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離2015年1月7日的查理周刊恐怖襲擊事件已經過去整整一年。這一年來，令人印象最為深刻的可能是世界各地對《查理周刊》的聲援。最流行的聲援口號是 “我是查理”，表達對漫畫家言論自由的支持。然而，“我是查理”口號本身也遭到了質疑和反對。在社交網絡上，出現了數萬個支持圣戰(zhàn)分子的“我是庫阿奇“（《查理周刊》襲擊者的名字）口號。而法國極右翼國民陣線榮譽主席讓·瑪麗·勒龐則公開聲稱：“我不是查理，我是查理·馬特！”查理·馬特是公元8世紀法蘭克王國宮相，他因為在732年的普瓦提埃戰(zhàn)役中擊敗入侵的穆斯林軍隊而被視為歐洲文明的拯救者。

查理·馬特和732年的普瓦提埃戰(zhàn)役

公元8世紀的歷史人物是怎樣和21世紀的恐怖襲擊事件產生聯系呢？首先必須了解查理·馬特的生平和事跡。查理·馬特出生于法蘭克王國墨洛溫王朝的一個貴族家庭，此時法蘭克王國因為日耳曼民族流行的諸子平均繼承制而分裂為多個小國。墨洛溫王朝的王族早已沒有王朝創(chuàng)始者克洛維的武勇和才干，大多深居宮中，不理政事，被稱為“懶王”。各國實際權力由宮相掌握，查理·馬特父親就擔任東部奧斯特拉西亞公國的宮相。公元714年查理繼任宮相時年僅24歲，一上任就面臨內部貴族叛亂和鄰國入侵的挑戰(zhàn)。但他表現出高超的政治手腕和軍事才能，僅用五年時間就平定了內部叛亂，還徹底擊敗了紐斯特里亞和勃艮第宮相，成為除了阿基坦公國之外大半個法蘭克王國的實際統治者。

就在查理應付內憂外患的同時，倭馬亞王朝統治下的阿拉伯帝國正從東方席卷而來。阿拉伯軍隊不僅占領從突尼斯、阿爾及利亞直到摩洛哥的馬格里布地區(qū)，還以新皈信伊斯蘭教的北非土著柏柏爾人為主力，于711年跨過直布羅陀海峽，攻入伊比利亞半島。阿拉伯軍隊僅用八年時間就消滅了西哥特王國，于719年翻越比利牛斯山脈，攻入法蘭克王國境內。大多數現代歷史學家認為，阿拉伯軍隊在法蘭克境內主要目的是劫掠而不是征服，他們像后來的維京海盜一樣，其軍事行動往往以搶劫收藏豐富的教堂和修道院為主要目標。當時阿拉伯軍隊的行軍路線大致可以分為兩條，第一條路線是從加泰羅尼亞出發(fā)，沿著地中海海岸線東進，再溯羅鈉河而上深入法國東部內陸地區(qū)。而另一條路線則是從圖盧茲沿加龍河順流而下至波爾多，再北上搶掠富庶的盧瓦爾流域。阿拉伯軍隊在前一條路線的進展相對順利，永久占領了高盧南部地中海沿岸的部分城市，兵鋒最遠曾抵達勃艮第。但后一條路線，阿拉伯軍隊則遭到了定都于圖盧茲的阿基坦公國的頑強阻擊，沒有太大的進展。

730年，阿卜杜勒·拉赫曼升任安達盧斯總督，執(zhí)掌阿拉伯帝國在伊比利亞半島和高盧南部地區(qū)的軍政大權。根據當時穆斯林編年史家的記載，阿卜杜勒·拉赫曼是一個聰明、勇敢且堅韌的軍人。他曾擔任高盧南部領地總督多年，雖然在721年圖盧茲戰(zhàn)役中被阿基坦公爵打敗，但對整個法蘭克地區(qū)有深入的了解。也許是為了洗刷戰(zhàn)敗之恥，阿卜杜勒·拉赫曼在升職后很快組織大軍北征，這一次他連戰(zhàn)連捷，先洗劫了波爾多城，后在野戰(zhàn)中擊敗了阿基坦公爵。隨著勝利的接踵而至，他把目標定在了盧瓦爾河畔圖爾城，因為當地的圣馬丁修道院擁有數量驚人的財富。阿基坦公爵厄德此時已經退無可退，不得不向查理求援。查理同意增援，三方軍隊在圖爾至普瓦提埃之間形成對峙格局，有關法蘭克前途和命運的決戰(zhàn)就此爆發(fā)。

