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學術界對中國的研究源遠流長，但在現(xiàn)代學科建制中長期處于“漢學”（sinology）或“中國研究”（ChinaStudies）等邊緣領域。最近十多年來這種局面逐漸有所改變，有越來越多的主流學科開始關注中國。牛津大學出版社今年即將推出一部新書，《變法：中國和西方的跨時空學習》（Changing Referents: Learning Across Space and Time in China and the West），反映出某種“中學西漸”的新趨勢：一些西方學者對中國思想與實踐的探討不再局限于“區(qū)域研究”的旨趣，也不只是為了獲取特定的經(jīng)驗材料，而是力圖發(fā)掘其中蘊含的普遍化理論的潛力。這本書的作者Leigh K. Jenco是位30多歲的美國學者，長期研讀中國思想史，曾在南京和臺北學習多年，說一口流利的漢語，還取了個大眾化的中文名字：“李蕾”。但她多次強調(diào)自己并不是所謂“漢學家”，而是著眼于理論層面的研究。的確，李蕾在西方政治理論界的新生代學者中相當引人注目。她在2007年從芝加哥大學政治學系畢業(yè)，其博士論文獲得美國政治學學會頒發(fā)的“列奧·施特勞斯獎”（政治哲學領域的年度最佳博士論文），曾先后在布朗大學和新加坡國立大學任教，2012年起受聘于倫敦政治經(jīng)濟學院，擔任政治理論的副教授。李蕾的大部分學術論文發(fā)表在歐美的主流學刊，包括《美國政治學評論》（APSR）、《政治理論》、《思想史學刊》（JHI）和《文化批判》等，她的第一部學術專著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在三年前出版，另外有四部編著即將問世。

這樣一位出色的青年政治理論家為什么熱衷于研究中國思想？這與她的理論關切和抱負有何關聯(lián)？李蕾的問題意識源自她對當前西方理論的不滿。全球化對當代世界的現(xiàn)實處境產(chǎn)生了深刻的影響，原本各不相干的人們（社群與個人）發(fā)生了日益緊密的聯(lián)系，而他們看待世界的方式各不相同，彼此之間不僅存在差異，還時常處在緊張或沖突之中。而西方主流的社會與政治理論往往難以恰當?shù)亟忉屵@些差異、緊張與沖突，也無從提供有效的解決方案。這暴露出許多西方理論的褊狹（parochial）特征：它們承諾遵循理論本身的普遍化（generalization）要求，但同時又（往往是不自覺地）屈從于自身特定文化傳統(tǒng)的限制，這妨礙了它們達成自我期許的有效普遍性的目標。李蕾主張，西方的政治理論需要通過持久的“去褊狹化”（de-parochializing）的努力，才可能開辟理論突破的新前景，而實現(xiàn)“去褊狹化”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更加積極地向“異己的（foreign）他者”學習。

初看起來，李蕾的問題與主張似乎并無新意?！叭ヱ郦M化”不過是“去西方中心主義”的另一種說法?！八摺笔窃缫褳槿怂年P鍵詞，而將“低等的”從屬性的他者轉(zhuǎn)變?yōu)橹档米鹬氐目少Y學習借鑒的他者，也是后殖民批判的慣常話語策略。實際上，西方學界對“歐洲中心論”的反思由來已久，至少在歷史學家湯因比的著作中已有明顯的自覺。而從1970年代晚期以來，對西方中心論的批判已經(jīng)是國際學術界的“顯學”，在文化批評等領域甚至居于主流。這個批判話語傳統(tǒng)，經(jīng)過三四十年的旺盛繁殖，已經(jīng)站穩(wěn)了“政治正確”的意識形態(tài)制高點，如今還有多少理論突破的空間可言？思想史上的不少前沿理論，起初有石破驚天的“新意思”，經(jīng)年累月卻耗盡了革新潛力，最終蛻變?yōu)椤皼]意思”的陳詞濫調(diào)。若要承接這一批判傳統(tǒng)，如何避免落入俗套、復蘇其思想活力無疑是一個嚴肅的挑戰(zhàn)。

