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革命：從抗稅開始

我們大多記得美國革命是從納稅人抗稅開始的。然而，我們常常忘記納稅人抗稅是從大不列顛開始的。需要18世紀的政府忙活的事兒，遠不像他們的現(xiàn)代繼任者那么多。那時候政府沒有健?；蛘呓逃?，維持社會安全的費用通過本地稅收來支付，中央政府的錢主要用在軍隊身上，昂貴的外交政策有可能給納稅人施加沉重的負擔。

1756年到1763年，盎格魯世界向它的老對手法國和西班牙發(fā)動了第一次真正意義的世界戰(zhàn)爭。戰(zhàn)火蔓延至亞洲、非洲、北美和西印度群島。在每一個戰(zhàn)場，英國獲勝的捷報頻傳。加拿大被征服，印度群島、非洲和加勒比的大部分法屬殖民地緊隨其后，馬尼拉和哈瓦那從西班牙屬地中脫離出來?，F(xiàn)在，沒有人懷疑大英帝國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至少全體英吉利人是這樣認為的：“我們從未遇到過敵人，但我們希望他們存在；他們從未遇到過我們，他們希望我們不在?！痹趹c祝軍隊凱旋的儀式上，當時經(jīng)常演奏的這首海軍軍歌“橡樹之心”用戲謔之詞傳達出了大英的豪氣。

“提刀而立，為之四顧，”躊躇滿志的輝格黨政治家查理·詹姆斯·福克斯向他的議員朋友們夸下?？冢翱纯次覀兇蠖际械妮x煌，帝國疆界的廣袤，看看我們經(jīng)濟的繁榮，人民的富足?！?/p>

但是勝利絕不是廉價的。國債從1755年的7200萬英鎊上漲到1764年的1億3千萬。英語民族第一次有了“帝國過度擴張”的意識（就在那時，愛德華·吉本著手寫作里程碑式的巨著《羅馬帝國衰亡史》）。除了必須保護偏遠省份不受法國、西班牙的反攻報復，盎格魯世界開始首次吸納外來人口。但他們的忠誠并不能自動產(chǎn)生。英屬魁北克接納了7萬講法語的天主教徒。印度的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也多次投入盎格魯圈的懷抱。這個新全球帝國在各地的駐防費用使得高額的戰(zhàn)爭債務雪上加霜。

到戰(zhàn)爭的最后階段——英國人把這場戰(zhàn)爭稱為“七年戰(zhàn)爭”，美國人叫“法國－印第安戰(zhàn)爭”——大英帝國的居民人均每年要為此承擔25先令的稅款。但是北美居民人均僅需支付6便士，只有前者的1/50。按當時的標準，北美納的稅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從歷史學家羅伯特·帕爾馬的統(tǒng)計數(shù)據(jù)來看，北美交納的總稅額大概是全英格蘭稅額的1/26。英國納稅者拒絕把這些議會想盡辦法加在他們身上的公民負擔用于為北美殖民地提供防務。

1630年代和1640年代的財政爭議進一步引發(fā)了更深層次的討論。倫敦行政部門在稅務問題上的處理真是愚蠢的可以，首當其沖的就是《印花稅法》。該法案規(guī)定，凡出售印刷制品都需要獲得許可，包括撲克牌、法律文件以及讓人匪夷所思的報紙。然而，引發(fā)的激烈反彈使行政部門不得不很快收回成命，《印花稅法》在生效一年后就被廢除了。

其他一些法律——比如《食糖法》——也陸續(xù)出現(xiàn)在控訴革命前種種苦難的清單上，這可算得上是拉弗曲線的早期例證。[注：美國供給學派經(jīng)濟學家亞瑟·拉弗(Arthur Laffer)在1970年代中期研究了戰(zhàn)后美國稅率變化對經(jīng)濟的影響后，建立了一個反映稅率和稅收之間函數(shù)關系的模型，這就是著名的“拉弗曲線”。根據(jù)拉弗的理論，如果政府調低針對利潤、收入和資本的稅率，反而會得到更多的稅收。]議會現(xiàn)已放棄宣布名義上的高稅率的做法，因為這只會引來走私者普遍逃稅。當局想做的是降低關稅，同時還能收得上來——這自然也是被那些走私者整怕了。