事實上，有關普瓦提埃戰(zhàn)役，無論時間、地點和參戰(zhàn)人數，史學界都有很大爭議。雖然分屬交戰(zhàn)雙方的多位編年史家都描述了這場戰(zhàn)役，但由于目擊者描述的缺乏和當時編年史家不重視事實考證的撰史風格，本次戰(zhàn)役的許多細節(jié)至今仍有爭論。法國史學家普遍認為這場戰(zhàn)役發(fā)生在732年10月。雙方軍隊在兵力和裝備技術上都沒有顯著優(yōu)勢。唯一不同的是，法蘭克軍隊以逸待勞，有地勢之利和補給之便。阿卜杜勒·拉赫曼麾下的軍隊由來自中東地區(qū)的阿拉伯人和來自北非的摩爾人混成，士兵總數上略占優(yōu)勢。不過他們遠離本土，對地理環(huán)境不熟悉，而且攜帶大量掠奪來的輜重，行軍緩慢。查理面對人數占據優(yōu)勢的穆斯林大軍，采取了主力避戰(zhàn)，小股騷擾，不斷消耗阿拉伯軍隊的士氣和耐心的策略。阿卜杜勒·拉赫曼決定主動進攻占據優(yōu)勢地形的法蘭克軍隊。查理率法蘭克軍隊正面抵抗阿拉伯軍隊的猛攻，厄德公爵率領阿基坦軍隊從側翼出現，突襲敵軍囤放補給品的后方營地。在正面混戰(zhàn)中阿卜杜勒·拉赫曼陣亡，群龍無首的阿拉伯軍在前后夾擊下兵敗如山倒，法蘭克-阿基坦聯軍大獲全勝。

普瓦提埃戰(zhàn)役鑄造“上帝之錘”

普瓦提埃戰(zhàn)役遏制了阿拉伯在西歐擴張的勢頭，經由后世史家的解讀和闡釋，被看作基督教文明得以在伊斯蘭擴張浪潮下幸存的關鍵戰(zhàn)役。其中，18世紀的愛德華·吉本在《羅馬帝國衰亡史》中的觀點最具有代表性，在他看來，如果普瓦提埃戰(zhàn)役獲勝者是阿拉伯人，歐洲文明的面貌將發(fā)生翻天覆地的變化：“（阿拉伯人）勝利的行軍路線從直布羅陀巨巖延至盧瓦爾河岸，增加了1000多英里；同樣的距離也能把薩拉森人帶到波蘭的邊界和蘇格蘭高地；比起尼羅河或幼發(fā)拉底河，萊茵河的航運條件也不差，阿拉伯人的艦隊可能不經海戰(zhàn)就能駛入泰晤士河口。果真如此的話，也許現在牛津大學的教學內容就是《古蘭經》，也許還要在講壇上向行過割禮的學生們講解穆罕默德啟示的神圣性與真理性?！闭谴祟愑^點的流行，查理·馬特在法國穆斯林移民問題日益嚴峻的今天，成為法國極右翼政黨的標志性歷史人物，因為查理馬特既象征著基督教文明面對伊斯蘭文明的勝利，也象征著法國人對穆斯林入侵者的勝利和驅逐。當《查理周刊》慘案被證實是法國穆斯林移民后裔所為的時候，“我是查理·馬特”的口號自然會緊隨“我是查理”而出現。

