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小楓：柏拉圖的《理想國》到底應該怎么譯？

劉小楓

2015-12-01 15:03

來源：澎湃新聞

【編者按】

《王有所成》（世紀文景，2015年10月）是劉小楓教授最新作品。該書收入劉小楓晚近幾年所作數(shù)篇習讀柏拉圖的札記，是他在施特勞斯講課稿的指引下閱讀柏拉圖的心得。在這本書里，劉小楓教授重新識讀了柏拉圖的數(shù)篇希臘文原典，在親自重譯的基礎上，對思想史上的一些經(jīng)典議題提出了自己的獨到理解。重點涉及的篇章包括《克力同》《理想國》《會飲》《普羅塔戈拉》等。

澎湃新聞經(jīng)出版方授權(quán)選摘《王有所成——關(guān)于柏拉圖Politeia的漢譯書名》部分內(nèi)容。

柏拉圖長制對話Politeia 的書名應該如何譯成現(xiàn)代語文，不僅中國學人感到棘手，西方學人同樣傷腦筋。文藝復興時期的古典學人把Politeia 譯作Res publica 或De re publica，據(jù)說差不多算誤譯。英文書名Republic 或法文書名La République 依樣畫葫蘆，至多算將錯就錯。德文譯法Staat 與Republic 字面上有別，實質(zhì)上沒差別——海德格爾早就指出，用Staat 對譯Politeia 肯定不對。中譯本長期沿用20世紀20年代就有的《理想國》譯法，90年代以來，人們覺得這個譯法不準確，先后有了《國家篇》或《治國篇》的譯法。然而，這兩個譯法恰切嗎？于是又有了“王制”的譯法……但譯作“王制”準確嗎？ politeia 的字面含義明明是“政制”而非“王制”啊。何況，中國儒家典籍中有“王制”，挪用這個篇名有扭曲儒家經(jīng)典之嫌……于是，晚近又有了“政制”的譯法。

西方學人僅需把πολιτε?α 轉(zhuǎn)寫為politeia，即可免除很可能無法解決的譯名難題。中國學人不幸，沒可能以此方式免除這個難題，除非采用音譯，而音譯等于沒有翻譯。不過，如此不幸實為幸運。古希臘晚期的語文學大師狄俄尼修斯講過：柏拉圖直到臨死前還在琢磨Politeia 的第一句話，并推敲“自己的對話作品”。倘若如此，用politeia 這個語詞作為書名（用作書名時斜體并起首大寫），想必也是柏拉圖反復掂量的結(jié)果。既然沒法免除譯名難題，我們就被迫得思考這部副題為“論正義”的作品為何要名為Politeia 的良苦用心。漢譯書名的選擇應該引領(lǐng)讀者更接近而非更遠離柏拉圖不同凡響的思考，探究柏拉圖Politeia 書名的恰切漢譯，為的是更好地理解柏拉圖的Politeia 探究的究竟是何種politeia。

politeia 的種種含義

從現(xiàn)有五個中文譯名來看，“理想國”、“治國篇”和“王制”都顯得不同程度地偏離了politeia 的字面含義，“國家篇”和“政制”則看似更為準確——嚴格來講，“國家”和“政制”在相當程度上是同義詞，我們沒法設想一個“國家”不具有某種“政制”。按照翻譯原則的常識，緊貼字面含義的翻譯是否正確，取決于對原文語詞實際含義的準確理解。不幸的是，重要的古希臘語名詞大都有多個義項，具體義項得依文脈而定，我們很難讓一個古希臘語關(guān)鍵詞與某個漢語語詞在任何情形下綁在一起。拿最為常見的logos 來說，沒法設想在任何情況下都將它譯作“理”或“道”或“言辭”或“計算”——我們不得不面對的politeia 同樣如此。

在現(xiàn)存古希臘經(jīng)典中，politeia 這個語詞用得最多的恐怕非亞里士多德莫屬。亞里士多德說過，“首先，必須考察，什么是‘ 王政的性質(zhì)’［τ? βασιλευτ?ν］，什么是‘ 賢良政制的性質(zhì)’［τ? ?ριστοικρατικ?ν］，什么是τ? πολιτικ?ν”（《政治學》，1288ba7）。這里的to politikon 明顯與“王政的性質(zhì)”和“賢良政制的性質(zhì)”對舉，譯作“政制的性質(zhì)”明顯不通。畢竟，“王政”和“賢良政制”都是某種形式的“政制”。在這個語境中，如果要緊貼字面含義，據(jù)說to politikon 就得譯作“城邦政制的性質(zhì)”。