事實上，激怒波士頓茶黨進而引爆戰(zhàn)爭的，正是立法機關調低了北美進口茶葉的關稅。

盡管我們一直想要抵制揪住財政動機的誘惑，但還是可以得出以下結論：殖民地人民因為“無代表不納稅”原則所遭受的挫折感，遠甚于實際被征收的稅錢。相比起盎格魯圈其他地區(qū)，北美的稅率已經(jīng)出奇的低了，即使比起同時期的歐洲，也要低得多。

那么，為什么對稅收的不滿后來演變?yōu)楸┝_突呢？因為，說一千道一萬，這個問題從根本上講從來就不是一個錢的問題。激烈反對各種稅目的記者協(xié)會、秘密行會以及參加審議《印花稅法案》的議會代表們，自小就對反對斯圖亞特王朝斗爭的坊間野史耳熟能詳，他們的祖輩也曾參加過這樣的斗爭。他們反復引用漢普登在船稅事件中的抗稅名言，意在喚起英語民族記憶中反抗暴君的傳統(tǒng)：“英國國王無權要求的事物，英國臣民就有權反對。”漢普登說過的這句話回響在整個1760年代和1770年代。北美的輝格黨人就像英格蘭的輝格黨人一樣，堅信這些新的負擔限制了他們的自由，貶損了他們作為英國人與生俱來的權利。

茶稅點燃美國革命

美國革命的宗教維度

我們已經(jīng)看到，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時期的財政爭議相當復雜，因為這些個討論又纏上了宗教分歧。同樣的情況也出現(xiàn)在1760年代和1770年代。在這兩起事例中，王室都發(fā)現(xiàn)自己身處論戰(zhàn)的尷尬境地，而且經(jīng)常面對同樣的對手。

美國革命的宗教維度常被大多數(shù)歷史學者所忽視，幾乎沒有人重視殖民地好戰(zhàn)的新教主義。著名的英美史教授J.C.D.克拉克曾有過這樣的論斷：“北美大眾對于天主教的敵意和反抗是殖民地歷史中一直被壓制的主題?！?/p>

反對這一觀念很不容易。我們曾經(jīng)提及在魁北克承認天主教堂合法化后遭到的激烈反對。1774年，出席第一屆大陸會議的代表們憤怒地聲討他們眼中可恥的背叛：

這一法案使得加拿大自治領進一步擴張……從歐洲來的天主教移民大量涌入，人口激增。他們因此效忠行政當局，而當局又對他們的宗教優(yōu)遇有加。由此，他們可能成為當局手中強大的工具，用以把自古就有的自由的新教殖民地降為和他們自己一樣的奴隸制國家。

這里，我們有必要再提醒前已述及的“反天主教主義總體上是政治的，而非宗教性的”這一觀點。就像在大不列顛的情況一樣，北美殖民地民眾普遍認為，天主教徒不是值得信賴的愛國者，他們最終效忠的是外國勢力。美國國父之一的約翰·杰伊后來成了最高法院第一任大法官，他曾經(jīng)使用了與洛克幾乎完全一樣的理由來論證他的家鄉(xiāng)紐約州應給每一個教派以完全的宗教寬容，但是，

除了那些羅馬天主教的教牧——他們就不該得到土地，或者被允許享有和吾國中其他成員一樣的公民權利。除非這些人能到吾國最高法院來最莊嚴地發(fā)誓，他們是發(fā)自內心地相信：教皇、教士或者任何外國當局都無權解除吾國國民對本國的忠誠。

第二任總統(tǒng)約翰·亞當斯提出了質疑：“一個自由政府能和羅馬天主教共存嗎？”

亞當斯的繼任者、第三任總統(tǒng)托馬斯·杰斐遜相信，天主教和政治獨裁主義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每個國家，每個時期，神父都是自由的天敵。他們只會和獨裁者結盟，支持他的暴政，以作為受到保護的回報?！?/p>

