類正在調(diào)整自己與動物的關(guān)系。如果這樣一種評價資源在我們這個時代里取得主導地位，你會不會認為構(gòu)成了一種道德進步？當代動物倫理學，既是趁著這套評價資源的出現(xiàn)而生，也對這套評價資源提供了許多理論助力。

        澎湃新聞：那么如何把西方動物倫理學與中國語境結(jié)合？

        錢永祥：西方動物倫理學的主要著作多數(shù)已經(jīng)譯成中文出版，中文學界也有學者在這個領(lǐng)域耕耘。不過參照上面的觀點，當代中國社會的道德意識如何發(fā)展，能逐漸醞釀、經(jīng)營出什么樣的評價資源，供當代中國人界定自我的道德形象，形成對自己的道德要求，乃是在中國思考動物倫理議題的大脈絡(luò)。（其實其他許多涉及平等、正義的公共議題，例如教育、醫(yī)療、性別、族群等等，也都要在這個大脈絡(luò)里面成形、討論。）我想要強調(diào)的是，人間并沒有一個抽離的“道德”領(lǐng)域；道德必然寄身于生活中特定具體的切身議題上，所以道德意識也是在眾多具體議題的討論與實踐之中逐漸成形。我認為，當前中國社會正在摸索一種適應(yīng)國情與時代價值的道德意識。在這個意義上，積極關(guān)注動物議題，進行相關(guān)的道德思考，有助于當前中國社會的道德意識發(fā)展。動物倫理學有這個作用，其他如女性議題、資源分配議題等所牽涉到的道德思考，也都會大有貢獻的。

        澎湃新聞：很多人對動物保護主義者的一個批評是，他們關(guān)注動物權(quán)利甚于人類權(quán)利，您怎么看？對動物的保護會不會導致對身邊人類的缺乏關(guān)注？

        錢永祥：這個批評我覺得并不是真誠的討論，應(yīng)該說只是為了在辯論比賽中得分。第一，它完全悖離事實。十九世紀英美第一代的動保運動人士，同時也是廢奴、保護童工、爭取婦女投票權(quán)等等運動的先驅(qū)。在今天，也有很多人，同時探討人類議題與動物議題，動物倫理學者辛格、里根、納斯鮑姆皆是如此。誰規(guī)定了一個人只能選一樣事情關(guān)注？其次，這種措辭假定了社會議題也有“差序格局”，關(guān)心者得分出親疏、劃清遠近，不能逾越。這種差序格局也許是人情之常，卻并不具有道德上的決定性意義。許多人愿意投身幫助遠方的異邦人，難道是道德上的錯誤？不是有不少外國人放下本國的事情，卻跑到中國來做出貢獻的？第三，這個說法預設(shè)了一種社會問題的階段論，即必須先解決某某問題，才能去關(guān)注其他問題。但是即使在人類的范圍之內(nèi)，無數(shù)議題都很迫切，除了技術(shù)考慮之外，你要根據(jù)什么標準去說某問題應(yīng)該優(yōu)先，某問題必須壓后？何況，人的問題解決得完嗎？俟河之清，然后再關(guān)心動物？

        說到最后，這種批評只是暴露了一個成見：動物沒有人類重要，動物的地位次于人類，所以動保人士是輕重倒置。其實這也沒有關(guān)系。假定動物沒有人類重要好了，為什么我只能關(guān)注“重要”的對象？道德的重點并不在于我們關(guān)心的對象多“重要”，是不是與我同類，而在于我是不是認真、無私地關(guān)心其他生命的遭遇與命運。發(fā)揮這種同情心與正義感，國境、種族、階級、物種，都不會構(gòu)成藩籬的。

       澎湃新聞：情感在動物保護主義者中起了多大的作用？當看到虐待動物的行為時，個人義憤會不會壓倒理性的學術(shù)觀點？

       錢永祥：許多人認為情感是一種歇斯底里的沖動反應(yīng)，那是嚴重的誤解。人類要從事任何有意義的事情，都必然要藉助情感。情感幫我們聚焦于特定的對象，并且認定這個對象對我具有突出的重大意義。不用情感聚焦，我所面對的只是沒有臉孔的趙錢孫李，我如何辨識對象？沒有灌注情感，對方的遭遇如何引得起我關(guān)心？在這個意義上，情感其實是一種認知性的判斷：我需要思考與斟酌，才能專注于一個對象，也需要謹慎評價，才能判斷該對象對我是有特別意義的。在這兩方面，我都可能犯錯；但是犯錯不正是做判斷時的常事嗎？

