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心智和精神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成長起來的一代人，我與我的同儕一樣喜歡談論李澤厚先生。這中間無疑有當年“追星”意識之殘留和“積淀”之功，畢竟，如同我在另一場合說過的——在我們的養(yǎng)成過程中曾經那么重要的東西是不會隨著時間的流逝和風氣的轉換而輕易消失的。但是其實，我是從較晚的時候開始，才逐漸將此中心曲形諸筆墨的。

在《聽歌放酒狂》中，有一篇至少標題看上去頗為另類的文字“雪一片一片一片”，那是從《李澤厚散文集》中重讀了一些舊文，“偶然”有所感發(fā)而信筆寫下來的，那里記錄了我大學時代在長春閱讀李澤厚最初的也是最重要的記憶。

在我的“讀人話舊”系列中，至少有兩篇文字是直接談論李澤厚先生的：一篇討論的是金春峰對他這位老朋友的評價，另一篇則是在李澤厚與奧伊澤爾曼之間的“對勘”。私揣在這兩篇小文中，我是表達出了對澤厚先生為學特色和致思取向的某種理解的。我還在朋友圈發(fā)布過一篇“馬克思的帽子和金庸的銀子”，探討了以非馬克思主義的方式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可能性以及馬克思的帽子與金庸的銀子之間的“可比性”。

我最近一次就李澤厚先生寫點兒什么的沖動來自于《李澤厚劉綱紀通信錄》。今年暑假，從杭州一家民營古籍書店買到這本書后，我從頭至尾仔細通讀了一遍，獲得了一種近來頗為寶貴難得的閱讀經驗——我以為，這是晚近出現的理解澤厚先生人格特質和人生遭際的一份極具價值的材料，在有助于消除人們對于澤厚先生某些誤解和誤傳的同時，也會對于知人論世有所助益，甚且增加對于這兩位人物的敬意。

如今李澤厚先生在大洋彼岸落基山下寂然離世，也讓我經歷了朋友圈最“壯觀”的刷屏節(jié)奏，有些從來不發(fā)狀態(tài)的朋友也發(fā)了狀態(tài)?！袄顫珊裼猩端枷胧返囊饬x？”——我的朋友王志毅先生昨晚如是問。也許，或者肯定地說，我無法全面地回答這個宏大的問題，而只能先把這個大問題轉換成“李澤厚對我有什么意義”這個也許只是對我才有意義的小問題。

說出來可能有些出人意表，就此“問題”我所想到的一個方面是，澤厚先生的論著中對我“最有意義”的也許是其中的引注部分。我這個純粹從自己求學經歷出發(fā)的說法說并不是要傳達對澤厚先生的任何不敬，而恰恰是為了表達對他最溫暖的感念和最深切的敬意。

我最初知道李澤厚先生的名字是1985年在吉大文科樓聽到的一場報告，報告人是中文系的楊冬老師。在那場關于文藝學方法論的演講中，我第一次知道了《美的歷程》這本書以及卡爾·榮格那句“不是歌德創(chuàng)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創(chuàng)造了歌德”?！睹赖臍v程》彼時在吉大圖書館并不容易借到，但是我還是終于設法讀到了這部書，并在1986年的暑假到北京游玩時把它推薦給了我的一位高中同學，他當時在北京一所交通大學念鐵道運輸和物流專業(yè)。在我回到長春不久，我的這位同學來信告訴我，他已經轉學到了隔壁那所師范大學的哲學專業(yè)！

幾乎打從一開始，我閱讀李澤厚先生的著述就特別重視他的引注。在這方面，《美的歷程》當然是特別具有代表性的。我對于現當代文史領域的有些重要學者的了解，恰恰是通過澤厚先生的引證才變得具體起來的，例如陳寅恪、蒙文通、聞一多、孫作云、王瑤、蘇秉琦、張光直，甚或滕固以及同樣作為繪畫史學者的童書業(yè)。

在這些學者中，“唯一”與吉大“有關”的似乎就是金景芳先生，因為《美的歷程》中引用了“商文化起源于我國北方說”。我不太記得澤厚先生有沒有引用過馬承源先生的論著，但我知道后者的名字卻一定是與《歷程》中“青銅饕餮”一章有關的。有一次我在馬橋古人類文化遺址博物館參觀，從陳列的圖片中“認出”了馬承源先生，同行的友人很驚訝，而那時我想起的卻是澤厚先生的《美的歷程》！