李蕾這一代學者成長于批判西方中心論的學院氛圍，熟知這些前沿理論。正是由于更為敏銳的反思意識，她對目前一些自詡“尊重和包容他者”理論感到不滿。

無論是后殖民理論，還是近十年來形成的“比較政治理論”，雖然都主張批評西方中心論，強調(diào)跨文化對話的意義，但還是主要以吸納（inclusion）或同化（assimilation）的方式對待文化上的他者——將非西方社會的思想和實踐作為歷史材料或經(jīng)驗證據(jù)納入自己的理論框架和規(guī)范，這雖然讓原本被排除在外的思想和經(jīng)驗進入了西方的知識生產(chǎn)，但卻漠視或否認這些“材料”可能具有的普遍化理論潛力。以這種方式與他者對話，實際上是以西方理論來“馴服”非西方的經(jīng)驗，而并沒有轉(zhuǎn)變西方自身既存的知識范疇、邏輯、規(guī)范和結(jié)構(gòu)，甚至沒有促進對自身知識形態(tài)的局限性與可能性的更為充分的反省。因此，這些理論傾向于“復制而不是取代”它們所批判的西方中心主義的某些模式，未能觸動其頑固的內(nèi)核。

為突破當前西方理論的褊狹性，李蕾提出一種另類的更為激進的方式：真正向他者學習意味著“要以他者現(xiàn)在的或曾在歷史中實踐的那些學術范疇、方法和標準來挑戰(zhàn)和規(guī)訓我們尋求知識的模式本身”。主動以他者來挑戰(zhàn)和規(guī)訓自我，這聽上去有些不可思議，這種將自我“他者化”的學習是否近乎于“自虐”？天下哪里會有如此激進的“學習他者”的例子？李蕾對此的回應是：在中國就曾有過這樣的先例，其中蘊含著豐富的理論價值。這也正是她作為政治理論家之所以認真對待中國思想的重要原因。清末民初是中國歷史的轉(zhuǎn)型時代，其間思想界的“體用之辯”與“古今中西之爭”等重要論辯，對百年來中國現(xiàn)代思想的發(fā)展具有深遠的影響。李蕾的《變法》考察了從戊戌變法到五四運動的思想辯論，但并不是將其作為思想史的材料，而是從中發(fā)掘作為跨文化學習之范例的理論意義。當時的中國思想家在歷史的“大變局”之中深入觸及了最為困難和復雜的問題：如何在自身歷史傳統(tǒng)的制約下激進地向文化的他者學習？有關“西學”的辯論就此問題是“人類歷史上最為持久、最具融合性、最為廣泛的和理論意義最為豐富的對話之一”，確立了一種典范。

如果仔細考察從“西學中源說”到“體用之辯”等相關討論，就可以發(fā)現(xiàn)，當時中國的知識分子深刻地介入了歷史傳統(tǒng)與外來文化之間的復雜關系。即便是所謂“全盤西化”等激進反傳統(tǒng)的主張，也并非建基于天真的歷史觀與文化觀。李蕾指出，中國近代思想家們很清楚那種在西方被稱作“特殊主義”的知識觀念：人類知識總是特定歷史與社會的產(chǎn)物。他們也明白傳統(tǒng)對文化的塑造力量以及對文化的創(chuàng)新和制約作用：因為“過去”在結(jié)構(gòu)意義上塑造了當下生活的背景條件，因此也限制了我們的思想向“異類形式”轉(zhuǎn)變的可能和程度。而當時的思想論辯中也從不缺乏文化守成主義的聲音：我們總是依據(jù)自己的傳統(tǒng)來感知、認識和接受外來文化的影響。但李蕾發(fā)現(xiàn)，當時許多知識分子深切地感到中國處在一種特殊的歷史時刻，在此當下與過去的聯(lián)系失去了以往的確定性，甚至歷史傳統(tǒng)本身的同一性也變成了問題。這種深切的感受促使他們將關切的焦點轉(zhuǎn)向未來，尤其在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時期，對于知識、制度、個人和共同體而言，關鍵的問題在于“未來要成為什么”而不是“曾經(jīng)以及現(xiàn)在是什么”，他們的“目標是未來時代的轉(zhuǎn)變，而不是一個給定的從過去接受下來的遺產(chǎn)”。