然而，把查理·馬特看成是基督教文明捍衛(wèi)者可能只是傳統史家的誤解和當代政客的附會。近來歷史學家找到越來越多的證據，逐漸傾向于將普瓦提埃戰(zhàn)役看成是法蘭克統一的關鍵之戰(zhàn)而不是基督徒和穆斯林的文明之爭。首先，從當時的文獻來看，法蘭克人雖然把阿拉伯人視為威脅，但更多將其描述為武裝劫掠者而非伊斯蘭教傳播者。第二，查理在普瓦提埃戰(zhàn)役勝利后，并未急于收復南部被阿拉伯人占據的地中海沿岸領土，而是花費數十年時間滲透和控制原本獨立的阿基坦王國，759年法蘭克軍隊才收復阿拉伯人占領的南部城市，所以法國歷史學家米歇爾·魯什認為法蘭克的統一才是普瓦提埃戰(zhàn)役的最大成果。第三，根據當時的描述，查理·馬特經常沒收新征服城市教堂或修道院的財物和教產作為戰(zhàn)利品分配給下屬和盟友，這在當時教會看來是異端行為。綜上所述，查理·馬特更多是一位追求現實利益的世俗君主而非基督文明的保衛(wèi)者。

既然查理在普瓦提埃戰(zhàn)役的勝利更多著眼于法蘭克的統一，且對教會并不友好，為什么他還被看成是基督教文明的拯救者呢？這和當時西歐民眾心態(tài)，政治形勢以及后世的有意塑造都有關系。

普瓦提埃戰(zhàn)役之前的一百年，是阿拉伯帝國快速擴張的黃金世紀。在這百年里，阿拉伯帝國從兩河流域一直打到了比利牛斯山脈，把傳統信奉基督教的黎凡特、埃及，馬格里布以及伊比利亞半島統統納入其勢力范圍。面對阿拉伯帝國，當時基督教世界充斥著恐懼心理。雖然普瓦提埃戰(zhàn)役前，基督教各國也獲得多次勝利，但并未能扭轉阿拉伯擴張的勢頭。普瓦提埃戰(zhàn)役不但擊斃安達盧斯總督，還迫使阿拉伯帝國從此停下擴張的腳步。這對當時西歐基督徒來說，起到了祛除恐懼，鼓舞士氣的作用。因此，普瓦提埃戰(zhàn)役成了當時歐洲編年史家眼中基督徒反敗為勝的標志，查理也被贈予“上帝之錘”（Marteau de Dieu）的外號，查理·馬特（Charles Martel，Martel在古法語有錘頭的意思）的稱號因此流傳至今。

普瓦提埃戰(zhàn)役促進了法蘭克王國的鞏固和統一的同時，也推動了加洛林家族和羅馬教宗的同盟，這有利于查理·馬特基督文明保衛(wèi)者神話的形成。750年前后，羅馬教宗為了應付倫巴德人的威脅，轉而尋找外部同盟。普瓦提埃戰(zhàn)役后的法蘭克王國實力強大，是個很好的選擇。教宗聲稱“誰為法蘭克操勞，誰就是法蘭克的主人”，支持查理·馬特之子丕平取代墨洛溫王朝的“懶王”而成為名副其實的法蘭克國王。754年，教宗親自前往巴黎北郊的圣德尼修道院，為丕平加冕。丕平也投桃報李，出兵意大利攻打倫巴德人，并把奪來的土地贈送給教宗，奠定了教皇國的基礎，史稱“丕平獻土”。加洛林王朝和羅馬教廷的合作讓查理·馬特掠奪教產的劣跡被淡化，而普瓦提埃戰(zhàn)役卻因為有利于鞏固加洛林王朝的統治而被宣揚。查理·馬特作為基督文明保衛(wèi)者形象從此奠基。

