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堯先生與首都師大漢藏所研究生

1984年9月，我從西藏自治區(qū)人事局考入中央民族學院民語一系讀研究生。從拉薩赴京前，單位的同事陳福、趙永芳和西藏檔案館的朋友高賀福等，都是民院藏語系七六屆的畢業(yè)生，給我講了很多系里的掌故，建議我最好跟著王堯老師學習藏語。很幸運，報到開學后，王堯老師真在歷史系開了藏語班，當時來上課的有十多人，很多人中途離開了，留著的有王湘云、陳楠、沈衛(wèi)榮、吳玉貴、史衛(wèi)民，我們自豪地稱這屆藏語班是“黃埔一期”。

藏語課每周兩次，每次四小時，兩周時間講藏語拼音。第一次上課，王老師上來先說，藏人是非常善良的民族，你看，漢人縫衣服，針尖朝外，由內往外扯線，容易扎到別人；藏人縫皮袍，由外向內扯線，針尖朝內，受傷的只能是自己。等學習了三十個字母和藏文詞匯基本結構，王老師先讓大家練習藏文拉丁字母轉寫方法。選讀的課文是《猴鳥故事》《禪師與鼠》《米拉熱巴傳》和《王統世系明鑒》，講授課文時特別注意串講課文中出現的語詞，我很多西藏文化的知識都是從王老師解釋語詞時得到的，有時一節(jié)課只講幾個詞就到時間了。我至今記得的例子，說藏語du-ba是燃燒柴草的煙霧，主要是灶火的煙霧，以灶煙統計安家立灶的戶數，叫du-bagnam-gtong，噶廈的烏拉差役很重，有人家就要支差役，“煙火差”叫du-bagnam-gtong-khral；又講到《米拉熱巴傳》時提到水渠，說水在西藏古代農耕社會中非常重要，所以現代藏語的“水”的敬語是chab，“昌都”chab-mdo就是水的匯合處，敦煌文獻形容藏布江波浪為chab-chab，誰控制了水誰就有了權力，所以“政治”就是chab-srid，“臣民”就是chab-'bangs。王老師最為滿意的是對藏語mig“眼睛”的解讀：現在的拉薩話mig沒有前加字和下加字，后加字-g讀音弱化，老師從嘉絨藏語中找到例證，mig“眼睛”讀d-myi-g，完整地保留了古藏語的前加字和下加字，由此可以探索藏語聲調的變化；講解《米拉熱巴傳》時更是聲情并茂，讓我們了解了很多后藏的風土人情，老師腳踩上凳子，手搭涼棚，豎起耳朵，模仿米拉媽媽說“不會是我們家米拉聞喜吧？”“沒有比我們娘仨再悲苦的，她爸爸呀，看看你們家兒子吧”，然后講到后藏民居屋頂的用途，講到婦女圍裙抖灰詛咒的習俗。藏語課下午一點半上課，整四個小時，教室是個十五平方米左右的舊辦公室，王老師講課聲若晨鐘，抑揚頓挫的藏語發(fā)音滿樓道都聽得見。

