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春天，耶魯大學英語系準博士生夏志清一邊忙著寫論文，一邊為下半年的生計發(fā)愁。他說：“我雖算是耶魯英文系的優(yōu)等生，系主任根本想不到我會在美國謀教職的。在他眼中，‘東方人，拿到了博士學位，回祖國去教授英美文學，這才是正當出路’?！?/p>

有一天，同宿舍的一位同學對他說，政治系一位研究中國的教授剛領(lǐng)到一筆政府研究經(jīng)費，正物色人選幫他做研究。原來，主持研究計劃的是饒大衛(wèi)（David N.Rowe）教授。他看到這位來面試的年輕人既是華裔，又是英文系的準博士，寫英文總沒問題，馬上下了年薪四千元的聘書。

除夏志清外，還有三位同事跟饒教授做研究。他們負責編寫一本《中國手冊》（China：An Area Manual），供美國軍官參閱。我們記得，1951年朝鮮戰(zhàn)爭烽火漫天，美國學界“中國熱”漸漸變得時髦起來。

1953年，夏志清，攝于耶魯大學。

《中國手冊》的編寫分工合作，夏志清負責“文學”、“思想”和“中共大眾傳播”三章。此外還要撰寫“禮節(jié)”和“幽默”兩小章。除此以外，他還要參與“中共人物”和“地理”兩章的部分編寫工作。

夏志清醉心英美文學。1947年在北大當助教時，為申請李氏獎學金寫了一篇論英國浪漫詩人布萊克（William Blake）的長文應征，深得當年在北大任教的著名英國文評家燕卜蓀（William Empson）欣賞，極力推薦，因得李氏獎學金赴美留學。

1978年夏志清為《中國現(xiàn)代小說史》中譯本作序，用了不少篇幅介紹他書寫這本書的前因后果，開頭就交代他怎樣硬著頭皮扮演“中國專家”。哈佛楊聯(lián)陞教授有名言，在美國教中文，猶如開雜貨店，面對學生，無論你賣什么貨，總要有求必應。

夏先生說，他“改行”當上“中國問題專家”后最感到頭疼的是這本“手冊”需要人文、地理和各省、各地區(qū)的個別報道。因為實在看不到多少參考資料，“只好憑我的常識和偏見去瞎寫”。五十年代后期《時代》周刊出了一期以毛澤東為封面的特輯，居然也報道中國各地區(qū)的風土人情。那晚我們的夏教授捧著這個特輯來看，“看到上海人如何，北平人、山東人、湖南人又如何如何，都根據(jù)我撰寫的材料，有些地方字句也不改，看得我人仰馬翻，大笑不止。生平看《時代》周刊，從來沒有這樣得意過”。

夏志清學士、碩士、博士主修英美文學，卻以中國文學傳香火，這也是他自己意想不到的。1961年耶魯大學出版了他的《中國現(xiàn)代小說史》后，C.T.Hsia在美國“漢學界”聲名日噪。其時在哥大任教的王際真先生行將退休，在《小說史》還未上市前先在印刷所看了部分校樣，暗地連聲叫好。王際真先生翻譯過《紅樓夢》。據(jù)他說《小說史》教他佩服得緊的地方不但因內(nèi)容確達到了“破舊立新”的境界，更難得的是英文亮麗如流水行云，不但國人中難得一睹，即在英語為母語的學人中亦不易一見。

志清先生得今之“伯樂”王際真“毫無保留”之推介受聘為哥大東亞語文系教授?！缎≌f史》后，夏公的另一本重頭著作是1968年的《中國古典小說》。自此以后，夏公斷斷續(xù)續(xù)寫了好些重頭文章，分別在歐美學報發(fā)表。2004年，這些散篇后來結(jié)集在哥大出版社出版，定名為《夏志清論中國文學》（C.T.Hsia on Chinese Literature）。

夏公在美國“漢學界”的成就，拿算命先生的話來說，可說是“異路功名”的開花結(jié)果，在哈佛大學韓南（Patrick Hanan）教授眼中，“C.T.Hsia has been without question the most influential critic of Chinese fiction since the 1960s”（夏志清毫無疑問是六十年代以來最有影響力的中國小說評論家）。

張愛玲的著作，在敵偽時期的上海風靡一時，可以說得上是名利雙收吧，只要她愿意，大可這樣在上?；钕氯?。但上海英文女校出身的Eileen Chang英文了得，從小就把林語堂看作一個成功的故事：以英文寫作，在歐美出版，拿英鎊、美鈔版稅，享國際文壇大名。但事與愿違，她的作品就是不合洋人口味。在歐美的知識界，“林語堂”曾一度是個household name。張愛玲跟他相比，的確是不可同日而語。張小姐走過異路，發(fā)覺此路不通。

本文以《異路功名》為題介紹夏志清教授“轉(zhuǎn)行”的經(jīng)過，一邊寫一邊想到我的老師、志清的哥哥夏濟安（1916-1965）。濟安老師在1959年以交換教授身份離開臺灣到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時，他在臺灣學界和文化界早已“名重士林”。陳子善教授為《夏濟安選集》寫的前言引了一段夏先生死后別人對他的蓋棺之論：“論中西文學的修養(yǎng)，夏濟安是海運開通以來少數(shù)翹楚之一；論見解，夏濟安所理想的中國新文學永遠擺在我們所追求的那一端；論文采，五四以來用白話文寫批評和翻譯的，沒有多少人可以趕上他?！?/p>

