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物質文化

中國國家博物館的孫機先生去年出版了《中國古代物質文化》一書，堪稱博物館界的“大事”。孫機先生曾從沈從文先生學習中國古代服飾史，又從宿白先生研究漢唐文物，在文物研究領域堪稱大家。書中后記談到，全書是將作者各次講座內容整理、編排，集成一書，使得文中內容輕松可讀。

全書分為十章，從“衣食住行”到“科學技術”一應俱全，全面介紹了中國古代生活的方方面面，讓讀者重新了解中國古代歷史。博物館人眼中的歷史和一般讀者心中的歷史有一些差異。讀者眼中的歷史往往是唐玄宗和李白、錢謙益與柳如是，但是，除了這些以外，李白寫詩所用的紙、唐玄宗梨園做戲所用的道具、錢謙益的拙政園和柳如是的書畫同樣也有各自的歷史；而這些紙張、戲曲道具、園林和書畫背后，還有更多的脈絡——這些就叫“物質文化”。

“物質文化”聽上去是個挺玄妙的術語，我們聽慣了“非物質文化”（簡稱“非遺”），對“物質文化”反而有些陌生。其實這是一個來自考古學的術語。人類創(chuàng)造了豐富多彩的“文化”，文化則是人類適應環(huán)境的產(chǎn)物。比方說，一個熱帶居民學會利用動物毛皮制作御寒衣服，用泥土砌好厚厚的房子和土炕，下面生好火堆，就可以在寒冷地區(qū)生活。衣服、房子、土炕這些有形的部分，就叫“物質文化”（通俗地講，就是“東西”）。而怎樣做衣服、蓋房子以及生火取暖的過程，叫做“非物質文化”，這兩方面合在一起就是文化。甲方請乙方做衣服，乙方幫甲方蓋房子，甲方、乙方感情深厚，締結婚姻紐帶，繁衍后代，這種互動的過程就構成了我們一般意義上的歷史。

我們所關注的歷史記錄往往充滿英雄氣概、激情浪漫；但做衣服、蓋房子、種糧食、造工具……才是歷史上絕大多數(shù)時候發(fā)生的事情。一個世紀之前的研究者多關心文字記錄的“帝王將相”的歷史，沒興趣也沒能力關注“衣食住行”的歷史，隨著考古學的進展和博物館的出現(xiàn)，我們有越來越多的機會從“東西”的角度來重新省視歷史。孫機先生的這本《中國古代物質文化》就是對這些平凡歷史的一次出色研究實踐。

話說回來，“東西”的歷史就不如“人”的歷史那么好研究。古人干了什么，“二十四史”說得還算詳細，但物質的歷史就不好說了。博物館里陳列的都是許多年前人類活動留下的“東西”，有的出自墓葬，有的來自遺址，共同點是它們都比曾經(jīng)的使用者更加“長壽”。人沒了，東西還在。通過考古發(fā)掘，我們還能看到商周時期的青銅器，但當時人是怎么用它們的，就完全不知道了，比如我們把好多東西都稱作“禮器”——這等于是說：“我們也不知道這是干嘛的！”

讓這些不會說話的物質文化“開口”是件不容易的事情，但正因為不容易，才更顯難得，體現(xiàn)出研究者的智慧和豐富積累。拿第一章的“農(nóng)業(yè)與膳食”來說，雖然在“衣食住行”中排在第二位，但正如書中的排序一樣，吃飯問題其實是人類生活中最重要的。吃飯的“家伙”就包括耒、耜這些最原始的農(nóng)具，還有犁這類高級些的農(nóng)具?？脊虐l(fā)現(xiàn)許多石質、骨質的農(nóng)具遺存，但是這些農(nóng)具上可能只剩下石質的尖端部位，原先用于捆扎的繩子和木柄這些有機物都隨著歲月風蝕了。那么這些農(nóng)具的真實用法和安裝方式就需要研究者上下搜求了。

首先，文獻是少不了的，從甲骨文中找找有沒有“犁”的原型，《國語》《論語》等文獻爬梳一下最早提到犁的文字，比如“孔子弟子冉耕字伯牛，司馬耕字子?！钡瘸闪俗钤缬门＠绲淖C據(jù)。這些文獻方法我們都知道，因為歷史學科也都在用，“故紙堆中”爬梳，說的就是這種功夫。但“物質文化”研究還有哪些獨門技藝呢？

除了文獻記載，第二個重要的工具來自圖像，古代墓葬之所以有價值，大多數(shù)人都認為墓中隨葬品都是“寶貝”。但對考古工作者來說，哪怕一座古墓被盜掘一空，如果剩下的墓室墻壁上還能留下未被毀壞的壁畫，那么，這座古墓的價值至少就保留了一半以上。壁畫大多記錄了墓主人生前和死后想象的生活，源于當時日常生活場景。通過仔細比對，從這些圖像中，就可以看到漢代時期用牛犁地的情景，從中復原當時農(nóng)具的真實用法。這種方法就叫做“圖像志”研究，是考古學和藝術史學科都經(jīng)常用到的工具。此外，除了壁畫，我在孫先生這本書中約略翻看了一下，還用到了（早期時代）地磚上的銘文，漆器彩繪、青銅器物圖像銘文，以及（晚期時代）史上流傳繪畫作品、古書雕版插頁等。

