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拿到終身教職是高校千千萬萬博士生和青年教師夢寐以求的愿望。但在高校全面企業(yè)化的當下，鐵飯碗越來越少，取而代之的是越來越多的合同教師和研究員。這些流動性大、保障少的職位卻依然讓眾多博士生趨之若鶩。這究竟是為什么呢？

學術體制根本無法無法養(yǎng)活那么多終身教職，整個學術機器的運轉實際上有賴于大量靈活雇傭的廉價勞動力——青年教師和博士生。而激勵著千萬人放棄穩(wěn)定職業(yè)和保障仍然鉆進象牙塔的則是塔頂所期許的終身教職——高薪和威望。

本文作者Alexandre Afonso，英國國王學院政治經(jīng)濟學系比較政治學講師，主要研究范圍包括福利國家改革、勞動力市場政策、勞動力遷移政策以及黨派與利益相關組織在這些領域中的角色。

本文由破土網(wǎng)授權轉載，原文標題《學術界是如何類似販毒團伙的》（How Academia Resembles a Drug Gang），地址：http://www.groundbreaking.cn/wenxie/5355.html。破土微信公眾號為：potu_groundbreaking“破土工作室”。

學術界系統(tǒng)依靠“局外人”的支持而存在。這些“局外人”，為了換取未來不確定的穩(wěn)定、威望、自由和終身職位所意味的高薪，需要隨時準備放棄工資和職業(yè)穩(wěn)定性。Alexandre Afonso從美國、德國和英國收集數(shù)據(jù)，研究學術界職業(yè)市場，在有著不斷壯大的局外人以及縮小的核心局內人的同時，是如何在很多方面類似一個販毒團伙的。

在2000年，經(jīng)濟學家Steve Levitt和社會學家Sudhir Venkatesh在《季度經(jīng)濟雜志》（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上發(fā)表了一篇文章，內容有關芝加哥一販毒團伙的內部薪資結構。這篇文章對Levitt（和Dubner）的暢銷書《怪誕經(jīng)濟學》（Freakonomics）中“為什么毒販依舊與母親共居”一章的基礎：幫派內的收入分配是極度由上端向下傾斜的，而底層的街頭毒販掙得甚至比合法的低技術含量工作都少，例如麥當勞。他們估算每小時工錢約3.3美元，這大大低于最低收入水平（這就是為什么他們依舊與母親共居）。

如果你算上被競爭對手幫派的人槍擊、落入大牢或被比你位高階的人痛打的風險，你可能會奇怪為什么會有人做工錢這么低的工作，忍受如此惡劣的工作環(huán)境，而不在麥當勞找份工。但是，這些幫派們在招募新成員上并沒有什么實際困難。原因在于讓他們留在行內的首要驅動力，不是當下收入和工作環(huán)境，而是未來富裕的前景：底層毒販子放棄當下收入以換得（不確定的）未來財富。普通成員做好了面對這一風險的準備，而嘗試向上攀爬，上面意味著好的生活和源源不斷的金錢。他們不太可能做得到（死亡率異常之高），但他們也愿意“要么變得富有，要么在追求中死去”。

隨著不斷有新的底層毒販進入市場而且愿意被剝削，毒販老大們可以變得越來越富有，而不用將他們的財富分配至底端。越來越多的普通“局外人”準備好拋棄收入追求未來財富，而一小部分核心“局內人”牢牢抓住他們的收入，很大程度上以犧牲大多數(shù)人為代價。我們稱之為勝者為王市場。

學術界是二元制勞動力市場

學術界的勞動力市場結構在很多方面都很像一個販毒團伙，局外人越來越多，而內部核心成員越來越少。雖然在學術界被槍擊的概率相對而言比較?。ǔ悄惴浅？量痰馗脑嚲恚?，還是有一些相似的生態(tài)。學術界只是這一趨勢的一個例子，但它影響著幾乎任何地方的勞動力市場。當今勞動力市場研究學者的一個重要研究課題是我們所說的“二元化”。“二元化”是指有著安全穩(wěn)定工作的局內人，與拿著定期合同、工作岌岌可危的局外人之間差距被強化的過程。幾乎任何地方的學術界系統(tǒng)至少都在一定程度上依賴著局外人的供給而存在，他們做好準備放棄工資和工作穩(wěn)定性，為了換取未來不確定的穩(wěn)定、威望、自由以及終身職位所帶來的高薪。