夏濟安。

夏老師在華大的交換計劃結(jié)束后，不打算回臺灣大學復課。他曾不止一次跟我說過，他生平最大的一個愿望是用英文寫小說。在臺灣當然也可以寫，但在臺灣生活，缺少寫英文小說的ambience。老師的話，也有事實根據(jù)。1955年夏天，老師在印第安納大學的School of Letters選了一門小說創(chuàng)作的課。他寫了一個短篇，名為“The Jesuit's Tale”（“耶穌會士的故事”），投到名評論家Philip Rahv主編的The Partisan Review（《黨派評論》）。幾個月后雜志以“頭條”的版位刊登出來。同期還有《一樹梨花壓海棠》（Lolita）的作者Vladimir Nabokov的作品上榜。

要留在美國過日子，先得解決的是生活問題。濟安老師最高的學位是上海光華大學英文系畢業(yè)。畢業(yè)后曾先后任教西南聯(lián)大、北大和臺大，明眼人一看當知這些名校對他另眼相看，只是對他本人學問修養(yǎng)之肯定，而不是對他母校的認可。但若要在美國找教職，又是另一回事了，我相信他不容易找到“破格”聘用他教英文的雇主。

幸好當時加大伯克利校區(qū)的中國研究中心需要添人做研究，不需要博士學位，這等于直接提供了夏先生一個獲取“異路功名”的機會。六十年代的China-watching（中國觀察）是一門很熱鬧的行業(yè)。白宮、國務院、五角大樓這些政府部門和一些大企業(yè)都急著要知道關(guān)在“竹幕”后的紅色政權(quán)的動向。

夏老師是“中心”的研究員（research associate linguist），每天的讀物不離《人民日報》《紅旗》和“內(nèi)部參政消息”這類公開的或半公開的官方八股。照理說讀八股（任何類型的八股文）都是苦差。幸好老師英美文學出身，文本分析受“新批評”策略影響至深，別人認為枯燥，他卻可化腐朽為神奇，讀得津津有味。

夏先生八股“探微”積存下來由研究中心結(jié)集成書的計有三本：一、《隱喻、神話、儀式和人民公社》；二、《下放運動術(shù)語研究》；三、《從術(shù)語和語義看公社的潰敗》。先生在北大當助教時，讀得最上心的是William Empson的名著Seven Types of Ambiguity，難怪他對各式隱喻和術(shù)語的草蛇灰線解讀這么得心應手。

夏先生除了在加大“觀察中國”外，每年暑假還要到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參加由Franz Michael教授主持的“中國現(xiàn)代史研究計劃”。幸好夏老師成了小組的一員，定期參加研究和寫作計劃，否則在美國幾年雖然跑過不少“異路”，也不會拿到什么“功名”的?！跋路拧焙汀叭嗣窆纭?，只合“現(xiàn)買現(xiàn)賣”，一旦事過境遷，日月也換新天，再沒有什么研究價值了。但收在The Gate of Darkness的文章類型不同，內(nèi)容歷久常新。此書的中文版最近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取名《黑暗的閘門》。主持審訂譯稿的王宏志教授為此書寫了長序，毫無保留地說：“在中國左翼文學研究來說，這毫無疑問是一本劃時代的杰作，在一段很長的時間里，有關(guān)左翼文學的研究，無論在架構(gòu)和論點上，可以說無出其右?！?/p>

“黑暗的閘門”這個書名是夏志清為哥哥取的。他對哥哥在本書的理論架構(gòu)摸得清楚，引了Jacques Barzun在《達爾文、馬克思、瓦格納》一書第二版的序言指出：“這類型的文章顯然不是純粹的傳記、歷史或評論，而是三者的融會貫通?！?/p>

夏濟安拿這種“文化研究”角度來讀蔣光慈作品，也得承認他的著作今天雖然難以卒讀，絕對是革命文學的“反面教材”，但話分兩頭，若拿這位“浪漫作家”的生平、所處的時代和作品的特征，同時放在歷史的脈絡來觀照，你當會認得，his contribution was his failure, and his worth is found in his worthlessness（他的失敗正是他的貢獻，他的價值正因他一文不值）。

《黑暗的閘門》是夏先生在華大暑期研究計劃的部分成果。他要研究的，是整個中國左翼文學運動的歷史，可惜天不假年。《閘門》收七章和一個附錄《中共小說中的英雄與英雄崇拜》。說左聯(lián)、左翼文學的前前后后，當然要牽涉到魯迅在其中的角色，但一般讀者大概不知1931年被處決的“左聯(lián)五烈士”是什么人物。他們是：胡也頻、柔石、馮鏗、殷夫和李偉森。這幾位作家的作品本身也許無足觀，但因為他們在特定的歷史情景下遇害，研究他們的生平和遭遇就有不尋常的價值。

夏先生經(jīng)年屢月的閱讀思考，幽微處每有一得之見：“集體運動中的個人命運可能會很悲慘，而我這本書就是要揭示其中的悲劇。”

書中第一章《瞿秋白：一名軟心腸共產(chǎn)主義者的煉成與毀滅》是作者融合了識見、學養(yǎng)、襟懷給這位共產(chǎn)黨人所作的證言。不把瞿秋白的處境和心事看透，就沒資格給他下tenderhearted（軟心腸）的結(jié)論。

濟安先生曾在一封給弟弟的信中說到，他對中國傳統(tǒng)小說“六大說部”以外的minor works很有興趣，特別是有關(guān)“相思病”這題目。此“病”本來無藥可醫(yī)，但他閑讀洋書所得，知有好事者曾給相思病人喝“驢乳”，此說當然信不信由你。濟安先生說他有志寫一本諸如此類的“小題目、大論述”。他告訴弟弟說連題目都想好了，叫“風花雪月”。

可惜老天爺在先生生命最旺盛的時候讓他“先走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