上課時講得最多的題外話就是于道泉先生的“特立異行”，說于先生反復對人說明他只是翻譯了《倉央嘉措情歌》正文，其中的藏語音系的解說出自趙元任先生，不敢掠美；另一條經典的段子是于先生晚年熱衷藏漢文數碼代字，與兒子交流要對方用代碼回復。老師對于先生的尊崇溢于言表，說要為于先生編輯一本收錄大部著作的專集，此后的十余年，王老師費心搜集各處文稿手跡，請季羨林先生和于先生的妹妹于若木先生寫了前言，編輯了紀念專集《平凡而偉大的學者——于道泉》，2001年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王先生對來自邊遠民族地區(qū)的學生尤其關照，我是祖居銀川平原的寧夏漢人，王老師開玩笑說我有可能是西夏后人，要不就是洪洞縣的山西人。一次下課推上自行車，王老師讓我跟他出來，轉到學校西門外胡同的一家小店，要了兩碗炸醬面，邊吃邊囑咐我要加強語言學習，說邊疆高校的學生基本功不差，只是缺乏視野和方法，一張白紙，正好涂畫。又說中文系畢業(yè)也沒有問題，萬金油，什么都可以學進去，就是做藏學，古漢語和文史訓練也少不了，老師說他就是翻譯《薩迦格言》和《藏戲故事》進入藏學的，講到《薩迦格言》漢譯稿在五十年代的《人民日報》連載兩月，老師很是得意。臨別，王老師給我兩篇他參加國際會時帶回的論文讓我先試著翻譯，一篇是美國藏學家戈爾斯坦的《1949年以前的拉薩街謠》，一篇是寓居法國的藏人噶美桑丹的《天喇嘛益西沃的文告》，我奮戰(zhàn)兩周，把兩篇文章譯完，交回王老師。大約過了幾個月，一天，中國社科院民族文學所《民族文學研究》的編輯夏宇繼女士給我打電話，說我有一篇譯稿要發(fā)表，很納悶，拿來一看，是王老師把譯稿交到雜志發(fā)表了！后一篇譯稿刊發(fā)在《國外藏學譯文集》第二輯，因文集中已經有我翻的譯文，王老師將本篇署名改為“嚴申村”。

王老師知道我喜好美術，考過美院但兩次落榜。一次拜訪，王老師說我這里有兩本書，你先拿去看看。一本是維也納大學內貝斯基博士的《西藏的神靈和鬼怪：西藏護法神的形貌和造像》，另一本是波恩大學扎雅仁波切的《西藏宗教藝術》，當時找到國外的學術資料很難，看到國外書籍不容易，我就迫不及待地找能夠單獨成篇的章節(jié)，逐章翻譯出來，每月兩期，在我同學鄧侃主編的《西藏科技報》文物版連載，稿費有二十多元，可以補貼家用。此書后由西藏人民出版社于1989年結集出版，也是我研究西藏藝術史發(fā)表的第一部譯作。內貝斯基的著作我也在同時翻譯，王先生當時倡議編輯一套《國外藏學譯文集》叢刊，聯系了西藏人民出版社楊志國和馮良編輯，陳楠、沈衛(wèi)榮和我都加入了籌備，內貝斯基大著的一些章節(jié)和一些王老師帶回來的國外論文的漢譯稿都收在譯文集發(fā)表了。此后，維也納科學院斯坦凱勒教授和王老師都為《西藏的神靈和鬼怪》中文版撰寫了序言。1993年，馮良責編的這部書由西藏人民社出版，上下卷，共九六六頁。本書對促進當時及之后很長時間內西藏苯教及民間宗教神靈體系的研究作用甚大，一度成了北京地鐵書攤的暢銷書。

民院畢業(yè)后，我一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工作，和王老師保持密切的聯系，經常去老師家蹭飯。有次印名片，居然將王老師家電話當成自己的，王先生說接到了很多找謝繼勝的電話啊。1988年，我兒子出生，王老師和師母送了我們一輛竹編童車。最令人難忘的是1994年冬天，我赴藏工作期間突發(fā)疾病，稍后被送回北京治療，住了一個多月的同仁醫(yī)院后回家休養(yǎng)，病情最嚴重時胸悶氣喘不能下樓，需要吸瓶裝氧氣，整個人情緒低落，抑郁寡歡。三月的一天，天氣晴朗，在屋里也能感受到初春太陽的溫暖，王老師和師母帶著孫女到勁松社科院宿舍，上到九樓來看我。當時忘了生病，從床上翻下來見老師，王老師說：“小謝，沒事啊，過些天肯定好了?！庇终f，“我和中央美術學院金維諾先生前段開會碰見了，金先生還想招收有藏語基礎的研究生做西藏藝術史，只有熊文彬一個還不夠，你有美術基礎，去考吧，我和金先生共同指導?！崩蠋熡謱捨苛宋乙魂嚻鹕黼x開，我堅持送到樓下，看著王先生去廣渠門坐52路，眼淚突然盈上眼眶。1995年5月，因為病沒有好利索，我在西藏的畫家朋友翟躍飛的陪同下，參加了帥府園美院五門課程的入學考試……或許這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學術轉向。