“一個自由政府能和羅馬天主教共存嗎？”

這些觀點雖然流傳甚廣，但也不見得人人都接受。第四任總統(tǒng)詹姆斯·麥迪遜似乎就沒有什么宗教偏見，喬治·華盛頓也看不起任何一種宗派主義。事實上，美國自建國之始，就不光是一個非集權化的共和國，而且還是一個法律上不設宗教偏見的國家，這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第一任總統(tǒng)政治上的遠見卓識。

華盛頓一直很注意為他那些容易頭腦發(fā)熱的國人樹立一個良好的典范。他遇到過很多宗教頑固分子，深知那些人的世界觀。他們把國家的興亡看作上帝恩寵或者責難的結果，軍事勝利則是天命所在。

在當今的時代，我們已經(jīng)很難再有那種心態(tài)，也很難理解為什么講英語的天主教和高教會成員會對教徒獨自閱讀《圣經(jīng)》和自行決定敬拜儀式如此緊張。事實上，信仰只能在當時代的具體場景下才能得到完全地理解。

與某些固執(zhí)地追求其信仰的新教徒宗派的斗爭，使得很多天主教徒和圣公會教徒相信：脫離語境和缺乏具體指向地傳播教義，只會帶來混亂?！妒ソ?jīng)·啟示錄》就是一個典型例子，它宣布，當“大淫婦巴比倫”被推翻后，一個“新耶路撒冷”將會降臨。當時有一些人把這些章節(jié)看成政治申明而非神學教義，把任何碰巧不喜歡的人都冠以“大淫婦巴比倫”之名。同樣，如果缺乏語境和解釋的話，《新約》的部分章節(jié)說不定也可以煽起千禧年暴力。

對很多人來說，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解釋：為什么數(shù)個世紀以來，人們都不被允許任其喜好地生吞活剝《圣經(jīng)》文本，而是必須按照經(jīng)院派發(fā)布的標準拉丁文本分章節(jié)地閱讀經(jīng)文。他們警告說，一旦用本地語言寫成的《圣經(jīng)》廣泛流行之后，你就可以看到會發(fā)生什么。

17世紀詩人塞繆爾·巴特勒曾經(jīng)言及過他那個時代的清教徒是如何“依靠使徒的敲打，來證明他的教義的正統(tǒng)性”的。

馬薩諸塞在18世紀所發(fā)生的一切就是這樣。只不過一些新教徒士兵把“大淫婦巴比倫”換成了包括羅馬在內的任何宗教活動過度儀式化的基督教派別。

就像17世紀的英國清教徒懷疑圣公會投靠羅馬教廷一樣，他們來到北美大陸的后裔也懷著同樣的想法。在部分殖民地上建起的圣公會教堂，成了公理派、長老派和其他宗教少數(shù)派切齒痛恨的靶子——他們認為圣公會是專制政府的最后堡壘。

對于這些圓頭黨和盟約派意識形態(tài)上的繼承者，同時也常是血緣上的直系后裔來說，戰(zhàn)爭發(fā)生在精神領域——這是一場反對偶像崇拜和迷信的十字軍東征。在他們眼中，喬治三世時期的英國教會的腐敗已不可救藥，他們壓制心靈自由，就像托利黨人總是不死心想要壓制政治自由。《魁北克法案》使長期以來還有些半信半疑的非國教徒不再懷疑，圣公會的高教會派，連同他們的圣壇圍欄、主教以及國家團契等，都顯示了與羅馬教廷結盟的全部動機和目的。

對于這些唱贊美詩的人來說，圍繞《食糖法》和《印花稅法》展開的議會斗爭正是上帝指示他們奔赴的戰(zhàn)場，就好像稅收問題是法利賽人誘惑耶穌的魚餌。宗教維度有利于我們更深刻地理解財政紛爭。美國宗教史專家威廉·沃倫·斯維特有過精彩的論斷：“英國教會與持異議者之間的宗教分歧積累起了足以燎原的燃素，而印花稅、茶葉稅和其他稅種的爭議及管制所起的作用不過是點火的火柴而已。”

