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3年9月，中國提出涉及65個國家和地區(qū)的 “一帶一路”倡議后，已有數萬家中國企業(yè)和上百萬中國人走出去。

澎湃新聞（www.loaarchitects.com.cn）此前報道，提出“一帶一路”倡議時，國內“一帶一路”研究機構數量進入井噴期，數量雖繁榮，但大多是研究寬泛的“空殼子”。這類機構到國外去宣講“一帶一路”，大多是低水平的重復勞動。即使大談合作，可又往往說不出具體要合作些什么。

如今，關于“一帶一路”的議題研究，已逐步落實到具體項目層面。正如中國現(xiàn)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俄羅斯研究所所長馮玉軍所說，畢竟“‘一帶一路’的推進，更多還是以項目的方式來開展”。

“媒體上看到的大多還是正面故事，但實際上，負面、失敗的走出去案例太多太多。” 北京國際能源專家俱樂部總裁陳新華說。

6月17日至19日，新華社中國經濟信息社在海南博鰲主辦的首屆中國企業(yè)家博鰲論壇上，澎湃新聞記者發(fā)現(xiàn)，官員、學者和企業(yè)家們高談闊論“宏觀戰(zhàn)略博弈”的聲音少了，聚焦“走出去 ”的具體案例和風險教訓的多了。鳳凰國際智庫承辦的“一帶一路投資風險及防范”為主題的論壇上，各方紛紛將案例擺上臺面，分析得失教訓。

避免盲目“走出去”

在“中國走出去”的大潮下，中國項目的“走出去”已有不少負面案例。從緬甸密松水電站項目擱置、墨西哥取消高鐵項目中標結果、再到中國投資美國的高鐵項目“黃了”……媒體每報道一例“失敗項目”，往往就在國內掀起熱議。

做好“走出去”準備的第一步，在于企業(yè)是否認清自己究竟在做些什么。“粗放式”的走出去模式下，企業(yè)會陷入一種“怪圈”，哪里能賺錢就“一窩蜂”地沖過去，最后自己吃了不少“啞巴虧”。

企業(yè)走出去，最重要的就是先把項目選好，項目的選擇好壞會對后期整個經營狀況有決定性的因素。“判斷投什么項目，主要還是基于對資源價值的判斷，未來的資源價值是怎樣的走勢？企業(yè)能不能持續(xù)在海外發(fā)展，這并不是國家或者一個‘大政策’能夠給你提供保證和機會的?！?中海油能源經濟研究院首席能源研究員陳衛(wèi)東說。

恒豐銀行研究院執(zhí)行院長、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員董希淼以一個“金融投資原理”告誡企業(yè)家們——不要把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里。

他舉例說，從區(qū)域選擇上來看，大多數失敗案例主要集中在東南亞、中亞國家，企業(yè)可以從這些東南亞、中亞國家更多向中東歐國家轉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波蘭，就在釋放出在中東歐投資項目的“好信號”。再比如，從產業(yè)選擇上，最先走出去的多為能源、金屬行業(yè)，需要轉變思路，向服務、金融領域這些方面轉變。

除了企業(yè)走出去的定位不明確，企業(yè)維護海外利益的能力同樣是一個“大問題”，在這方面，中企缺乏建立風險防范體系和應急機制，法律保障、安保措施、人員培訓等等這類可實現(xiàn)事先規(guī)避風險的準備都沒做到位。

馮玉軍表示，盡管中國在GDP總量上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近年來也構建了亞投行、金磚銀行等多邊機構，但中國的經濟質量、中國在參與全球經濟的過程中，維護自身利益的能力仍然相對脆弱。無論是國家層面各個部位之間的政策協(xié)調，還是市場層面的企業(yè)、個人、保險、安保這些能力的建設，仍然存在不足?！八浴粠б宦贰椖恳胪七M，我們必須打鐵還要自身硬，從內部做起，從增強自身的能力做起?！彼f。

投資前先得研究好“游戲規(guī)則”

“走出去”過程中，企業(yè)往往容易忽視了解“游戲規(guī)則”的重要性。

“一個企業(yè)出去投資，不要認為自己的國家就會給你背書，也不要因為‘一帶一路’的倡議，就想當然地以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都給你開綠燈了，一定要落實商務和法律方面的安排，要慎之再慎。”陳新華說。

值得注意的是，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同樣也被認為國際關系角力的焦點，一些相關國家的態(tài)度也會對中企走出去的項目產生非常大的轉折；另一方面，在中國積極參與全球化進程的同時，世界正在經歷著全球化的退潮。

