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2月13日上午，日軍第十六師團的右翼先鋒第三十旅團占領下關，接著又攻取了南京城北門各處，切斷了城內中國守軍的退路。第三十旅團最后由和平門入城，數千名放下武器的中國軍人陸續(xù)投降，殺紅眼的日軍士兵卻開始殺戮俘虜。軍官們非但未阻止，反而縱容乃至鼓勵暴行。第三十旅團長佐佐木到一如此回憶當時的情形——

想到戰(zhàn)友的犧牲和戰(zhàn)斗的艱辛，不僅士兵們，大家都想呼喊：“大家一起干吧！”

這一天，他的部隊不接受任何“俘虜”，對停止抵抗的殘兵敗將依舊進行“掃蕩”，據說僅此一天就“解決”了兩萬人以上。12月21日，佐佐木到一兼任城內肅清和宣撫委員長，為了抓捕消滅所謂“中國便衣”，手段同樣殘酷。

然而，正是這同一位佐佐木，早年卻一度醉心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革命，對之有過巨大共鳴。1922年至1924年間他作為武官曾常駐廣州，與包括孫中山在內的國民黨要人多有接觸，甚至跟初出茅廬的蔣介石打過交道。因此他在日本軍內也被視為名副其實的“支那通”。實際上，與之有類似經歷且熟悉中國情況的“支那通”在日軍內部并不少。本莊繁、松井石根、板垣征四郎、岡村寧次、磯谷廉介、土肥原賢二、影佐禎昭、根本博、田中隆介、鈴木貞一等皆屬此類。對中國人來說，這些名字都非常熟悉或曰“臭名昭著”。他們要么曾作為武官、駐屯軍人員或特務機關負責人常駐中國，要么曾以顧問身份做過中國某派勢力的“幕僚”。盡管他們熟悉中國黨政大事與民風社情，最終卻又幾乎無一例外地成為侵華戰(zhàn)爭的急先鋒，身體力行地將日本推向了對華全面侵略的深淵。

為了解釋這一現象，日本帝京大學歷史學教授戶部良一在其著作《日本陸軍與中國：“支那通”折射的夢想和挫折》中探尋了“支那通”群體的思想淵源及其蛻變過程。書中，戶部良一將佐佐木到一視為該群體的典型代表，希望通過對其經歷、言行的論述，來解析“支那通”彼時彼地的政治抉擇，并將之視為近代以來日本對華政策失敗的縮影。

從同情中國革命到歌頌日本侵華

早年的佐佐木將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視為“支那之曙光”，推崇孫中山的興亞主義，認為他是“憂國的志士”、“擁有遠大的抱負但卻沒有個人野心的人”。為此，即便遭到軍中同僚嘲笑與輕蔑亦在所不惜。他反辯稱：“我從我自己的信念出發(fā)，甘愿承受‘吹捧’孫中山的誹謗?！比欢?，孫中山去世后尤其是北伐之后，佐佐木對中國革命、國民黨乃至整個中華民族的觀感卻陡然發(fā)生了逆轉。他先后經歷了“南京事件”、“濟南事件”，目睹了中國民族主義與日本在華勢力之間的激烈沖突。震驚之余，佐佐木轉而指責這是中國革命正在墮落的表現，并將之歸咎于“支那”的民族性，進而認為“無論是‘支那’的民族性、家族制度還是國家制度中，都無限蘊含著促進這種墮落的要素”。無論是“容共”，還是倒向英美，皆是這種“墮落”的明證。

在此起彼伏的抗日浪潮中飽嘗各種不快的佐佐木，最終在1929年憤然離開南京回國。整整八年后，他才揮著軍刀重返中山陵旁的這座古都。此時，佐佐木對中國的評價與日本主流社會所謂“討伐暴支”的狂熱論調幾無差異，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1937年7月17日的《東京日日新聞》在社論中寫道：“‘支那’的不誠實，在十幾年中一再被驗證……日本行動之目的是為了東洋的和平，而惟有依靠實力才有可能實現之。”佐佐木回憶起之前曾在“濟南事件”中遭到中國“暴兵暴民”騷擾的經歷后，同樣號召：“吾輩同胞必須把這一點作為支那民族殘忍的一面牢記在心?！?/p>

彼時不少日本軍政人物之所以指責中國“不誠實”與“背信棄義”，在于他們一廂情愿地認為，只要曾同情或支持過中國革命，那么中國在重建民族國家的過程中就理應給予日本特殊待遇。然而，試圖從“半殖民地”狀態(tài)掙脫出來的中國，絕無可能將日本視為例外。于是乎，任何有損日本利益的中國民族主義運動，皆會被他們理所當然地視為“背叛”。如大川周明之類的軍國主義理論家便熱衷于批判國民政府總試圖將英美勢力引入中日之間。又如北一輝雖從未主張侵華，然而卻歌頌日本近代以來對外發(fā)動的戰(zhàn)爭“不單單是為了私欲私利，而是為了促進其他民族的積極覺醒，趕走占有者、侵略者，打破現狀，并視其為正義”。

“支那通”如何走向侵華前線

早在1823年，佐藤信淵就驚世駭俗地提出日本應該“征服滿洲”甚至“將中國納入日本的版圖”（《宇內混同秘策》）。不過，佐藤臨終前卻改變了自己的想法，認為只有中日團結才能夠抵御西方勢力的侵略，繼而拋出了“存支攘夷論”：“力主保全、強化支那，挫敗英國，抑制西洋各國對東亞的侵略?！弊籼傩艤Y前后兩種截然相反的論調日后竟成為日本對華政策的兩極，以至于百年間日本始終糾纏徘徊于這個“利”與“義”如何抉擇的困局。其間，日本對外政策往往混合著功利主義、脫亞論、亞細亞主義等各類截然不同的思潮。一方面日本將西方文明視為學習的楷模，另一方面卻又把西方看作貪得無厭的殖民強盜。一方面日本不惜追隨強盜的步伐，另一方面日本又把自己看作亞細亞民族之“王道”反抗西方世界之“霸道”的當然領袖。對華態(tài)度上，這一系列思潮碰撞下的矛盾貫穿始終。

