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chuàng) 許金晶 群學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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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圖來源：電影《朗讀者》劇照

2021年3月，兼具學者、法官、作家三重身份的德國知識人施林克最負盛名的小說代表作《朗讀者》，由譯林出版社推出最新中文版本。這部反映德國納粹時期罪惡對后世德國人與德國社會影響的佳作，自從1995年問世以來，已經被翻譯成五十多種語言出版，也是首本身居《紐約時報》暢銷排行榜首位的德國小說，單單在豆瓣上搜索到的中文版本，也足足有五六種之多。

2021年5月，德國電影《無罪謀殺：科林尼案》在中國院線上映。這部根據(jù)德國作家費迪南·馮·席拉赫的暢銷小說《科里尼案件》改編的電影，以類型電影的方式，反思1968年德國推出的免除納粹時期從犯罪責的《德雷爾法案》，在中國公映以來，盡管影響不大，但同樣引發(fā)部分影迷與知識人士，對于德國這段特定時期的歷史的關注。

從《朗讀者》的最新再版，到《無罪謀殺》的公映，當代德國人，對于納粹時期罪惡歷史的持續(xù)關注與反思，或許能給作為中國讀者（觀眾）的我們，帶來啟迪與思考?！皻v史從未遠去”，就讓我們跟隨施林克的筆觸，來重溫《朗讀者》這部經典小說的豐富意蘊。

《朗讀者》：我們如何對待歷史

文 | 許金晶

01

塵封的歷史，靜默的情感

《朗讀者》的故事并不復雜。

戰(zhàn)后1958年的西德，15歲的米夏埃爾因為生病時受到36歲的漢娜的幫助和照顧，跟這位與自己母親同輩的女人發(fā)生情欲關系，并終生受到這種“不倫之戀”的陰影影響，婚姻與情感生活難以再獲幸福。

在跟漢娜相戀期間，他們做愛前后的必備議題，是由米夏埃爾為漢娜朗讀書籍。在多年之后的法庭上，米夏埃爾作為大學法律系學生，見證了對于漢娜在納粹時期擔任集中營看守時期，對猶太人犯下的罪惡的審判。漢娜因為共謀者的串通反水，而被誣陷為致使猶太人在大火中慘死的主謀，被判終生監(jiān)禁。

電影《朗讀者》劇照

而此時的米夏埃爾才意識到，一直讓自己為她朗讀的漢娜應該是文盲，不具備讀寫能力，根本不可能承擔主謀所需要的獨立撰寫報告的能力。然而最終，米夏埃爾選擇了沉默。

多年之后，他開始再次為漢娜朗讀，并持續(xù)不斷地將朗讀的錄音帶，寄給監(jiān)獄里服刑的漢娜。漢娜根據(jù)這些錄音帶和自己找來的相關書籍，掌握了初步的讀寫能力，并開始給米夏埃爾寫信。然而米夏埃爾仍然只是朗讀，卻從不給漢娜回信。最終，在漢娜即將出獄的前一天，她在監(jiān)獄里自殺，了卻此生。

電影《朗讀者》劇照

作為法律專業(yè)背景的作家，施林克在本書當中的表達，以簡潔、精要而富有余韻著稱。我們需要對小說字里行間的每一個細節(jié)，都做到充分的留意與體味，才能掌握小說的完整意蘊。

以米夏埃爾與漢娜的相遇為例，1958年，米夏埃爾15歲。換句話說，米夏埃爾出生時的1943年，正是漢娜加入黨衛(wèi)隊的時間。于此，施林克對于兩代人戀情的巧妙設定，其實講述的是就是納粹時期的慘痛罪惡與歷史記憶，于當代德國社會的揮之不去。

學者與政客，自然可以宏大敘事般地對于大屠殺罪惡，進行懺悔與反思，然而這些寫入教科書、寫入學術著作、寫入政治宣講中的言辭，所沒有解決的問題是：那些制造罪惡、實施罪惡、參與罪惡的人，很可能就是下一代德國人的父母、老師、同事甚至戀人。盡管他們身上背負著歷史的原罪，但在當時的時代語境之下，他們與這種種罪惡的關聯(lián)，或許只是以完成工作任務、執(zhí)行上級指令、做好本職工作等機制化、工具化的理性這一言以蔽之。而拋開這樣的歷史原罪，他們很可能是慈愛的父母、和善的老師、本分的同事與溫馨的戀人。

這里出現(xiàn)的兩個相互背反的問題是：我們是不是僅僅因為跟父輩的親密關系，就放棄對于父輩歷史原罪的追問？而與此同時，我們又是不是因為父輩的這種歷史原罪，就將他們一概妖魔化、罪惡化，甚至于將他們在日常生活中的良善、關愛與本分，也一概抹去、將其置于一無是處的境地？