圖表來源：OECD

我們要如何解釋這一趨勢？其中一個潛在的結構性因素是所有OECD（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經(jīng)濟合作與發(fā)展組織，簡稱“經(jīng)合組織”）國家中博士生的數(shù)量都在快速增長。上圖表明了OECD國家在兩個時間點：2001和2009年，博士學位擁有者在相應年齡層中的占比。我們能看到，九年間這個比例上升了約50%，而且這一增長尤其在葡萄牙、希臘和斯洛文尼亞等國家特別明顯，幾乎升至原先的三倍，雖然基數(shù)比較小。即使在基數(shù)大的國家，增長也是顯著的：英國增加了60%，德國近30%。從2000年起，OECD地區(qū)的博士生平均每年新增5%。

于是現(xiàn)在的情況是有越來越多的博士畢業(yè)生每年進入市場，希望能夠鎖定一個教授的終身職位，享受自由以及相對較高的薪水，有一點像普通層級的毒販子想要成為一名毒梟。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們做好了準備要放棄可以在其他領域工作獲得的收入和穩(wěn)定性，而接受不穩(wěn)定的工作條件，希望能鎖定那些并沒有成比例增長的職位。正因為有越來越多準備好要接受這種工作條件的潛在局外人涌入，局內人就得以將一部分自己的工作外包給他們，尤其是教書，考慮到當今不斷增長的研究出版壓力。結果就是內核在縮小，外圍在延展，而且內核越來越依賴外圍。在很多國家，由于這一激勵體系的原因，大學越來越多地依賴一批拿著臨時合同的學術“產業(yè)后備軍”。

二元化的變量

上面描述的發(fā)展趨勢是包含幾乎所有發(fā)達工業(yè)國家的寬泛生態(tài)。但是，不同國家局內人和局外人群體的分界線都不一致，比如美國、德國和英國。

在美國，教育部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發(fā)表的報告（見下圖）顯示大學超過40%的授課老師是非終身的兼職教職員，或是按教課節(jié)數(shù)付工資的助理講師，沒有健康保險或其他標準雇傭關系所包含的保障。我們能從表格中看到，終身任職的教職員占比急劇下降。這不是說教職員絕對數(shù)量的下滑，事實上這個數(shù)字有明顯的提升，但它上升的速度遠遠被工作不穩(wěn)定、收入低廉的授課老師增長速度所超越。據(jù)高等教育年鑒近日報導，助理講師依靠食物補助而活。文章中提到的主人公給出的實得收入為900美元，憂傷的是，這并不比毒販子3美元一小時的工資要高出多少，但這份工作卻高技能得多。

德國是另一個例子，原本就存在一條鮮明的局內人-局外人分界線，主要是因為其學術界就業(yè)市場呈現(xiàn)一個沙漏形狀。一方面，位于底部博士生層級的工作條件還不錯，最近機會還有所增加，因為在研究項目和博士學院的大量資金注入培養(yǎng)了一大批非常能干的博士生。而另一方面，頂端也有好工作，全職教授相對工資比較高，而且自主性很強。問題在于中間是空的：對于那些剛剛拿了博士學位的人而言，有一個巨大的空洞在，他們在這段時期被迫面對一段空虛狀態(tài)，在幾年中簽著固定任期合同（wissenschaftliche Mitarbeiter）或是充當替補教授（Vertretungsprofessur），此后在45歲左右時他們可以開始希望找到第一份終身工作，而這在1970年代時或許在他們35歲左右就可以發(fā)生。

