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4日，仿佛一聲晴天霹靂，驚聞大師齊世榮先生仙逝。在我的印象中，先生的身體很硬朗。我曾經(jīng)“高攀”到兩位居住北京的高位人士，一位是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前所長朱庭光老師，一位是齊先生。前些年，當朱庭光老師的健康狀況急劇下滑時，我慶幸地看到，齊先生還是那么的硬朗。這兩年里，由于接連紀念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一百周年和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勝利70周年，齊先生所在的首都師范大學都舉辦了規(guī)模不小的學術討論會，因此有幸兩次近距離看到先生。先生不僅都出席了開幕會議，還作了精彩的發(fā)言。思路之清晰，聲音之洪亮，使我感到先生一定能成為百歲壽翁。豈料才幾個月的功夫，先生就不幸駕鶴西去。

說來很難令人相信，我與齊先生的交往，竟發(fā)端于作為大教授的齊先生，在我蝸居的斗室里作客，同我的家人一起度過了愉快的半天。這一場景，就像一幅清晰的照片，永遠留在我的腦海里。盡管從我踏進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的那一刻起，就立志要把歷史研究與教學作為自己終生的事業(yè)，然而那個半天的場景卻時時成為我前進道路上的加油站，激勵我永不停步，奮步向前。

大教授造訪筒子樓

事情發(fā)生在20世紀80年代的中后期。當時齊先生已經(jīng)是我國世界史學界的權威，他的名字經(jīng)常同周一良先生、吳于廑先生排列在一起，組成“三駕馬車”。隨著前面兩位先生的年歲日長，齊先生正在向著首席權威的位置移動。而我，只是非首都城市一所重點高校中的一名小講師，盡管也參與了導師李巨廉教授主持的“六五”國家重點社科項目“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起源研究”、有幸參加了首屆青年世界史工作者座談會和首屆青年歷史學工作者座談會，但從來沒有奢望要結識齊先生。當時的齊先生對我而言，是心中的泰斗和權威，是專著、文章和教材中的先生，偶爾也是會議主席臺和講臺上的先生。然而就在這個時候，一個周六的下午，正在陪同齊先生在上海查閱資料的徐藍學姐悄悄地告訴我：明天上午齊先生可能要到你家去。

一個小講師的家里，要迎來一位頂級權威，這已經(jīng)不是“蓬蓽生輝”這個詞所能涵蓋的了。當時齊先生非常清楚，我住的地方，是“筒子樓”。它位于華東師范大學一村的東樓，原為單身青年教工的臨時住所，每個房間大約十五平米，沒有廚房和衛(wèi)生間，在走廊里燒飯，在公共洗漱室里“衛(wèi)生”。隨著學校的住房越來越緊張，單身青年教師早已沒有資格住這種樓房，普遍讓給了一家三口、甚至四口五口的青年教師家庭。當時，我們的小孩已經(jīng)上小學，每天晚上睡地鋪。幸好房間里有兩個沙發(fā)，才讓齊先生有了“安坐”之處。

第二天早飯后不久，齊先生和徐藍學姐如約而至。從我內(nèi)心來說，是希望齊先生能多坐一會，但心里又很清楚：這怎么可能？然而出乎意料的是，齊先生在我的陋室里竟停留了半天，直到午飯前才離開。我的妻子是我的大學同學，后在同系的資料室工作，在業(yè)務上有共同語言。犬子比較安靜。因此一室五人竟交談了整整幾個小時。期間，齊先生向犬子介紹了北京老特產(chǎn)之一的“桂花酸梅糕”，引得他口水直流。一段時間里，犬子的興奮點都在那個特產(chǎn)上，直至我下一次借赴京與會之機，特意到商店買回它，才算解了他的饞。

