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絳去世為何引發(fā)毀譽之爭？

5月25日凌晨，我國著名作家、文學翻譯家、外國文學研究家楊絳在北京協(xié)和醫(yī)院病逝，享年105歲。由此引發(fā)的悼念、追憶乃至因評價錢鍾書楊絳夫婦而產生的爭論，成為上周最大的輿論熱點。

各大媒體和社交網絡上，既有鋪天蓋地的悼念中夾雜著數不清的“雞湯文”，硬被說成出自楊絳之手，由此引來更熟悉文本者的澄清；也有當年相識者的舊文“二次傳播”展開新一輪溫馨緬懷；更有陳年舊賬被翻出，以求呈現當事人更多面、完整的形象……而最具火藥味的論戰(zhàn)則圍繞錢楊兩位究竟是“舊式文人”還是“知識分子”的定位之爭。

早年和錢楊接觸過的老一輩學人的舊文，字里行間相對溫和公允。著名翻譯家、外國文學專家、詩人楊憲益之前撰寫的《回憶錢鍾書兄》一文認為：其實鍾書兄是個書呆子，整天沉醉于書堆里，置一切于不顧。當時并不完全是有意不理大家，拿外文書來唬人，實際是他從來不善應酬，除了談書本以外也無話可說?？墒峭虼瞬簧偃司驼`認為他愛擺架子，看不起別人?！捌鋵嵨抑浪莻€很真誠直率，很關心別人的知識分子。”

楊文當年就指出，錢鍾書雖然最后一二十年間被大家吹捧得紅得發(fā)紫，而且引起許多年輕人羨慕妒忌，但因此也遭到許多不公平的評論，好像他學問太大，是個怪物?！白罱ナ篮?，還有人編造各種離奇故事，不說他被人欺負，反而倒咬一口，說他行兇打人等等。一個好讀書作學問的知識分子，一生正直淡泊，與世無爭，像他給自己起的別號‘默存’那樣，只求在沉默中生存，而且從來不說假話，也很關心別人，死后還要給人作為話柄，實在是很不公平的事?！?/p>

1998年錢鍾書去世之際，余英時寫了《我所認識的錢鍾書先生》。他認為錢鍾書是一個純凈的讀書人，不但半點也沒有在政治上“向上爬”的雅興，而且避之唯恐不及。錢鍾書1955年《重九日雨》第二首的最后兩句為：筋力新來樓懶上，漫言高處不勝寒，余英時認為這是錢的“詠懷詩”。

2007年余英時在某次采訪中進一步明確：“我覺得錢先生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他知道在事變中怎么樣適應，而同時能夠保持自己原有的價值系統(tǒng)、原有的原則，不會做出很不好看的樣子，或者像馮友蘭那樣一再罵自己，他都沒有做過。這就是他能夠繼續(xù)不斷的學問，繼續(xù)做學問。只要你沒有別的任務了，他就可以整理他的筆記?！?/p>

上周最新出爐的評論文章中，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副教授蕭瀚在財新網發(fā)表的《我看錢楊伉儷》一文，廣為傳播。他提到余英時先生以伯林的狐貍型和刺猬型思想家分類方式，認為錢先生是狐貍型學者，即淹博淵通、無所不知，刺猬型則獨掌一技、思精體大，前者缺乏系統(tǒng)，后者缺乏細節(jié)，各有短長，余先生并且認為錢先生對思想體系沒興趣。

蕭瀚對此并不完全同意，他認為刺猬型／狐貍型分法，源于西方學術傳統(tǒng)，有著從古希臘以來的論證傳統(tǒng)，這是中國學術匱乏和虛弱的部分?！皩W術論文的論證雖然是重要的，但那是一種學術共同體意義上的重要，是說服別人意義上的重要，它是學術公共性的表現，于作者自己，最重要的是思路，是思想的核心內容……錢先生這些短小精悍卻信息量巨大的高質量學術筆記，其價值遠高于一般論文，同行之間會使用論證過程檢驗各方觀點是否言之成理，但通常的交流因有同業(yè)默認共識，大量的論證過程是完全可以省略的，這就是學術筆記在學術交流過程中的重要性所在，它可以最有效率地啟發(fā)同行，催生新的學術成果?！辈⑶?，“錢先生保留了古代中國文人學術上的私傳統(tǒng)（文人們自己玩），他的這些學術筆記并不是要跟所有人交流的公共學術作品，他沒有這個興趣，他只是自娛自樂，沉浸在讀書的樂趣中，在那樣的知識海洋里遨游，不拍出點水花來都難?！?/p>