后世對查理·馬特政治神話的再解讀

987年，加洛林王朝被加佩王朝取代，但有關查理·馬特的政治神話并沒有因此而消失，反而發(fā)揚光大了。這是因為加佩王朝及其后續(xù)的瓦盧瓦王朝都將自己視為加洛林王朝的合法繼承者而非取代者。在基督教占據意識形態(tài)主導地位的中世紀，各國國王都以虔誠自我標榜，如法國國王就自稱“篤信王”（Sa majesté très chrétienne）。8世紀開始流行的查理·馬特保衛(wèi)基督文明的神話有助于從歷史淵源上提高法國王權的地位和名譽，而查理·馬特擊退穆斯林軍隊入侵的史實為法國貴族參與十字軍東征提供了依據，在他們眼中，普瓦提埃戰(zhàn)役和十字軍東征都是捍衛(wèi)基督教信仰，用武力戰(zhàn)勝異教徒的正義行為。信仰虔誠又熱衷于參加十字軍東征的法王路易九世于1260年前后下令重新整修圣德尼修道院內查理·馬特的陵墓和雕像，以示榮耀和尊崇。由法國王室授意編寫，成書于15世紀的法國官方史書《法蘭西大編年史》（Grandes Chroniques de France）也對查理·馬特拯救歐洲基督教文明的事跡大書特書。

近代以來，隨著啟蒙運動的開展和法國大革命的爆發(fā)，查理·馬特神話雖不能再為法國君主提供合法性依據，但他它卻在歐洲知識界重新找到了市場。這和近代以來歐洲文明的崛起和伊斯蘭文明的相對衰落有關，當時的歐洲學者在歐洲優(yōu)越論的思潮下重新審視這段歷史，將查理·馬特視為歐洲文明得以保存的關鍵人物，除了前文提到的愛德華·吉本的著名假設外，伏爾泰也在《風俗論》中說“沒有查理·馬特和他的勝利，法國將是阿拉伯的一個省”。史學大師蘭克則認為8世紀初是世界歷史上的關鍵點，西歐基督諸國面對信奉伊斯蘭教的阿拉伯人和偶像崇拜的薩克森人的夾擊，已搖搖欲墜。萬幸的是查理·馬特挺身而出，力挽狂瀾。19世紀末至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查理·馬特在法國更是從書齋走向了大眾，這是因為普法戰(zhàn)爭后，法國長時期面臨德國的武力威脅，民族意識強烈。查理·馬特被視為保衛(wèi)法國和保衛(wèi)歐洲文明的英雄，是愛國主義宣傳的標志人物。732年的普瓦提埃戰(zhàn)役因此成為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義務教育歷史課的必修內容。另外，同時期法國對穆斯林地區(qū)的殖民征服也讓查理·馬特戰(zhàn)勝穆斯林軍隊的歷史得到廣泛流傳。

二戰(zhàn)結束后，法德走向歷史性和解，法國殖民地也開始紛紛獨立，查理·馬特的神話并沒有終止。法國極右翼政治力量開始利用查理·馬特形象來宣傳其主張，這和70年代以來法國本土穆斯林移民團體不斷壯大但很難融入法國社會有關。2002年國民陣線主席讓·瑪麗·勒龐參選標語之一就是“查理·馬特732，勒龐2002”，暗示他們將效仿查理·馬特，保衛(wèi)法國，抵制穆斯林移民的“滲透”和“逆向殖民”。另一個青年右翼組織“有歸屬感的一代”（Génération identitaire）則每年10月在732年普瓦提埃戰(zhàn)役戰(zhàn)場舉辦紀念活動，還于2012年10月象征性地占領了普瓦提埃清真寺。2015年1月查理周刊血案和11月13日的巴黎襲擊推動了法國社會思潮的右傾化，更擴大了查理·馬特神話的影響。

在查理·馬特和普瓦提埃戰(zhàn)役的評價上，當代歷史學家和公眾之間為何存在如此巨大的鴻溝？也許正如法國歷史學家評價的那樣：“盡管歷史學家希望還原此戰(zhàn)役的本來面目，但這些努力都是徒勞的，因為它已被樹立為一個象征。這場戰(zhàn)役通過展現文明沖突并排斥另一個文明的方式，構建出法蘭西民族，基督教文明以及歐洲人身份的意識形態(tài)基礎?！?/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