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美元問題的困擾，專欄上一篇文章提出了一個路徑設想：“不遠離美國市場和美國資源的同時，遠離美元問題”。也就是表1中的C選項。

毫無疑問，這是最理想因而也是最難的選項，它要求魚和熊掌兼得。要實現這一目標路徑，我們首先得知道從哪里出發(fā)，也就是搞清楚現實情況：

其一，美國一定會維護它的經濟霸權，在全球經濟秩序和規(guī)則的調整中，硬塞進它自身的利益訴求。

就此而言，特朗普們與拜登們僅在“塞”的方式上有所差別，本質上并無不同——任何影響美國實現單邊利益訴求的因素和行為體，都會被視作“對手方”，并貼上“規(guī)則破壞者”的標簽。對于潛在的趕超者，對于美元體系可能的改造者，華盛頓一直存在共識，那就是打壓與遏制?，F如今，在美國看來，中國就是最大的對手方。

所以自當選以來，拜登政府雖展現出重返多邊主義的外交姿態(tài)，但針對中國的“實體清單”還是越拉越長，而且注重與歐洲、日本、澳大利亞乃至印度等“友邦”的協調，有選擇性地“去中國化”。

其二，中國經濟占全球經濟的比重持續(xù)上升，對外關聯程度和國際影響力不斷擴大。

例如，2016年10月1日人民幣正式進入SDR，成為與美元、歐元、英鎊和日元并列的第五種SDR籃子貨幣，這是人民幣國際化進程邁出實質性的一步。以2016年為起點，我國經濟總量的全球占比、貨物與服務的進出口的全球份額、人民幣被國際接受度等，均呈現上升的態(tài)勢。

數據來源：Wind

于是，在中美戰(zhàn)略競爭中，兩國就都面臨著這樣一個困境——The solution to a problem is a problem itself （問題的解決方案本身即構成問題）。

對美國來說，與作為世界大二大經濟體——經濟全球占比17%、進口全球占比20%、出口全球占比20%以上的中國“脫鉤”，自己也很難全身而退。畢竟，中國不是蘇聯，中國的發(fā)展內生于全球經濟體系，深度嵌入在全球價值鏈中。

對中國來說，要頂住美國的壓力，堅持自身既定的發(fā)展道路，同時還保持經濟發(fā)展的勢頭，以及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和影響力，更非易事。前面也說到了，中國過去40年的發(fā)展得益于美國所主導的國際經濟秩序和全球化，現在這一環(huán)境正在發(fā)生深刻的變化。

我們知道，中美合起來約占全球經濟的40%，那么對于雙方而言，藉以化解困境、在戰(zhàn)略競爭中取得先手的關鍵，就在于中美之外的那60%了——誰與這60%的經濟往來更密切，誰能給這60%帶來發(fā)展的空間，誰就占據了上風。

中國在2013年就提出“一帶一路”的區(qū)域合作倡議，截止2020年，對沿線國家直接投資累計1360億美元，承包工程完成營業(yè)額累計近6400億美元。美國也是在奧巴馬政府時期就開始“重返”亞太，籌謀排斥中國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特朗普時期則直接訴諸“毒丸條款”，綁定其他締約方一致“排華”；到拜登上臺，更聯合G7其他成員“重建美好世界”的倡議，布局全球基礎設施建設，與“一帶一路”相抗衡。

那么，中國怎樣才能不遠離美國市場和美國資源呢？歷史上是有過這樣的先例的——19世紀二三十年代，一方是日漸式微的大英帝國，為挽回頹勢，而采取“帝國特惠制”，亦即放棄非歧視性的貿易原則，轉而要求殖民地給予英國獨家貿易權；另一方是經過“進步時代”（Progressive Era），剛剛完成“二次建國”的美國，在歧視性貿易體系的壓力下，堅持自由貿易的主張，并于1934年出臺《互惠貿易法案》，確立了“無條件最惠國待遇原則”。雙方于1938年簽訂《英美互惠貿易協定》，互相都有讓步，而美國所倡導國際貿易原則進入協定，為最終突破“帝國特惠制”埋下了伏筆。

值得一提的是，在英美競爭甚至是交鋒的這一過程中，雙方的經濟關聯度并沒有下降，反而是增進了。今天的美國在“美國優(yōu)先”的口號下，正在做出類似于英國當年的調整；那么對于中國而言，也不妨向當年的美國借鑒一二，加強與包括美國在內的全球經濟的聯系——亦即在美國逐漸趨向“排他性貿易”時，全力促進非歧視性的跨境經濟往來。我國簽署《區(qū)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推動完成《中歐雙邊投資協定》談判等等，都可視為朝向促成全球化新共識的努力。

與此同時，“遠離美元問題”則有賴于人民幣國際地位的提升。貨幣國際化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可以引導水到渠成，卻忌諱拔苗助長。要促成全球化的新共識，一種做法是單方面地給全球經濟提供“補貼”。在這方面，二戰(zhàn)后的美國也提供了一些經驗，向歐洲拋出的“馬歇爾計劃”、為日本訂制的“道奇計劃”等等，在某種程度上都是美國給歐亞戰(zhàn)后重建的“補貼”，內容包括資金、貨物、服務等各方各面，既給錢、給物，還給技術、給點子。而作為補貼的償付機制，美國在經過布雷頓森林體系和牙買加體系的過渡之后，最終推動形成了現在的美元體系。說白了，該體系給予美國的鑄幣稅紅利就是對美國的償付，非美國家面臨的“美元問題”實際上就是支付給美國的成本。唯有如此，才可持續(xù)。

對中國而言，要想促成新的全球化共識，就要承擔更多大國責任，包括向外提供“補貼”。面對美國的戰(zhàn)略競爭和遏制，這一進程的難度或將近乎“不可能”，但應該看到，歷史的窗口期已經打開，能否達成最理想的“C選項”，取決于我們的答卷能力。

-----

作者簡容，經濟學博士，就職于大型金融機構，著有《思考中國-美元邏輯下的中國角色》、《中國經濟這些年——關乎你財富的八件事》、《增長的奇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