蕭瀚也談到了錢楊作為知識分子的公共品格問題。他認為要知世論人?！板X楊兩位所處的時代，在其一生事業(yè)最鼎盛的時期……超過30年，那是個動輒得咎的年代，以他們兩位在學界的地位，能夠沒有害過人，不說很了不起，至少不容易。說他們犬儒也好，說他們懦弱也罷，都是苛刻的。他們在政治上是圓滑的，但如果沒有害人僅僅為了自保有什么錯呢？至少不應該作為公共批評的事實起點?！?/p>

蕭瀚總結道：大家都在集中營里受苦，有人站出來做抗暴英雄，至少應該給掌聲，比如對林昭、陸洪恩、劉文輝、粟異邦、龔品梅等；有人附從作惡，若無法阻止至少可以喝倒彩；至于那些默默地隱在大眾里，不敢行善但也不作惡的人，不該受苛責，尤其在那個總是被逼著作惡的時代，能做到這樣就已經不容易?！氨迫俗鲇⑿?，在哪兒都是個惡習?！?/p>

媒體人蕭三匝是最早加入論戰(zhàn)的幾位。他在《在楊絳忌日，說幾句不合時宜的話》一文中，引述了李澤厚對錢鐘書的評論：“我問過推崇他的人，錢鍾書到底提出了什么東西？解決了什么問題？有長久價值的。大家大都講不出來。我認為這就是問題所在。好像這個‘杯子’，他可以講出許多英文的、德文的、西班牙文的、意大利文的、拉丁文的典故?！印谒未?、明代、中國、外國怎么講，那是很多。不過這個工作，到電腦出來，就可以代替，電腦記得更全。所以博聞強記就不能成為一種標準。他讀了那么多書，卻只得了些零碎成果，所以我說他買櫝還珠，沒有擦出一些燦爛的明珠來永照千古，太可惜了”。

蕭三匝還指出，錢鍾書1998年才去世，整個八九十年代都沒見他對“文革”公開而系統(tǒng)的批判過，這就不能不說他有些太“冷”了。他認為錢楊夫婦本質上是傳統(tǒng)的知識分子，能潔身自好是其長，不能奮勇?lián)斒瞧涠?。“他們的道德文章還能助推我們這個時代嗎？在我看來，這個時代需要的不是悠然的回望者，而是具有穿透力與前瞻性的思想家，以及勇猛的行動者?！?/p>

吳薇在《緬懷楊絳，勿讓“雞湯”沖淡思想與歷史》一文中呈現的思考更為復雜。一方面，回看過去政治斗爭風起云涌的年代，知識分子能夠不自污、不說違心話，不為自保而站隊和表忠心，保持有尊嚴的私人生活，就已然是在抵抗宏大政治。仍然有些能留下來的思想和作品，也很不容易。楊絳先生守住了自己的道德底線，在上世紀60到70年代全盤底線淪喪的浩劫中，用自處的方式保存高潔。

另一方面，處在2016年的我們，如果還用上世紀知識文人在政治運動中的自保原則，評價一個學者留給生者的生命遺產，到底是逝者的不幸，還是生者的無知、懦弱與犬儒？“更令人痛心的是，居然還有悼文，通篇贊揚楊絳作為錢鍾書遺孀的身份，好像她的一生，是因為嫁了這樣一個男人而偉大似的?！?/p>

歷史學家雷頤也參與了討論。他在文章《“聰明、刻薄、干凈”的錢鍾書》中，提到了被毛澤東親自封為“國際共產主義戰(zhàn)士”的李敦白，也是《毛澤東選集》英譯組重要成員。李在《我是一個中國的美國人：李敦白口述歷史》中記述，《毛澤東選集》英譯組成員多數是懂英語的老共產黨人，但錢鍾書卻是少數例外。