如戶部良一在書中所論說的那樣，對相當多日后成長為“支那通”的日本軍人來說，這亦是他們中國觀逐漸養(yǎng)成過程中非常重要的思想背景。若從此背景出發(fā)，也就不難理解“支那通”軍人思想轉變的關鍵要素究竟是什么。

根據日本同盟通訊社上海分社社長松本重治的回憶，磯谷廉介在1935年就曾發(fā)表過“蔣介石總有一天會與中共、蘇聯聯手”的言論，甚至堅信只有采取一切手段削弱蔣介石的黨政軍實力才對日本有利。至于土肥原賢二，“雖說調子上有所不同，但都有同樣的認識”（松本語）。松本重治對此類認知非常失望，曾評價道：“對于中國整體的認識以及對策，能在理論上構筑體系的，日本陸軍中卻一個也沒有。如果非要找出與此相近的一兩個人的話，或許可以舉出磯谷、土肥原兩人了。但是在這兩位仁兄的中國觀里，對于中國民族主義及蔣介石的可能性的判斷，我認為是有基本缺陷的，而日本的悲劇正是從這里釀成的?！?/p>

除了對中國民族主義的判斷存在缺陷外，“支那通”始終是身懷殺器的軍人。在作者戶部良一看來，“他們把握了真實的一半，卻又無視另一半?；蛟S可以說他們是為了完成肩負的任務，不得不無視之吧”。從實際業(yè)務角度而言，他們最基本的任務之一便是搜集各類軍事情報。以武官為例，1928年日本陸軍參謀本部制定的《諜報宣傳勤務指針》明確指出：“作為諜報工作的準備，最需要的是密切與情報來源的聯系……盡可能與官方人物、一般實權人物或其他能夠成為諜報來源的人，迅速而廣泛深入地加深交往情誼，適時接近。此為要中之要。”

上世紀二十年代以后，“滿蒙是日本生命線”的認知已經成為日本軍部的主流看法，詳細完備的情報自然是不可或缺的。與“支那通”岡村寧次、“皇道派”核心小畑敏四郎一同被稱為“陸軍三羽鳥”的永田鐵山在二十年代就曾系統調查過日本所缺乏的軍需戰(zhàn)略物資與中國資源之間的關聯。在整理大量戰(zhàn)略情報后，他提出“必須從資源豐富且近鄰的中國獲得資源”。永田鐵山曾擔任過參謀本部第二部長、陸軍省軍務局長等要職，其觀點很快就被軍部尤其是統制派將官奉為“指導原則”。在永田看來，惟有真正建立“自給自足體系”才能保證日本不受英美掣肘，擁有“國防自主權”。于是乎，為了建立“自給自足體系”，轉而對中國采取軍事手段也就在所不惜了?！盎使猛褪录?、“九一八事變”以及接踵而來的華北分裂活動，便是永田鐵山這種思想順理成章的產物。

在此過程中，活躍在對華活動第一線者幾乎都是所謂“支那通”軍人。例如佐佐木到一便在回憶錄中宣稱曾寫信勸告河本大作“要乘此機會一舉將張作霖除掉”。而“九一八事變”的主謀石原莞爾雖不能算是嚴格意義上的“支那通”，但卻秉承著與之類似的中國認知。他非常清楚當時中日矛盾若要和平解決，日本就必須在政治、軍事上全面從中國撤退。然而，又擔心蘇俄勢力會乘機南下，從而“造成東洋新的不穩(wěn)定局勢”，威脅日本在東亞的利益；而他一手參與構建的所謂“滿洲國”，便可以稱為抵擋蘇聯勢力南下的“防波堤”。1932年12月，佐佐木到一調任關東軍司令部，成為“滿洲國”軍政部顧問。兩年后，又接任他的“支那通”前輩板垣征四郎，成為“滿洲國”最高軍事顧問。

“支那通”群體可以說是近代以來日本對華態(tài)度的集大成者。他們早年多少懷有東亞民族獨立自強的浪漫主義理想，卻相信為達目的可以不擇手段。他們往往清楚地認識到中日之間長期積累的矛盾與癥結，卻又不甘心放棄日本既有的利益，轉而希望采取更為極端的方式來“教訓”中國。高舉“義”旗，難舍私“利”。正是在這種自我賦予的神圣感中，無數日本人揮舞著兇器在一片刀光劍影之間試圖完成“解放亞細亞”、“解放支那”的事業(yè)，卻難以擺脫悲劇的歷史宿命。用作者戶部良一的話來總結，便是“正因為太了解中國了”，所以這群“支那通”最終意識到，鞏固、擴大日本在華利益的任務與中國近代化奮斗目標，本就是一對不可調和的矛盾。

【延伸閱讀】

《日本陸軍的軌跡（1931-1945）：永田鐵山的構想及其支脈》，［日］川田稔著，韋平和譯，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版

《近代日本對華軍事諜報體系研究1868-1937》，許金生著，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

《上海時代》，［日］松本重治著，曹振威、沈中琦等譯，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年版

（本文原題《“支那通”的歷史宿命》，載5月29日《東方早報?上海書評》?，F標題與小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