上圖顯示了從1970到1990年代期間政治學科博士生、獲特許任教資格（Habilitation——在博士學位之上、編外講師[PD]之下的資格頭銜，譯注）、第一份教授工作的平均年齡。博士生平均年齡并沒有顯著變化，但第一份教授工作的年齡提高了約5年。另外，必須認識到其中的自我選擇效應：樣本中的人們都是成功當上教授的，沒有算上那些在學術生涯斷層中退出的人。在中層有一些新的種類或職位產生，例如新創(chuàng)造的初級教授（Juniorprofessuren），但大多數(shù)都受時間限制，因此不能與終身教職相提并論。德國是一個財政緊縮的國家，地方和聯(lián)邦政府都不愿意將資金投入到永久的項目或職位中。

學術生涯斷層還被一些學科的內在問題所惡化，終身教授常常為了與他們所在大學協(xié)商自己的工作條件而申請教授職位。結果就是新晉博士生要和德高望重的教授爭搶是十分困難的，而由于候選人不接受條件來回折騰，導致聘用時間拖得很長。這一情況中的主要問題在于時間，永久職位中的學者們有時間，但局外人并沒有。如果你拿著一份固定任期合同，大學與一個終將拒絕的人談判的兩年時間你是等不了的。這個系統(tǒng)實在是很荒謬且包庇內部人，尤其當博士畢業(yè)后的那段時間通常都同時是結婚生子的階段。

英國與德國不同，它有立即的終身職位可以給到剛剛博士畢業(yè)的人群。英國是歐洲最大的學術市場，講師職位能給予相對年輕的學者們一份穩(wěn)定的工作，盡管起始工資比其他地方低，如果算上生活成本的話，尤其是在倫敦。但是，這并不意味著英國高等教育不依賴大量局外產業(yè)人力。近日，《衛(wèi)報》報導了在英國大學中流行的所謂“零時工合同”（zero-hour contract）。這些合同不特別指明老師/研究者需要貢獻的時數(shù)，也就是暗示員工們需要在有活干的時候隨時待命。和歐洲大陸相比，令人震驚的是博士生和助教們更為不穩(wěn)定的工作情況，他們在英國大學中承擔了大量教學工作，但是其工作條件卻比其他地方都要更為非正式。舉個例子，當我在瑞士讀博時，我差不多拿的是公務員的工資來教書，有相應的薪水、養(yǎng)老金、福利津貼。英國很大一部分博士生沒有穩(wěn)定的資金來源，需要各處申請獎學金，而他們教書時，是按小時計費或按一定費率（批改的考試/論文）計算，不同學校、甚至同一學校內都會有差別。

通常在英國大學教書時數(shù)相對來說算是中等，至少在羅素大學團體內，因為學生的論文和獨立學習能力是更被看重的，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學院能夠利用這種靈活的勞動力。這種情況在大學面臨巨大的REF（研究卓越框架，research excellent framework）研究出版壓力之下更為嚴重。這通過兩個渠道發(fā)生。首先，由于研究是最被看重的，就使得在職的教授有動力退出教書，轉而鎖定研究撥款以及出版發(fā)行，把教書任務留給非正式教職員工。另一方面，一些大學對外貼出臨時崗位招募廣告恰恰是因為REF，為了在自己的呈交中使用他們的出版作品。當他們被“利用”完以后，大學并沒有保證會繼續(xù)留下這些人。

上圖概括性地總結了上面描述的區(qū)別。我能看到，這種局內人/局外人分離在哪里都存在，可能還在加大。有趣的是這種分離很大程度上是結構性的，因為系統(tǒng)無法脫離這些可以接受任何形式合同的大量局外人而存活。如果你靈活、有策略、對工作條件有考慮的話，你可能就會想利用這些區(qū)分，在你職業(yè)生涯的不同階段謹防局外人陷阱。這就意味著避免在英國讀博士，而博士畢業(yè)后避免在德國工作。當然，工作狀態(tài)并非納入考量的唯一因素，但“威望”、“學習”這些字眼通常被終身聘任制的學院或甚至更握有權力的大學行政部門用來正當化糟糕的工作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