電影《朗讀者》劇照

施林克在小說里，將這一雙重意義上的背反追問，展現(xiàn)得充分而深刻。在米夏埃爾跟漢娜相戀時，漢娜的這段罪惡歷史，從未在兩人的交往中被提及。然而通過漢娜時不時的暴虐發(fā)作、人格當中的“獨裁”氣質，以及她對于自己真實內心與過往的種種隱藏，作為讀者的我們，都可以看出納粹時期的經歷對于她生命歷程的深遠影響。而在多年之后，兩人在法庭上再次相遇之時，得知真相的米夏埃爾既深感震驚，又自覺懦弱。米夏埃爾的懦弱，有兩個維度——一是他無法接受自己曾經的戀人，是一位參與納粹罪惡的罪犯，而在這種歷史原罪背負之下，他也沒有勇氣去向法庭揭示漢娜身為“文盲”的真相，從而為她豁免罪責；而另一個維度，則是他跟漢娜的“不倫之戀”，同樣有悖當時的主流社會倫理，這種“不倫之戀”跟漢娜納粹時期的罪惡一般，只能成為二人共同的塵封歷史記憶，要為漢娜聲辯，就要將這一“不倫之戀”展示在眾人面前，作為青年的米夏埃爾，實在無力承擔。

然而記憶越是塵封，它對于生命個體自身的影響，就越發(fā)強烈。在小說中，米夏埃爾后續(xù)的情感生活中，都無法擺脫漢娜對他的影響，甚至就連婚姻也草草收場。作者還不厭其煩地講述漢娜身上的氣味，對于米夏埃爾難以忘卻的影響。通過這樣的講述，情感、記憶與歷史融為一體，大歷史的罪惡與傷痛，就這樣清晰地體現(xiàn)在每一個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之中，既被大家極力掙脫，卻又永遠揮之不去。

電影《朗讀者》劇照

02

朗讀背后的文明與大屠殺之惑

根據(jù)小說改編的好萊塢同名電影，先后斬獲2009年金球獎和奧斯卡金像獎，國內將這部電影的名稱，翻譯為“生死朗讀”，盡管略顯直白，但也全盤道出了“閱讀”之于理解本書的關鍵所在。

電影《朗讀者》劇照

施林克對于漢娜的人物設定，非常耐人尋味。早在納粹時期，她挑選的猶太人，多以年輕女性為主，工作之余，請她們?yōu)樽约豪首x。而十多年之后，朗讀繼續(xù)，只是為她朗讀的對象，換成了新一代德國人米夏埃爾。后來在獄中，漢娜學會讀寫之后，找來閱讀的作品，均跟自己參與的罪惡相關——猶太人幸存者普里莫·萊維、埃利·威塞爾、讓·埃默里寫集中營的書，赫斯的罪行錄和阿倫特關于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被處絞刑的報告。而閱讀的結果則是，她在出獄前選擇自我結束生命。

通過這樣的故事設定，施林克是否是在暗示：漢娜對于納粹罪惡的參與，僅僅是因為自己未受系統(tǒng)文明洗禮的結果？而閱讀開啟的心靈反思與文明啟迪，才讓她認識到自己無法脫離的原罪，從而難以繼續(xù)生命、而選擇自戕？

恐怕不能簡單這樣理解。因為無論是納粹的上臺，還是納粹時期的種種罪惡，都是深諳文明內核的一代德國精英所擁護、支持或者默許的結果。即便如漢娜這樣的“文盲”，她對于聆聽朗讀的樂此不疲，也同樣可以反映即便在納粹末期那樣的灰暗歲月里，作為普通人的漢娜對于文明生活的熱愛與向往。那種閑暇時聆聽巴赫、工作時大肆屠殺的故事，在納粹時期的德國一再上演。

電影《朗讀者》劇照

高度發(fā)達的德國思想與文明，為什么會孕育出納粹這樣的邪惡政權，為什么會制造出對于猶太人的種族滅絕等種種罪惡，文明與反文明之間的轉化是如何發(fā)生的？如是種種命題，成為“二戰(zhàn)”之后的西方學術的核心議題之一。鮑曼的《現(xiàn)代性與大屠殺》，阿倫特的《極權主義的起源》與《艾希曼在耶路撒冷》，都是圍繞這一議題展開的學術名作。