馮玉軍表示，全球化退潮和以美國為首的發(fā)達國家對于全球或者地區(qū)貿易投資規(guī)則的改變，是當今世界的兩個重要變化。在美國總統(tǒng)競選過程中，無論是特朗普還是希拉里，美國對外政策的某種孤立正在顯現(xiàn)。美國TPP或是TTIP的戰(zhàn)略規(guī)劃，其目的也是以更高門檻，形成一個對沖力，以影響中國未來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

“在這種情況下，在全球化和地區(qū)一體化的過程中，規(guī)則是至關重要的?！彼f，

“通俗一點來說，如果大家已經習慣了打拖拉機，但是人家現(xiàn)在改玩斗地主了，如果不清楚規(guī)則，就會在這里吃虧?！?/p>

陳新華表示，很多國家都希望能夠運用本土社會、本土資源，但這可能跟中企的項目要求相差甚遠。

在一些國家，該國勞動法的相關規(guī)定也成了中企項目落地的“壁壘”——比如中國人在當地沒有工作許可，派過去的中國員工被當地拘捕罰款等等；從事能源或者礦產資源開發(fā)的項目會涉及環(huán)保問題，企業(yè)有沒有研究法律，按準則去實行，也是需要注意的問題；美國相關法律法規(guī)導致中國首個在美高鐵項目受挫，美國私營鐵路公司西部快線在聲明中表示，這個項目的最大阻力來自美國聯(lián)邦政府規(guī)定，高鐵列車必須在美國制造。

談到具體政策法律，專門從事法律咨詢工作的南美映墨盟拓投資公司總經理王雪琰為中企提了些建議。一般情況下，企業(yè)會找一些在當地頗具有威望的大律師事務所，可以把這些在當地具有強大社會資源和政府資源的律所當做獲取項目的伙伴。但是在具體過程中，中企可以嘗試把一些事務性工作交給中小型律所來承接。在提供事務性服務當中，大律所和小律所在服務質量上，可能沒有太大區(qū)別，但在效率方面，小律所可能對于中小企業(yè)來說更具有優(yōu)勢?！爸衅笤诜煞諜C構的選擇上可以做一些改進，大律所、小律所究竟怎么用，我們根據自己的需求做出匹配，這也是項目‘本土化’的體現(xiàn)?！彼f。

別只和政府打交道，要和當地百姓交朋友

一些中國企業(yè)“走出去”的軟實力不足、不善于和當地打交道的“人為風險”同樣成為了絆腳石。

“當地的輿論影響太重要了?！毙氯A社中國經濟信息社產品總監(jiān)、新華絲路事業(yè)部總經理陳小彬說，“中國項目在‘走出去’過程中，對當地的文化傳播、輿論的引導能力不足?！?/p>

她舉例說，中企投資印尼雅萬(雅加達至萬隆)高鐵項目，在印尼投資企業(yè)需要辦理相關許可證，辦證的過程極為復雜。在辦理證件的過程中，印尼當地和國外媒體就屢屢報道中國在印尼的雅萬高鐵項目被擱置，但事實上，中企在當時只搞了奠基儀式，沒有正式施工，并且在同步辦理許可證。不過，在這一事件的輿論傳播當中，中國就顯得很弱勢，有口難辯。

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白叱鋈ァ钡牡湫褪“咐挼槊芩伤娬卷椖恐?，輿論影響也是導致項目被擱置的原因之一。

“對這一項目持反對態(tài)度的觀點都來自于一些非政府組織和當地民眾代表，緬甸當地的非政府組織有幾百家，魚龍混雜?！标愋”蛘f，“我們分析一些發(fā)出反對聲音的媒體，有很多是民間媒體，還有一些是國外的基金會所支持的媒體等等?？梢?，形成這一輿論背后的人為原因很復雜?！?/p>

董希淼表示，關于緬甸密松水電站的問題，中企和當地政府進行了很多合作，但跟當地老百姓溝通很少，對這些當地老百姓利益關切關注不夠。

馮玉軍舉例說，中企幫助塔吉克斯坦修了現(xiàn)代化高速公路，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塔國交通狀況。但塔國國內的一些利益集團收取了不合理的過路費，當地老百姓并不了解具體情況，所以責備落在了修建公路的中國人頭上。

當然，也有一些正面案例。比如中企給蘇丹修建水電站，為蘇丹提供太陽能設備；在巴基斯坦的瓜達爾港，海水淡化廠日均提供500噸淡水，目前港口運作每日所需淡水量為100噸，剩余400噸淡水免費提供給當地老百姓。這些都拉近了和當地老百姓的聯(lián)系。

“中企善于和官方政府打交道，這是優(yōu)勢也是劣勢，我們其實要更多關注和當地的關系。”馮玉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