爭鳴：法西斯的階級屬性

此后不久的桂林會議，是我同齊先生的第二次近距離接觸。那次會議是為完成朱庭光老師領銜的“七五”國家社科重點項目“關于法西斯起源、思潮和運動研究”而召開的一次關鍵性會議。當時，國外學術界對法西斯問題的研究有了很大的拓展，出現(xiàn)了各種不同的看法。其中對我們沖擊比較大的，是關于法西斯組織的階級屬性問題。微觀數(shù)據(jù)考察的結果表明，法西斯組織的成員以中下層民眾為多。但是我國的大部分相關學者，其中包括具有一定知名度的資深學者，還是堅持原來的主流觀點，即1935年共產(chǎn)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對法西斯的定性：“法西斯是金融資本最反動的、最沙文主義的、最帝國主義的分子的公開的恐怖的專政”，“法西斯主義之上臺執(zhí)政，并不是表示普通由一個資產(chǎn)階級政府替代另一個資產(chǎn)階級政府，而是表示由資產(chǎn)階級統(tǒng)治的某一種國家形式替換另一種國家形式，就是說，由資產(chǎn)階級的公開的恐怖專政替換了資產(chǎn)階級的民主制度”。平心而論，當時中國學術界接受這一觀點，并不僅僅因為它是共產(chǎn)國際的觀點。日本和德國法西斯上臺以后，基本上沒有改變國內(nèi)的所有制關系，這是第二個原因。而最主要的，則是它們的所作所為。它們所推行的專制獨裁、對外擴張和反人性的暴行，只能反映所處時代中最反動階級的要求。而在現(xiàn)代世界，最反動的階級無疑是壟斷資產(chǎn)階級，因此法西斯只能是它們的代表。

在桂林會議的第一天，兩種觀點發(fā)生激烈的沖撞。壁壘很分明：課題組大部分成員觀點一致，認為早期法西斯組織代表了小資產(chǎn)階級的利益；課題組以外的專家大多堅持傳統(tǒng)觀點。聽說后一種觀點在第一天占了上風。我和李巨廉老師因為機票關系，第一天未能到會。第二天上午到達，走進會場已是上午十時。在上午會議結束時，朱庭光老師宣布，下午由鄭寅達第一個發(fā)言，可以多花點時間，不要超過一個小時。我充分地利用了這難得的一個小時，從德國納粹黨早期的社會成分、黨的綱領、黨的名稱、黨的領導集團的政見、該黨在德國實際政治斗爭中代表了誰的利益等五個方面，論證了該黨在成立初期屬于反動的小資產(chǎn)階級政黨的觀點。同時，我還留了一個心眼，在“小資產(chǎn)階級”前面加了“以中下層民眾為主體”的定語，為以后的拓展工作悄悄地留下空間。

會議重新恢復到雙方勢均力敵的局面，大家的目光不約而同地轉向了與會的最高學術權威齊世榮先生。先生在總結發(fā)言中講得較為含蓄，但大家都聽懂了。他巧妙地說：如果認為早期法西斯政黨屬于小資產(chǎn)階級性質，下一步就需要研究它們的轉化問題。最后成書的《法西斯新論》采納了“小資產(chǎn)階級說”，但是把反映不同觀點的主要文章以“附錄”的形式收入其中，供讀者進一步思索。實踐證明，桂林會議、齊先生的一言九鼎、《法西斯新論》等等，在我國的法西斯問題乃至世界現(xiàn)代史問題的研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它們拉近了我國世界史學界同國際史學界的距離，并為法西斯問題的后續(xù)研究打開了大門。

2000年，我有幸擔任了中國世界現(xiàn)代史研究會華東分會的會長，有了更多同齊先生近距離接觸的機會。齊先生大氣的全局觀念，在指導研究會的工作中充分展示。他中外兼通的學識，在歷次學術報告中時時流露。所有這一切，在其他學者的文章已經(jīng)作了很好的回顧，這里不再重復。

對我來說，另有兩個印象很深刻。其一，齊先生對友情，包括對忘年交，很珍視。同齊先生交往，不必擔心環(huán)境和個人命運的變化。他心目中有了你，不論環(huán)境陰晴圓缺，不論你處于順境逆境，他都會關注并幫助你。這樣的長輩，這樣的權威，打著燈籠都難找。哪個晚輩遇到了，是千載難逢的幸運。其二，首都師范大學的世界史學科真幸運。規(guī)劃、人才、項目、資金、成果，知識分子所需要的一切，那里幾乎都有了。我每次到那里，都感到那是學者們的樂土。只可惜自己沒有福分。首都師范大學世界史學科的同行們，你們真幸運。

齊先生，安息吧！我們一定會繼承你的遺志，把中國的世界史研究與教學搞得更好！

（本文小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