王老師像民院很多老先生一樣，有很強的民族家國情懷，時時刻刻念叨費老的十六字訣“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對元明以來漢藏佛教文化的交流著力尤勤，總是強調多民族共創(chuàng)中華文明史。我們經常討論說，“想想白色覆缽大塔是北京、甚至是很多內地城市的象征”，想想宿白先生指出的藏傳佛教的傳播“從雪域高原到東海之濱”，“我們應該梳理藏傳佛教及其藝術在中國內地的傳播史”；西方西藏藝術史家把西藏藝術全部歸于印度南亞藝術的支流，這不完全是事實，印度十三世紀以后幾乎沒有佛教了，藏印之間此后也沒有什么聯系，即使吐蕃時期，我們存留的中唐敦煌壁畫、漢藏邊境發(fā)現的紀年摩崖石刻，與漢地敦煌的聯系要比與印度的聯系更密切。正是在這種思想影響下，我1996年發(fā)表了《唐卡起源考》，確鑿地指出了唐卡的裝裱形制源自宋代“宣和裝”?；仡^一看，我這幾十年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在王先生、金維諾先生和宿白教授倡導的多民族佛教藝術史的框架內，我和廖旸、熊文彬、羅文華等十余年來在各自熟悉的地域對藏傳佛教藝術在中國內地的傳播進行了持續(xù)的調查，在個案研究的基礎上完成了《藏傳佛教藝術發(fā)展史》《江南藏傳佛教藝術：杭州飛來峰石刻造像研究》。2005年調入首都師范大學后，王老師建議我看看黃灝先生的書，把北京的藏傳佛教文物全面摸查下。當時在學校恰好招收了首屆研究生，有了幫手，魏文、賈維維、楊鴻蛟、閆雪、李俊、郭麗萍、孫林都參與了北京藏傳佛教文物的調查，終于完成了三大卷的《元明清北京藏傳佛教文物研究》，即將由北京出版社出版。2015年，我們申請了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文獻、圖像與西藏藝術史構建”，以西藏腹地西藏藝術本體為中心，構建完整的西藏藝術史體系。這一切的學術脈絡，都與王堯老師、金維諾教授和宿白先生的學術理想有關。

王老師是國內藏學界最早參加國際藏學會的學者，1999年，我從燕京學社回來，去看望老師，談到我們曾一起參加的由印第安納大學舉辦的國際藏學會，說能不能中國學者也組織一個專業(yè)國際會議，王老師說，據說申報手續(xù)很繁雜，你是“組織部里來的年輕人”，沒有上一輩的人事瓜葛，試試看。2001年3月間，我和同事廖旸，聯絡了藏學中心的熊文彬博士，開始張羅“第一屆西藏考古與藝術國際學術討論會”，英文縮寫成ICTAA，當時社科院民族所從所長到室主任都很支持，但是沒有經費。恰巧我到川大藏學所去開會，努力地提交了“青藏鐵路建設對我國藏族地區(qū)社會經濟發(fā)展多元影響的追蹤研究”的會議報告，媒體報道不少，估計藏學所所長霍巍、石碩教授都很滿意，一拍即合，川大藏學所愿意和我們一起來籌備，提供經費五萬元，所有的會議文件和與學者的通聯都是廖旸和我處理，參加會議的各位大牛都幫忙做會議口譯，并由此形成了西藏藝術國際會的傳統，歷屆會議幫我們做會場口譯的有張海洋、納日碧力戈、沈衛(wèi)榮、韋陀、彭文斌、寧強、景安寧、周文欣、王迎等。此后，雖然我調動過兩個單位，但西藏考古與藝術國際會從2002年的第一屆到2015年的第六屆，已經成為國內外學界認可的國際例會。今年8月，陜師大舉行國外藏學中心成立儀式，其間和老師還談到我所在浙大漢藏佛教藝術研究中心的發(fā)展和成立西藏考古與藝術研究國際學會的話題，說浙大有姜亮夫、蔣禮鴻以來的敦煌文獻學傳統，能在這樣的一流高校建立個漢藏佛教藝術研究的機構，也算小謝你功德一樁，就看以后怎么發(fā)展下去。