當時李對錢的印象是：“他懂古英語，說話文縐縐的，像個老學究，跟其他人格格不入，好像是個外人。那個時候，我們經常在背后諷刺他。他自己也一定意識到了這種格格不入。他的意見也不太受重視，我們覺得他對政治沒有領會，他的語言天才在翻譯政治作品上用不上。我們都叫他‘錢教授’，好像與他都沒有私人交往。有些活動，如外出到上海、廣東，還有去毛主席那里，他都沒有參加。那個時候因為政治的原因看不起人，現在當然知道是非常錯誤的，而這顯然并不是他的恥辱。”

雷文還提到，與錢氏稔熟的李慎之先生，生前幾次評價錢鍾書先生：“他是個聰明人，刻薄人，但是個干凈人。”

為什么男生都不愿意當老師了？

微信公號“中國教育報”5月27日刊發(fā)文章，直擊當下引人關注的一種普遍現象：《為什么男生都不愿意當老師了？》

在教育報記者隨機調查的山東、湖南、四川、浙江四省的140多所中小學中，絕大多數學校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男女教師比例失衡現象，較為嚴重的學校男女教師比例達到了1∶10以下，女教師占到教師總數的70%至80%，已屬正?，F象。男女教師比例基本均衡，在1∶1到2∶3之間的學校，已屬少數。

并且，當前中小學教師結構中嚴重存在的“陰盛陽衰”狀況無法隨著新教師的補充而自然改善，因為這和當前師范生男女比例嚴重失衡關系密切。

那么，為什么要呼喚男教師呢？文章指出，理由有三。

首先，學生成長過程中的男性角色“失位”，不利于健全人格培養(yǎng)?！白钪苯拥谋憩F是‘娘娘腔’和‘假小子’變多?！鄙綎|省濟南黃臺小學副校長張香菱說，“學校缺少男教師，就像家庭中缺少父親一樣，整個校園里缺少陽剛之氣，男孩子舉手投足間無意的女性化動作、言辭越來越多，心理承受能力較差，甚至連體育班長都表現得唯唯諾諾，讓人十分擔心?！?/p>

其次，女教師所占比例過高，對學校的人事安排帶來沖擊。隨著全面二孩政策的實施，女教師懷孕、生育集中，這一壓力更加凸顯；此外，一些日常管理、后勤、教輔等崗位，尤其是寄宿制學校夜間值班等，女教師很多時候都不便安排，但這些工作又不能不做。

第三，有些學科如數學、科學、信息技術等，需要教師有縝密的思維和很強的邏輯推理能力，男教師會比較勝任，而女教師則顯得有些力不從心。

為什么男生都不愿意當老師了？文章分析，首先是老師收入水平較低，男生養(yǎng)家有點難。與此同時，中小學教師卻工作繁忙、責任重，常常需要備課、教研、聽課、開會、批改作業(yè)、教學反思，撰寫各種業(yè)務學習、政治學習、讀書筆記等，班主任還要負責班級紀律管理以及許多隱形的勞動付出。再次，男教師的社會認同感低，有種就業(yè)偏見往往認為“老師不應該是女性承擔的嗎？”

文章給出的建設性意見則包括：專業(yè)設置花心思，讓更多男生進師范，例如體育專業(yè)可以多招男生，并增設物理、信息這些學科；提高職業(yè)待遇，增強教師職業(yè)吸引力；改變固有觀念，“男老師”需受重視；倡導教師專業(yè)化，要讓教師的職業(yè)像醫(yī)生、律師那樣，變得有挑戰(zhàn)性和專業(yè)性。

第一位站上哈佛大學畢業(yè)典禮演講臺的中國大陸學生

在2016哈佛畢業(yè)典禮上，何江作為研究生代表發(fā)表演講。鄒思睿 圖

美國東部時間5月26日上午10點，28歲的哈佛大學生物學博士何江作為優(yōu)秀研究生代表在畢業(yè)典禮上發(fā)表演講，成為哈佛歷史上第一位享此殊榮的中國大陸學生。這一消息迅速在國內瘋轉，各類采訪報道不斷跟進，成為上周另一熱點話題。