在這種未來取向的問題意識中，中國思想家們發(fā)現(xiàn)自己實際上同時面對著兩種“他者”：歷史傳統(tǒng)作為時間意義上的他者，以及外來文化作為空間意義的他者。因此，他們既需要參照歷史傳統(tǒng)來認識西方文化，同時也反過來需要參照西方文化來鑒別歷史傳統(tǒng)。正是這種“互為參照”的局面和論辯，開啟了前所未有的激進學習他者和自我轉(zhuǎn)變的可能，也展現(xiàn)出“變法”的深層意義。所謂“變法”在字面意義上指的是制度典章的變革，但李蕾認為變法更深的含義是指 “改變參照”（changing referents），也就是改變認識與判斷所依據(jù)的背景框架與尺度?！白兎ā币馕吨覀儾皇且宰晕以械膮⒄阵w系來認識和吸納他者的思想和經(jīng)驗，而是以他者自身的準則來理解他者，并且可能將他者的參照作為自己參照體系的一部分，由此帶來了深刻轉(zhuǎn)變的可能。一個多世紀之前，當中國在追求“富強”過程中遭遇挫折與失敗，具有改良意識的思想家們致力于面向未來的“西學”（新學），并通過政教體制和文化條件的變革，最終突破了華夏中心主義的制約，實現(xiàn)了中國思想的現(xiàn)代轉(zhuǎn)變。這在方法論意義上為“激進地向他者學習”樹立了一個典范。

李蕾認為，中國近現(xiàn)代思想史上的辯論為跨越文化差異的交逢（engagement）創(chuàng)立了嶄新的激進路徑。中國的范例表明，僅僅吸納外來思想是不夠的，因為吸納本身錯誤地假定了他者分享著與我們相同的知識邏輯和結(jié)構(gòu)。無視這種深層的差異而著眼于吸納，就放棄了他者對我們最深刻的挑戰(zhàn)，實際上將會復制既存的自我中心主義。學習他者的激進方式是“改寫”這種差異——并不是使之與既有的知識生產(chǎn)活動處于永久的緊張，而是將對這種差異的克服轉(zhuǎn)化為學習和理論創(chuàng)造過程的構(gòu)成性部分。當代西方理論恰恰缺乏這種激進性，因為過于強調(diào)傳統(tǒng)對理論的制約力量，使得理論發(fā)展“不成比例地”依賴自身的地方性文本、經(jīng)驗和觀念，這樣的理論對把握全球性的現(xiàn)實是不充分的，因而是褊狹的。顯然，李蕾根本的理論關切在于如何以中國突破“華夏中心論”的范例為參照，來突破西方中心論的制約，從而推動西方政治理論的“去褊狹化”發(fā)展。

《變法》一書顯示出“中學西漸”的新趨向，當然也會受到爭議。百年前的中國思想家如此激進地向西方學習，是因為處在內(nèi)憂外患的巨大壓力下，這和今天西方的處境可以同日而語嗎？但李蕾認為，21世紀的西方思想界也處在一個“大變局”的時代。當前西方的政治理論，對于理解全球化格局中現(xiàn)實越來越力不從心。在這空前的文化互動與跨文化傳播的時刻，西方有必要以更激進的方式向他者學習。頗有意味的是，當前也有許多中國學人在熱烈地批判西方中心論，但要點在于如何堅持自身的傳統(tǒng)，而不是向他者學習。重新回顧近現(xiàn)代中國的思想變革，中國學界流行的趨向是檢討激進的反傳統(tǒng)，以及“自我的他者化”的負面教訓。而西方學界卻有人將其標舉為范例，這或許應驗了那句西諺：汝之敝履，彼之珍寶。

（本文原載于《文匯報·文匯學人》2015年8月14日刊，原題：《中學西漸：作為范例的近代中國思想變革》?！段膮R學人》微信公號：wenhui_x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