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適逢“三聯(lián)·哈佛燕京學術(shù)叢書”出版二十周年紀念，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約我修訂再版《明清徽商與淮揚社會變遷》一書。

《明清徽商與淮揚社會變遷》一書收錄于“三聯(lián)·哈佛燕京學術(shù)叢書”第三輯，于1996年出版。該書主要探討明清時代徽商與鹽政制度的相互關(guān)系，研究徽商的土著化進程，以及徽州鹽商對東南城鎮(zhèn)、文化及社會變遷的影響等。此次為了修訂再版，我花了一些時間，重新閱讀了近二十年來的相關(guān)研究成果，進而對清代的鹽政史做了重新的梳理。

在我看來，從清初至太平天國爆發(fā)，前后歷時兩百余年；而自太平天國動亂結(jié)束迄至清朝滅亡，為時不到半個世紀。倘若將清代的鹽政史看作是一部大書，那么，清代前期，尤其是康熙、雍正、乾隆時期的盛清時代，可以說是濃墨重彩，研究相當集中。此一時期各類的史料極為豐富，特別是像《揚州畫舫錄》那樣生動描繪徽州鹽商之長袖善舞、夸奢斗富，一向為世人所矚目。相形之下，及至晚清，此一時段的鹽政史，就像是一部大書中讀者急于匆忙翻過的寥寥數(shù)頁?？傮w上看，研究相對比較粗線條，有不少問題以前是沒有思考過的。例如，道光年間陶澍實施的鹽政改革，以及此后的咸同兵燹，固然使得徽州鹽商在總體上趨于衰落，但晚清時期兩淮鹽業(yè)中的徽商活動、官商關(guān)系等問題，至今仍未得到清晰的揭示。迄今為止，我們對晚清鹽政制度變遷的基本軌跡并不陌生，但與盛清時代相比，似乎再也看不到作為個體的鹽商或徽商家族生動、細致的社會生活，這當然是受限于此前史料所見之不足。

所幸的是，隨著近二十年來民間文獻的大批發(fā)現(xiàn)，特別是我們現(xiàn)在能有機會接觸一些鹽商家族的珍稀文書，因此，徽商與晚清鹽政的相關(guān)問題，無疑有了進一步深入探討的可能。

《明清徽商與淮揚社會變遷》一書出版后不久，我就在皖南的田野考察中，偶然發(fā)現(xiàn)大批徽州文書，其數(shù)量多得大概足以成立一個像樣的研究機構(gòu)。自此迄至，收集、整理和研究徽州文書，也就成了個人學術(shù)研究中最為重要的組成部分。而在陸續(xù)收集的民間文書中，有不少與鹽業(yè)相關(guān)的珍貴史料。

此次為了完成拙著的修訂，除了重新梳理學術(shù)史之外，我還系統(tǒng)翻檢了近十數(shù)年來自己在皖南收集的商業(yè)文書。某日，在一批晚清歙縣鹽商的家族文書中，偶然看到一封四紙的信函：

性存世大兄大人如晤：

……弟自初十日往金陵大營糧臺，一路察看食岸情形，廿日到南京大勝關(guān)小住三日。二小孫在臺平順，趨公無誤，甚慰愜衷！回來風逆，遲至月初五日抵省，欣悉二十五日蘇州克復，江北、懷遠克復，現(xiàn)聞苗匪被官兵殺死，大快人心！升平有日，可望遠懷想。大小兒到豫章，知駕等候，自可把晤一切?，F(xiàn)《楚皖新章》刊冊二本，附呈臺覽，自悉弟鹽務(wù)熟手，趨時動手，頗有大利。照新章只得一分半利，其余鹽每引可余一擔，又得三兩五錢。本大則辦湖廣，本小可辦中路，大約以千金可得利六七百，能有三五千金，易于為力。弟處已有兩處相好下去趕辦，弟薦有人，可以著人下去附辦，各種便捷大好之機，為此專照，望見信想法措資，即來安慶面商辦理，祈斟酌！先付信可也。合和小行秋來頗順利，未知泰和寶行如何？尚望示知。……弟看灣沚可以立業(yè)，現(xiàn)已與金陵大營糧臺諸位合辦一官鹽店，其中大有生機，如見信惠然一切，再為面談可也。

專此奉達，并候邇安，不盡?！?/span>

信函書寫于“青云閣”八行朱絲欄信箋上，粗讀此信，只是覺得撰寫者字跡雅麗，楮墨規(guī)整，顯然具有極好的文字素養(yǎng)。繼而出于好奇，很想了解一下寫信人和收信人的生活背景。