這位1988年出生于湖南農村、家境普通的中國學生，憑借自身努力，在中國科技大學獲得了最高榮譽獎——郭沫若獎學金后，進入哈佛大學碩博連讀，師從哈佛知名化學和物理學雙科教授、在發(fā)展超分辨率熒光顯微鏡方面做出卓越成就的華人女科學家莊小威。目前，何江在麻省理工學院從事生物醫(yī)學方向的博士后研究，涉及組織工程、藥物篩選和癌癥的早期檢測。

何江的畢業(yè)演講題為The Spider’s Bite（《蜘蛛咬傷軼事》），從自身經歷入手——初中時被毒蜘蛛咬傷右手，因為醫(yī)療條件欠缺，媽媽用土辦法為其火療傷口——引出自己對先進科技知識在世界不同地區(qū)分布不均的擔憂。他說： “比以往任何時候，我們的社會都更強調科學和創(chuàng)新。但我們的社會同樣需要關注的一個重心是，將知識傳遞到那些真正需要的地方?！?/p>

“改變世界并不意味著每個人都要做一個大突破。改變世界可以非常簡單?！痹谘葜v的最后，何江說，“改變世界也意味著我們的社會，作為一個整體，能夠更清醒地認識到科技知識更加均衡的分布，是人類社會發(fā)展的一個關鍵環(huán)節(jié)，而我們也能夠一起奮斗將此目標變成現實。”

作為優(yōu)秀畢業(yè)生代表登上哈佛大學畢業(yè)典禮演講臺，需經三輪競選，由于各種原因很少有中國學生申請。早在今年5月上旬，何江就向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表示：“現在鄉(xiāng)村逐漸流行讀書無用論，認為寒門很難再出貴子。這樣的觀點讓我覺得挺無奈的……教育能夠改變一個人的生活軌跡，能夠把一個人從一個世界帶到另一個不同的世界。我希望我的成長經歷，能給那些還在路上的農村學生一點鼓勵，讓他們看到堅持的希望?！?/p>

何江與自己的博士生導師、著名華人科學家莊小威合影。鄒思睿 圖

5月27日晚，新媒體平臺《知識分子》視頻采訪了何江。訪談中提到他的父母，何江認為自己有兩位很開明的父母。除了當年沒有讓他成為留守兒童外，“很多鄉(xiāng)下的父母可能會希望子女上完學去找一個收入可觀的工作，盡早賺錢，但我的父母對我沒有這些硬性的要求，這點讓我很感動?！?/p>

而什么是科研中最可貴的品質呢？何江認為首先需要沉下心來做，還有就是嚴謹。他舉例發(fā)文章要在實驗設計上盡量完善，把錯誤降到最低，“如果你發(fā)表了一個不對的東西，對同行以及想要學習和參照的人會造成很大的負面影響?！?/p>

具體到這次演講，何江認為自己本身比較內斂，個性不太張揚，并表示想慢慢改變，“因為在美國的文化里，稍微外向一點比較好。我在哈佛做過很多嘗試，這個演講可以說是一次自我突破?！敝劣谘葜v的技巧，他感覺英文演講和中文演講有很大的不同，英文演講需要從一個很小的視角出發(fā)，而不是用綜述的手法。這也是他以一個小故事開頭的原因。

何江在演講中提到了科學技術需要抵達那些相對比較貧窮的人群。但很多人認為，這超過了科學家的努力范疇。他對此表示認同：“科學知識的傳播不是簡單的一個人，一個領域的人努力就可以簡單解決的。它更需要社會上不同的人一起努力才可以。哈佛志在培養(yǎng)很多以后在不同行業(yè)做領袖的人，所以我希望通過這個演講讓這屆畢業(yè)或將來畢業(yè)的學生來反思這個問題，來把這個使命感帶出去。這也是為什么我的演講里并沒有具體說我們該怎么做的原因，我希望我的演講給哈佛畢業(yè)生傳達這樣一種社會使命感，希望各行各業(yè)的人都努力做好自己的那一部分，如此形成一個更好的氛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