到1630年代和1640年代，兩種爭議混在一起，已近燃點。此后，財政和宗教斗爭被擠壓進一場主權歸屬的大討論中。

在這一背景下，歷史學者們因為知道爭論的最后結果，所以都傾向于強調留存在教派分歧中的憲法爭論。然而，在當時人的心目中，有關財政、教派和民主的辯論只是同一個議題的不同方面。新教主義、低稅率、財產(chǎn)權以及議會控制下的政府被熔鑄進一塊自由主義的合金中，而這塊合金現(xiàn)在已經(jīng)無法再析出什么單獨的元素了。

議會獨立被大多數(shù)美國人視為由他們的先輩帶到普利茅斯石的與生俱來的權利；同時，也被視為保證他們的宗教、財產(chǎn)權利的最可靠的途徑。這就是為什么隨著爭論的分歧越來越大，殖民地逐漸超越了稅收和美利堅主教的產(chǎn)生方式等問題（這些問題到1775年時，基本已經(jīng)得到了圓滿解決），開始轉向并最終集中到議會主權的問題。

位于阿斯彭的美國圣公會教堂

擁抱權利：比英吉利人“更英吉利”

回顧1800年，麥迪遜，這位未來的總統(tǒng)，清晰簡潔地總結了獨立派人士的憲法目標：“（美國）革命的基本原則是，殖民地能在屬于同一主權的帝國中成為與不列顛擁有平等地位的成員，并且，立法權被完整地保留在美利堅國會中，跟保留在不列顛議會中的一樣。”

應當說，這一番立論相當溫和，不列顛島很多人也是這樣看的。下議院中的輝格黨開始考慮同意殖民地提出的要求。1775年，老威廉·皮特提出一個議案，要求撤銷北美獨立派反對的那些議會法案：從《食糖法》到承認大陸會議——其實這個會議也就相當于不列顛的北美議會了。

即使到了這個時候，如果議案獲得通過，那么，很可能締造出一個統(tǒng)一的盎格魯國家。北美殖民地本來可能通過非暴力的方式最終走上和加拿大、澳大利亞一樣的獨立之路。美利堅王國今天就是英聯(lián)邦成員國的一部分了。

但是上議院、托利黨和行政當局不愿對他們所認為的反叛行為作出妥協(xié)。皮特的提案被61票對32票否決，政治和解的最后一次機會喪失了。

不列顛議會兩院制衡的傳統(tǒng)不應蒙蔽我們，使我們看不到對殖民地苦難的同情。這種同情不光是抽象意義的，而且是在同一個政治國家內的。那個時代最偉大的國會領袖在美利堅議題上站在了一起：皮特本人、激進派領袖查理·詹姆斯·?？怂购桶桓耵敱Ｊ刂髁x傳統(tǒng)之父埃德蒙·柏克。事實上，美利堅是惟一一個讓三巨頭結成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議題。

有必要提醒一下：爭吵在這個時候仍被各方看作家庭內部矛盾。我們不能帶著今人的眼鏡打量過去發(fā)生的一切，把英國國內對北美愛國者的熱切同情視作對外國勢力的支持。輝格黨在這個單一的政治體中已經(jīng)形成了獨立的派別，此刻感受到政府決心要重返斯圖亞特托利黨路線的威脅。

皮特在數(shù)年前撕毀《印花法案》時宣布：“看到北美人已經(jīng)奮起反抗，我有多振奮！如果三百萬人對自由已經(jīng)麻木、自甘為奴的話，那就只配成為制造更多奴隸的工具！”

議會史上無出其右的雄辯家柏克代表殖民地人民做過精彩演講。顯然，他始終堅決支持那些遠在大洋彼岸的同胞們。事實上，在柏克看來，美國人是比留在母島上的英吉利人“更英吉利”的人，因為他們如此珍視作為英語民族獨特特征的自由觀念：“拓殖者在你的這一部分特征處于最強勢的時候開始了移民活動，他們在脫離你的掌控之時就帶著這樣根深蒂固的偏好與明確堅定的指引。因此，他們不光忠于自由，而且是按照英國人的觀念、英國人的原則投身自由。”