亞里士多德還說，“賢良政制”（?ριστοκρατ?α?）并非大多數(shù)城邦所能企及，卻接近“ 所謂的politeia”（τ?καλουμ?ν? πολιτε??）（《政治學》，1295a33—34） ——如果把這里的politeia 譯作“ 政制”，同樣明顯不通?？梢?，在亞里士多德筆下，politeia 至少有“政制”和“城邦政制”兩種用法，“我們把‘正確的政制’（τ?? ?ρθ?? πολιτε?α?）分為三種：‘ 王政’（βασιλε?αν）、‘ 賢良政制’（?ριστοικρατ?αν）、‘ 城邦政制’（πολιτε?αν）”（《政治學》，1289a26）。倘若如此，柏拉圖的Politeia 該譯作“ 政制” 還是“ 城邦政制”呢？

亞里士多德還說過一句很有名的話，“ 無論城邦還是politeia，其德性和劣性的區(qū)分必定相同，因為，politeia 是城邦的某種生活［方式］（β?ο? τ??）”（《政治學》，1295a40）。由于亞里士多德的這一說法把politeia 與“城邦”區(qū)別開來，有學者認為，柏拉圖所用的politeia 絕非今人所理解的Republic或Staat，而是一種way of life（或Lebensform［生活方式］）。施特勞斯就曾說過，舊的英譯把柏拉圖的Politeia 譯作Constitution，意味著politeia 不僅僅是一般所理解的政制結(jié)構(gòu)，還包含了一種生活方式。如果直譯的話，可能就得用含義更廣一些的regime，即泛指整個政治秩序或者說社會秩序。如果是盎格魯– 撒克遜版本的politeia，就得用polity。畢竟，民主制就是一種regime，因為民主不僅僅是一種產(chǎn)生政府的方式，還是一種生活方式。按照這種理解，我們是否應該把柏拉圖的Politeia 譯成“生活方式”呢？

還有第四種用法——按照這種用法，politeia 就該譯作“政府”或“行政”。仍然是亞里士多德說——

應該考察， politeia 究竟只有確定的一種還是多種；假如有多種，它們是什么，其性質(zhì)如何，有什么區(qū)別。politeia 就是城邦的各種職官，尤其至高權(quán)力（κυρ?α?π?ντων）的安排。政府（πολ?τευμα）意味著在城邦的任何地方都有權(quán)力，而politeia 即是政府。如我所說，正如在諸民主政制中（?ν μ?ν τα?? δημοκρατ?αι?）平民有至高權(quán)力，在諸寡頭政制中，情形正好相反，少數(shù)人有至高權(quán)力。所以，我們說，politeia 彼此不同。（《政治學》，1278b6—11）

經(jīng)珀律比俄斯和西塞羅傳承，這種把politeia 與城邦職官權(quán)力等同起來的用法，就體現(xiàn)在拉丁語的res publica 用法之中。因為，res publica 既指政體，也指民政事務（civiliumrerum），含義與領(lǐng)導事務（gubernaculum）更近，有如德文Staat 和英文或法文gouvernement 的含義——既有行政“ 設施”（Einrichtung）的含義，也有政體的含義——換言之，這種用法的politeia 包含兩個有實質(zhì)差別的含義：（1）城邦職官的制度性安排（τ?ξι?）；（2）以某種方式確定“politeia 的至高權(quán)力”（τ? κ?ριον τ?? πολιτε?α?），這意味著規(guī)定共同體的生活目的（參見《政治學》，1289a15—18）。

在現(xiàn)代政治思想語境中，這兩個含義的疊合或分離變得非常重要。如盧梭所說，統(tǒng)治權(quán)力有兩種：一種可以名為“ 立法權(quán)力”（lapuissance législative），即決定共同體生活方式的權(quán)力；一種則當名為“ 行政權(quán)力”（la puissance exécutive）。由于gouvernement 這個詞包含這兩種含義，其語義實際上很含混。畢竟，行政權(quán)力并不能具有像立法者或主權(quán)者那樣的普遍性；因為這一權(quán)力僅只包括個別的行動，這些個別行動根本不屬于法律的能力，從而也就不屬于主權(quán)者的能力，因為主權(quán)者的一切行為都只能是法律。