再者，因為《中國古代思想史論》中反復引用楊寬先生的《古史新探》，我那時就經常想到圖書館借閱這本書，但是卻從來沒有借到過。這就留下了一個“后遺癥”，楊寬先生的著作，我此后幾乎是每見必收的，有的還有不止一個版本。但是回想起來，其中最為難忘的仍然要數在長春的一次特價書市上得到《古史辨》第七冊的半卷，因為那正是楊寬先生早年的成名作《中國上古史導論》。

諸如此類的情形在反映了自己文史修養(yǎng)之貧乏的同時，也暴露出一種初學者的帶點兒“成功學”色彩的小孩子心性——那就是似乎想要通過澤厚先生的引證來掌握他“成功”的“秘密”，頗有點兒“偷師學藝”的意思在里面。

這個“捷徑”能否走通姑且不論，但這里卻也頗能透顯出澤厚先生為學的某種特質。澤厚先生的學問和思想以“創(chuàng)新”著稱，但是其實他首先是一個善學者。他所引證和發(fā)揮的都是那個領域最頂尖，但不管是由于意識形態(tài)或學術風氣而遭到某種“遮蔽”的學者和傳統(tǒng)?！稓v程》中對陳寅恪、聞一多和王瑤的引證只是其中的一個例子而已。

就此而言，李澤厚與所謂民國學術的關系問題其實是一個值得重訪的話題，只不過澤厚先生身上的思想家色彩使得人們往往傾向于低估他從民國學術傳統(tǒng)中得到的滋養(yǎng)。所謂“有思想的學術和有學術的思想”，似乎亦正應從如是觀。

對西學的深入了解是澤厚先生那種獨特的“有思想的學術和有學術的思想”的另一個重要支撐。對克萊夫·貝爾的“有意味的形式”的吸納和對皮亞杰的發(fā)生認識論的“改造”是其中兩個最早期的例子。這方面，澤厚先生“與時俱進”的最新例子是他與哈佛 “網紅”教授桑德爾的“對話”。澤厚先生是所謂“問題中人”，他是跟著“問題”走的，學術資源也者，乃是為他所要處理的“問題”服務的。在這個層面上，桑德爾和羅爾斯倒是可以“等量齊觀”的。也是在這個層面上，“李澤厚有啥思想史的意義”和“李澤厚對我（們）有什么意義”的問題就成為無法徹底分離開來的了。

我的一位年長的同事在聞聽澤厚先生逝去的消息后說：“論及當時中國人對西方現代哲學研究狀況的了解，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介紹，他代表了最高的水平”。我對此頗有同感。在有一次聊及不久前逝去的余英時先生的工作時，也是這位同事曾經說：有時候我們會覺得現在回過頭去念那些著作，似乎不再有當初那種“石破天驚”的感覺了，而這其實恰恰是因為他們幫助陶養(yǎng)了我們的趣味，提高了我們的認知——用維特根斯坦的話說：河床已經改變了。我私下以為，這也應該是我們回答“李澤厚有啥思想史的意義”這個“問題”時不可回避同時也更有意義的一個視角。

“人的覺醒”和“文的自覺”，借用馮友蘭先生的話，這是《美的歷程》為魏晉玄學“平了反”。在給《歷程》作者的信中，澤厚先生的這位老師希望他的學生接下來為道學“平反”。這位學生做到這一點了嗎？《中國古代思想史論》中的“宋明理學片論”庶幾乎近之，而《中國現代思想史論》中同樣極具反響的“略論現代新儒家”則又代表了某種“逆轉”。黃子平曾經感嘆后一部書中“二十世紀中國文藝一瞥”那種同樣讓人有“石破天驚”之感的敏銳觸覺。

而對我來說，卑之無甚高論地，伴隨著我的青春記憶之最深刻面相的，仍然是《美的歷程》既神采飛揚又讓人感喟地談論魏晉唐宋的那些文字。所以，我從其中的“盛唐之音”中摘出澤厚先生所引用的這句杜詩——“人事音書漫寂寥”，表達和寄托我對他的感激和追念。

（2021.11.4正午，于大荒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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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應奇，系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