柏克毫不懷疑美國激進分子在擁抱權利的過程中，保留而不是拋棄了他們的英國遺產(chǎn)。他告訴議會議員，美國的憲法發(fā)展演變?yōu)槎愂諉栴}，它從斗爭中贏得的自由鞏固了“惟人民選舉的代表方有權征稅”這一原則，而這一原則正是惟英格蘭才有的特征：“殖民地是你們設置的，攜帶著你們身上的血緣、理念以及原則。他們對于自由的熱愛，正如你們一樣，在稅收這一點上體現(xiàn)得尤為強烈和執(zhí)著?！彼麄円环矫婵粗厮麄兊拿褡迳矸荩硪环矫嬉蔡貏e珍視與政治自由有著千絲萬縷聯(lián)系的宗教信仰：“殖民地人民是新教徒，這一類人的心智和觀點是最難以屈服的。這一特征不光易于導向自由，而且本身就是自由得以生長的基礎。”

柏克認為惟一可以平復動蕩的做法就是承認殖民地人民擁有完整的英國公民的權利：“我們不妨接受一個美利堅帝國，這樣就能接受美利堅財政。英國人的權利有哪些，他們就有哪些。只要能給他們英國人的權利，問題就解決了。”

柏克的觀點在國內很受歡迎，但它們在下議院獲得的支持卻很少，因為下院議員是通過嚴格的選舉程序篩選出來的，有的情況下，選舉人需要夸張的效忠國王的懺悔儀式，而忠誠正是晉升與優(yōu)俸的不二法門。在查理二世復辟一個世紀之后，古老的裂痕在羊皮椅上依然可見。一項研究表明，那些反對廢止1776年《印花稅法》的少數(shù)派議員們，他們的名字大多跟在一串騎士家族的姓氏后面：巴戈特、寇松、格羅夫納、哈利。

政府打算就新稅種的稅率做出讓步，但在有權向殖民地征稅這一原則問題上絕不妥協(xié)。在喬治三世和他的僚屬看來，要解決分歧決不能手軟。他們相信，他們?yōu)闈M足殖民地的宗教和財政要求已經(jīng)做得夠意思了，絕無可能再交出英國議會的主權，因為這是整個盎格魯文明國家的最高議事機構。他們認為，可以考慮在殖民地頒發(fā)本地議會的特許狀；但是，權力下放與封建制度是有區(qū)別的。

大臣們承認，波士頓地區(qū)在下議院中的確沒有代表。但是他們又說，別忘了，很多地區(qū)的人都沒有代表啊，比如伯明翰、英格蘭，這叫“實質代表”。也就是說，他們在議會中可以有一些支持者和同情者。獨立派們也反擊說，伯明翰也應該有真正的代表啊。皮特稱“實質代表”這一概念是“最容易忽悠人的詞兒，連認真反駁都不配”。

但是諾斯勛爵和他領導的政府則繼續(xù)頑固地堅持己見。就像每個時代中每一個不受歡迎的政權一樣，大臣們相信他們要做的就是處理一小撮麻煩制造者，只要秀肌肉，以無聲勝有聲，民眾自然就服帖了。然而，這回他們的算盤怕是打錯了，就像1640年代發(fā)生的那樣，事情已經(jīng)有了他們自身的力量。爭議的焦點不再是稅收或者宗教，而是權力，要求蓋奇將軍解除馬薩諸塞民兵的武裝的決定和查理一世控制英國民兵的企圖簡直如出一轍。在整個新英格蘭，人們涌向街頭參加武裝組織，共同抵抗統(tǒng)治者。第二次盎格魯圈內戰(zhàn)開始了。

（本文摘自《自由的基因：我們現(xiàn)代世界的由來》，[英]丹尼爾·漢南著，徐爽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澎湃新聞經(jīng)授權轉載。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