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繪畫作品的價值，固然在于從古至今流傳之不易，以及出于名家手筆之罕見。但在考古研究者看來，畫中一人一物、一屋一宇，哪怕一石一雀都是難得的研究材料，這些具體的事物組合或者反映了日常生活的細節(jié)，或者體現(xiàn)了繪畫者內心的時空觀、宇宙觀，而通過具體圖像重建物質文化的使用細節(jié)，也徹底避免了僅憑文字對物質遺存使用方式的不切實際的想象。

文獻和圖像志，是孫先生進行物質文化研究最常用的兩種工具。全書十章內容的分析中，這兩種工具始終得到了扎實應用，這也是具備博物館背景的學者研究“物質文化”的最大優(yōu)勢。博物館人常會自豪地表達，自己比起純粹歷史（文獻）研究者略勝一籌的方面，是可以“接觸到實物，我們可以‘上手’”，這種路徑在孫先生的著作中得以充分體現(xiàn)。所謂“上手”很大程度上就通過獨一無二的圖像志分析呈現(xiàn)出來——因為相比其他研究者只能通過“肉眼”推敲已經(jīng)發(fā)表的材料、推測日常生活的細節(jié)，博物館研究者能更多借助顯微鏡、光譜儀以及掃描電鏡等技術手段，使表面無奇的“物質遺存”提供更豐富的信息。

如何看到“隱形”的文化

說到更豐富的信息，在物質文化研究領域中，還有兩種在孫先生的作品中出現(xiàn)較少的方法。第一種就是已經(jīng)提到的成分分析，并在此基礎上深入的微觀分析。比如在“文具、印刷、樂器”一章中，孫先生提到了當代研究者用“石脂、白礬、滑石粉、胡粉、牡蠣、鹽、鹵、醋等”物質還原“泥活字”制作的模擬試驗，這代表了當代技術考古的最新進展。

其實，由于當代技術的發(fā)展，這項技術的反向運用也能給我們提供更多視角。一方面，光譜分析手段不但可以讓我們分析出一種壁畫、繪畫作品中采用的顏料成分（這種技術在實踐上能幫助我們辨別文物真?zhèn)危硪环矫?，也能通過對物質遺存的成分來辨明其產(chǎn)地。比如，我們通常認為的商周青銅器原料來自中原一帶，但通過“鉛同位素”考古技術可知，這些銅礦原料來自中國西南地區(qū)。這類研究不但開闊了我們對青銅器本身的認識，更重要的是，也反過來幫助我們極大地拓寬了對古代中國文化、物質交流方面的認識。這種研究通俗地說，就是“分析成分以判斷產(chǎn)地”，在國外相關領域中，它已經(jīng)越來越多地超過文獻和圖像志研究，成為物質文化的主流。其原因就在于成分分析所依賴的科學手段，能提供文獻和圖像無可替代的（時間和來源上的）準確性，同時，也將不同時空中的生產(chǎn)者、制作者、運輸者以及使用者聯(lián)系起來，為物質文化研究提供了更加豐富的全新維度。

第二種孫先生較少提到的方法是“民族考古學”，也就是孔子所說的“禮失求諸野”。我們今天已經(jīng)難以捕捉古人的物質生活，但是，所謂“難以捕捉”只是局部意義上的，許多發(fā)達地區(qū)找不到的傳統(tǒng)工藝，在交通不便的山區(qū)或民族地區(qū)仍可較好地保留。這種方法的好處，就在于使出土文物中失去“非物質”一面的“物質文化”得以復活。比如，在“紡織與服飾”一章中，孫先生提到了晉寧石寨山出土貯貝器上銅質人像呈現(xiàn)的“踞織”技術。其實，這種技術在海南黎族地區(qū)仍有使用，如果能引入對當代踞織機紡織技術的分析，將能更全面地考量古代紡織者的生產(chǎn)效率、生產(chǎn)原料，以及產(chǎn)品再分配等方面。

此外，“民族考古學”方法的最大作用，就是能幫助我們修正一些認識上的誤區(qū)。在“交通工具”一章中，作者提到了浙江鄞縣出土銅鉞上的“競渡紋飾”，并以此批駁了“認為圖中四個泛舟者頭上戴的羽冠是‘原始的風帆’”的說法。孫先生的看法確是真知灼見，因為民族考古學也可證明，“古代獵頭者頭戴羽冠”的風俗，是環(huán)南中國海文化的普遍現(xiàn)象，在整個華南和東南亞都可找到。因此，民族考古學確實有助于我們對物質文化遺存作出準確判斷。

怎樣看得更遠

通過《中國古代物質文化》一書，我們可以看到，孫機先生作為博物館中的“物質文化”研究者，為我們呈現(xiàn)了另一個不同于“歷史文獻”路徑的古代中國。他用圖像志結合考古發(fā)掘材料，對古代文獻中的物質生活作出了全面的敘述，描繪一種更真實也更“接地氣”的古代生活。也讓我們對古代中國的物質成就，有了非常細膩和直觀的認識。當然，如果吹毛求疵的話，在技術分析和民族考古學方面的糅合，或許會為我們呈現(xiàn)更豐富的文化維度。

記得幾年以前，大英博物館出版過一本《大英博物館世界簡史》，用一百件珍藏文物講述世界歷史故事。這同樣是一本出色的“物質文化”研究作品，它用物質呈現(xiàn)脈絡，用文物展現(xiàn)世界的思路，給讀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站在一個全球化的歷史階段，中國的“物質文化”正以一種全新的方式影響著世界，用世界的眼光來看中國，用中國的實踐來回應世界。結合前輩提供的學術積淀，這或許是我們新一代物質文化研究者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更深入運用各種新技術、新思路，審視中國和世界古老聯(lián)系的當代表征的新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