        關(guān)心動物議題的人，特別需要情感的指引與支持。由于人們對于動物充滿偏見與成見，加上物種界線隔閡，要意識到動物的存在，認知他們是互異、特定的個體生命，想象他們各自的特定生活與感覺，是非常困難的考驗。很多人，是因為跟小動物的近身相處互動，對他們滋生深摯感情，才開始注意到動物議題，并且產(chǎn)生關(guān)心。關(guān)心之余，你會意識到動物在這個社會里的遭遇影響到了你自己：周遭動物的苦難令你憤怒悲傷而不忍坐視，同時你也不甘心生活在這樣一個殘酷血腥的社會中。這種情感激發(fā)許多人以各種方式開始保護動物。最后，當關(guān)心動物的人相聚，這種情感產(chǎn)生交流與共鳴，將會為他們提供更大的力量。

        至于“義憤會不會壓倒理性的學術(shù)觀點”？我覺得相反：動物倫理學并不是抽象的概念游戲，而是要面對人性的短缺與生靈的苦難。所以它不能溫吞隨和，而是要挑戰(zhàn)與批判。義憤讓我們的理性更有棱角、更具生氣、更能戰(zhàn)斗，同時也有助于檢驗我們的學術(shù)觀點是不是早已脫離了動物生命狀況的現(xiàn)實。

        澎湃新聞：近年來在中國，動保者支持者眾多，也是備受爭議的，多是因為以正義之名實行的匿名攻擊和語言暴力，您怎么看這一矛盾？

        錢永祥：匿名攻擊與語言暴力在這個網(wǎng)絡(luò)時代已經(jīng)成為普世的病態(tài)，對于公共討論造成了嚴重的傷害，我很不認同。動保支持者在社會上本來居于弱勢，亟需爭取中道力量的認同，更需要進行大量的說理工作，喚醒大家的動保意識。這時候，逞口舌之快，以暴力語言進行人身攻擊，豈不是徒然激發(fā)反感，對改善動物的處境并沒有幫助。

        但是我也了解，動保運動走在時代的前端，對抗主流民意，感受周遭的壓力（甚至是敵意），一定備感辛苦與孤立。但這本來便是歷史前進的規(guī)律，社會的學習是很緩慢的，進步是要付代價的。密爾（舊譯小穆勒）說過：“任何偉大的運動，都要經(jīng)歷三個階段：嘲笑，討論，接納?！彼赡芎鲆暳诉€有一個“敵視”的階段。但是無論如何，動保運動者身處一個并不友善的環(huán)境，更需要動心忍性，為了動物而多所承擔，避免以敵意還諸他人。

        澎湃新聞：每過一段時間，大陸都會爆發(fā)涉及動物的新聞，例如去年四川警察打死流浪漢的狗，或者近年的廣西玉林狗肉節(jié)。對這些事件，您的思考是怎樣的？

        錢永祥：這些事件都讓我很哀傷：一個文明大國，為什么容許這類殘酷的事情堂而皇之地發(fā)生？兩位威武矯健的制服警察，有什么必要用鐵叉鐵鏟在馬路上活活打死流浪人用鏈子牽著的小狗？他們不忌諱血跡濺上他們雪亮的皮靴嗎？這些事件讓我想了很久。我的結(jié)論是，中國大陸亟需為動物立法！立法不只是為了保護動物，也是為了公務(wù)員在管理動物的時候，可以遵循符合人道的規(guī)則。推廣而言，中國是全世界最大的肉用動物養(yǎng)殖與消費國家，又有眾多的動物園、馬戲團，還需要大量的動物供科學實驗與教學之用，每年所“處理”的動物一定是天文數(shù)字，可是這個國家居然還沒有一部《動物保護法》，跟香港、澳門、臺灣等地區(qū)相比都顯得落后，確實令人驚愕與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