我現在帶研究生，經常請同學聚餐吃飯，同學問起，我說跟王老師學的。王老師實際上非常節(jié)儉，但經常招呼同學吃便飯，名言“教授就是請學生吃飯的”，那時候吃飯也就是在民院周邊的小餐館吃各種面條、炒餅。我記得比較奢侈的有兩次，一次是請幾位家在北京的弟子吃西單南口的全素齋，另一次，大概是1996年前后，大家一起討論《西藏歷史文化辭典》的編輯大綱，會后被各位弟子裹挾到魏公村的一家叫雙盛園的海鮮店，七八位竟花了將近九百元，王老師“心痛不已”，說“九百啊”。記得2004年，我在臺灣云林一所大學漢學所當客座教授上課，隨王老師從斗六坐火車赴臺北去看望他妹妹，出了臺北車站，老師執(zhí)意要坐公共汽車前往，出租車停下都不坐。雖然如此，老師將自己多年購藏、收集的善本分別捐獻給弟子及再傳弟子所在的高校資料室。

和我年齡相仿的這一輩學者，幾乎都得到過王老師無私的幫助，有年輕人因為聽了王先生的課程或講座轉向了藏學研究，很多年輕人的論著通過老師推薦發(fā)表，更有年輕人通過老師的朋友圈找到了滿意的工作。從二十七歲從拉薩進北京到轉赴西子湖畔浙江大學，至今已屆三十二年，要說本人學術生涯中的最為重要的人，只能是王老師。記得剛調到首師大，因為極不善于表達，開始上課自己兩腿先打哆嗦，準備三節(jié)課的PPT，半節(jié)課就講完了，記得王老師聽我復述講課內容后，說我是“茶壺煮餃子”，點撥說每節(jié)課講清楚一個重點，反復講透，語速要慢，課堂講話語句主賓謂要完整，不要前言不搭后語，不指望把你知道的都要一下子全倒出來。王老師帶學生多在言傳身教與耳濡目染，能夠得到老師具體指點，把我從“河套土著”改造成一位教師和研究者，真心覺得非常幸運。

我這兩年，整個夏天一直在西藏考察，回來也多在杭州。一天，人民大學沈衛(wèi)榮老師電話說王先生輕微中風，住院了。趕到武警總院醫(yī)院病房，老師沒能認出，同在病房照看老師的陳踐老師說，“王老師，是小謝。”等換了三層大病房，我再去看，王老師立刻認出來了，說自己沒事，讓我在南方好好工作，“你是西北人啊，呆一段才能知道江南的好?！贝撕?，王老師似乎完全恢復了，去西安參加了陜師大國外藏學中心的成立會，其間還接受了陜師大歷史地理雜志的采訪。過了兩個月，沈老師給我電話，說王老師在家摔倒了，脊柱受傷，住在水利醫(yī)院。等我趕到水利醫(yī)院看他，已經住了近二十天，前期絕對臥床，我見到他時，已經能夠扶著支撐架站起身來。見到我反復說，我這輩子有你們這些同學做朋友非常知足，藏學以后就要靠你們去發(fā)展了。離開時，王老師突然拉住我的手說：“小謝，不要忘了我啊”，我當時一愣，趕緊說老師您很快就康復了。

此后王老師住到北京西郊四季青敬老院，一天晚上我去看他，看住宿條件非常好，有個河南小姑娘照看，我說王老師您這是四星級飯店敬老院，王先生說好是好，我每月退休金都交這兒了。當時老師還能吃滿一碗飯，喝一瓶酸奶。看晚上快八點了，說小謝你先回吧，住得遠。

出了老師房間，記得敬老院的走廊很寬，幾乎無人，院子里暖色的路燈穿過玻璃、非常耀眼。僅僅兩月之內，再次見到王老師，已經是周身簇擁著鮮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