從這個角度來說，作為本書核心線索的“閱讀”，探討的正是“閱讀”背后的文明與反文明之惑。導致漢娜充分認識自身罪惡的，是那些真實記錄與反思“二戰(zhàn)”的作品；而維系她跟米夏埃爾感情的，則是荷馬的《奧德賽》、托爾斯泰的《戰(zhàn)爭與和平》等成書年代更為久遠的作品。從相戀時朗讀《奧德賽》，到多年之后米夏埃爾為獄中的漢娜重讀《奧德賽》，這部經典的荷馬史詩作品，承載的不只是家園、是回歸、是重新出發(fā)，也是以其作為西方文明源頭的象征，來呼喚廣大讀者，超越歷史的迷思，回歸文明的來源，重新接續(xù)和平與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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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平庸之惡、理性主義與人際間離

小說女主角的名字“漢娜”，跟提出“平庸之惡”概念的猶太女思想家阿倫特同名，這應該不僅僅是一個巧合。這從漢娜學會讀寫之后，就將阿倫特之于“平庸之惡”的論著找來閱讀的情節(jié)設定，就可窺一斑。

阿倫特

什么是“平庸之惡”？按照筆者個人的理解，就是掩蓋在科層制、法治主義等種種工具化理性之下的罪惡。在一個法制健全、官僚體制嚴密的現(xiàn)代社會里，每個人都按照社會賦予的身份角色，而承擔相應的社會職責。軍人的使命，就是保家衛(wèi)國；看守的使命，就是看管犯人；法官的使命，就是維護法治……漢娜在法庭上為自己做的辯護就是：我當然知道打開教堂的大門，可能能讓部分犯人逃生、其生命得到拯救，可我作為看守，其必備職責，不就應該是看管好犯人，確保他們就在管控之下嗎？

《朗讀者》一書的深刻就在于：它深刻揭示出建立在科層制、法治主義之下所謂“必備職責”的工具理性，跟尊重生命、尊重人類文明的價值理性之間的內在沖突。如果把前者稱之為“小理性”的話，那么后者可以用“大理性”來替代。是的，作為現(xiàn)代人、作為社會人，遵守法律、遵從規(guī)章制度、認真勤勉工作，理應是本分；問題是，在一個非正常的社會里，如果法律錯了、如果規(guī)章制度錯了，如果這些法律和規(guī)章制度，有悖于人類文明的基本內核，我們該怎么辦？

電影《朗讀者》劇照

如果《朗讀者》僅僅停留于此，那么上述議題盡管重要，但其實在過往各類作品里，已經屢見不鮮。而更為重要的是，作者對于米夏埃爾這個人物的設定，則能讓我們玩味出更多更新的內容。

米夏埃爾是法律系的畢業(yè)生，從事法律相關工作，熟諳西方文明、又修習法律的他，自然更加對科層制、法治主義這套工具理性無比熟稔。然而我們在小說中看到的，卻是他的兩次怯懦：第一次因為自己的情感隱私與內心沖突，無法站出來說出事實真相，為漢娜豁免罪責；第二次則是通過他的再次朗讀，讓漢娜學會讀寫、并給他回信之后，他卻不愿意承擔文明啟蒙之外跟漢娜的任何情感聯(lián)系，始終不給漢娜寫信，讓漢娜斷絕掉對于自身唯一社會聯(lián)系的希望，最終在監(jiān)獄中自殺。

電影《朗讀者》劇照

是的，對于法治主義的熟稔，能讓我們完美地遵從現(xiàn)代社會里的各項要求，體面地做一個遵規(guī)蹈矩的現(xiàn)代人，但是單純意義上的“不逾矩”，就能夠完成我們作為人的種種道德倫理職責與相應要求了嗎？米夏埃爾在工具理性支配上的人際間離與情感淡漠，足以讓我們反思：盡管在當代世界，類似大屠殺這樣的罪惡已經漸漸遠去，但我們難道就可以在“遵規(guī)蹈矩”的基本要求之下，就豁免我們之于道德、情感與倫理的種種職責了嗎？

近半個世紀之前，漢娜參與實施了殺害猶太人的罪惡，以“遵守規(guī)章制度”的名義；而近半個世紀之后，米夏埃爾在自身對于漢娜的情感責任面前、選擇了退縮與沉默，同樣以法律框架內已經盡責的工具理性的名義。

在寫作這篇文章的同時，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戰(zhàn)爭在中東再起，曾經作為受害者的猶太人，如今也成為施害者的一分子。而無論來自哪個族群、民族與國家，上層精英建構的集體決策與宏大歷史，最終都要轉化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變遷與命運巨變的一部分，由世界上的每一個生命共同承擔。

我們?yōu)槭裁葱枰J真對待歷史？因為歷史從未遠去。

THE END

原標題：《《朗讀者》：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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