區(qū)分“立法權(quán)力”和“行政權(quán)力”為的是明確界定政體的性質(zhì)，畢竟，有的gouvernement 集“立法權(quán)力”和“行政權(quán)力”于一體，有的則僅僅具有行政權(quán)，并不具有行使“立法權(quán)力”的主權(quán)。比如，在君主制下（dans les monarchies），行政權(quán)就是行使主權(quán)（l’exercice de la souveraineté），或者說“ 立法權(quán)力” 與“ 行政權(quán)力” 沒有分離。君主本人就是gouvernement，所謂“政府”及其行政官（magistrat）不過是君主行使主權(quán)的工具——如今我們所謂的“專制”。與此相反，“在共和國中，尤其在民主政制中”（dans les républiques,surtout dans les démocraties），由于“立法權(quán)力屬于人民，而且只能屬于人民”（所謂主權(quán)在民），主權(quán)者（le souverain）從來不親自行使政權(quán)。這樣一來，“ 立法權(quán)力” 與“ 行政權(quán)力” 就出現(xiàn)了分離，這一意義上的gouvernement 就是所謂的“有限政府”。憑靠這種區(qū)分，當巴黎和日內(nèi)瓦當局以“ 反gouvernement 罪” 簽署逮捕盧梭令時，盧梭以自己的書代表人民主權(quán)說話為由，辯稱他并沒有犯下什么“ 反gouvernement 罪”。

盧梭提出的問題提醒我們：無論何種性質(zhì)的politeia 或gouvernement 或regime，關(guān)鍵在于誰是擁有立法權(quán)力的“主權(quán)者”——這個語詞在古希臘叫作“主子”（κυρ?α? π?ντων）或“王”。民主政制意味著“人民”是“主子”或“王”，在這種政體中，雖然人民并不行使行政權(quán)，卻通過立法規(guī)定了行政權(quán)的行使，從而規(guī)定了共同體的生活方式和目的。因此，主權(quán)者要么是“個人”（l’homme），即君王（王政，或君主政制，或僭主政制），要么是某些人（賢良政制，或寡頭政制），要么是全體人民（民主政制）。

然而，全體“人民”為“王”，無異于沒有“王”——所謂“群龍無首”。就此而言，現(xiàn)代自由民主的“主權(quán)者”概念與傳統(tǒng)的“王者”含義并不相同。亞里士多德說過：

正確的politeias（τ?? ?ρθ?? πολιτε?α?）有三種，其中最優(yōu)秀的（?ρ?στην）politeia 必定是由最優(yōu)秀的人來治理，在這樣的政體中，某一個人（?να τιν?）或整個一類（γ?νο??λον）或許多人（πλ?θο?）在德性方面超過所有其他人，為了最值得選取的生活，一些人能夠勝任統(tǒng)治，另一些人能夠被統(tǒng)治……（《政治學》，1288b33—37）這無異于說，有正確的politeia，也有不正確的politeia。按照亞里士多德的觀點，politeia 的“ 正確” 性在于，統(tǒng)治者（或盧梭所說的“主權(quán)者”）必須是優(yōu)秀的人——“在德性方面超過所有其他人”。人們只能設想“某一個人”或“某類人”甚至“許多人”優(yōu)秀，卻沒法設想全體“人民”個個都“在德性方面超過所有其他人”。顯然，一旦這樣設想，不僅會出現(xiàn)邏輯矛盾，還會取消人的德性的高低之分。從而，“正確的”politeia 并不包含民主政制。

“王者”所憑靠的德性必然與共同體的共同利益相關(guān)，“因為，在某種本質(zhì)上是主人政制（δεσποτικ?ν）或其他形式的王者政制（βασιλευτικ?ν）或城邦政制（πολιτικ?ν）中，都存在著某種公正和共同利益”（《政治學》，1287b37—39）。甚至盧梭心里也清楚，“人民”的德性未必個個有能力認識到共同體的利益，即便認識到，也未必有意愿去實現(xiàn)共同利益。倘若如此，當施特勞斯建議用具有美利堅民主政制色彩的regime，或具有盎格魯– 撒克遜民主政制色彩的polity 來翻譯柏拉圖的Politeia 時，很可能隱含著讓人難以覺察的反諷。畢竟，當施特勞斯提出這一建議時，他僅僅提到民主政制作為一種politeia 的例子，而他比我們誰都清楚，柏拉圖的Politeia 探究的是何謂“正確的politeia”，而且在蘇格拉底眼里，民主政制接近品質(zhì)最低劣的一種polite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