信的最后落款是“世愚弟程希轅頓首，十一月初七日”，這顯然是一個叫程希轅的鹽商寫給另一名鹽商方性存的信函。

從信函提及的內(nèi)容來看，蘇州于1863年12月被清軍和常勝軍聯(lián)合攻陷，所謂苗匪，亦即苗沛霖。此人系安徽鳳臺人，咸同兵燹期間曾割據(jù)數(shù)十州縣，依違于太平軍和清軍之間，叛服無常，后為清軍僧格林沁部擊敗，于1863年12月6日被其部下所殺。上述事件，在信中都于“月初五日抵省”后一一敘及，故該信應作于同治二年十一月初七（1863年12月17日），發(fā)信地點是安徽省城安慶。

信中的“食岸”，是指淮南食鹽引岸，有內(nèi)河、外江之分，根據(jù)鹽法志的記載，主要包括安徽省的寧國府、和州含山縣、滁州全椒縣，以及江蘇省江寧府，揚州府江都、甘泉、寶應三縣，高郵一州和通州泰興縣等。信中提及的“大勝關(guān)”，在今南京市西南，因地處長江之濱，自古為江防要地。信中的“饒”是指江西饒州，而灣沚則在今安徽省蕪湖縣。此前，清軍曾組建江南、江北大營，其中，江南大營的餉需系由江西調(diào)撥接濟，總糧臺則設(shè)在皖南的太平府。

上述這封信的收信人叫方性存，與寫信人程希轅皆為歙縣人，他與程氏關(guān)系莫逆，程希轅的外孫就托付給他照看，兩家似有親戚關(guān)系。從同時發(fā)現(xiàn)的文書散件來看，方性存（1819-1865）號靜山，為廩生出身，于咸豐十一年（1861年）捐得教諭一職。稍后他即啟程赴任，后因父親去世而臨時打道回府。方性存在饒州置有寓所，并在江西省城南昌內(nèi)塘堘上吉祥巷對面開有“乾裕鹽號”，他是鹽商世家，經(jīng)營的地域范圍主要是在江西。

至于寄信人程希轅，他自稱“鹽務(wù)熟手”，顯然是名徽州鹽商。從前述這封信來看，這位程希轅與金陵大營的關(guān)系極為密切。其時，他有“二小孫”在糧臺辦事（這在《曾國藩日記》中可以找到印證）。在信中，程希轅看到了太平軍逐漸被剿滅之后淮鹽運銷的巨大商機，他從十月初十前往“金陵大營糧臺，一路察看食岸情形”。當時，由曾國藩制訂、有關(guān)鹽務(wù)經(jīng)營的《楚皖新章》剛剛頒布不久，他就與數(shù)人合伙經(jīng)營淮鹽。另外，他還與江南大營糧臺中的幾位同好，合伙在今安徽省蕪湖縣的灣沚鎮(zhèn)開辦了一爿官鹽店。

關(guān)于該信撰寫前后長江下游沿岸的形勢，當時的兩淮鹽運司郭嵩燾在《試辦西鹽章程詳》中曾指出：

江路現(xiàn)雖通行，沿江水陸各營棋布星羅，防范周密，運鹽商販皆系經(jīng)紀營生，未免各有戒心。應請分別咨札沿江水陸各營及沿途關(guān)卡，凡遇大營餉鹽到時，應護送者一體護送，應查驗者即時查驗，毋任羈留。

郭嵩燾系曾國藩的幕僚，他在上文中扼要狀摹了其時的商況市景。文中的“西鹽”，是指運銷江西的淮鹽。咸同兵燹期間，清廷財政捉襟見肘，戶部令統(tǒng)兵大臣自行籌措軍費。當時，曾國藩因統(tǒng)兵過多，餉需奇絀，故奏請自運食鹽行銷各地，以所獲應交戶部之鹽課，充抵應撥該軍之餉，故稱為“餉鹽”。上揭的郭氏此文撰于同治二年（1863年）八月，其時，對一般商人而言，正值兵荒馬亂的年代。在這種形勢下，只有與湘軍等軍事勢力利益攸關(guān)的那些商人，才能更好地化險為夷，游刃有余。而程希轅，顯然便具備了這種獨特的優(yōu)勢。

信中提到的“合和小行”，從自謙的口氣上看，顯然系程家所有。根據(jù)《清實錄》的記載，此“合和”鹽行由程希轅本人開設(shè)于安徽省城安慶（詳下）。而信中的“泰和寶行”，則是一種尊稱，反映出其開設(shè)者應是收信人方性存。不過，從同時發(fā)現(xiàn)的其他家族文書來看，泰和行與程希轅也有著密切的經(jīng)濟聯(lián)系，推測應是兩人合伙、由方氏負責運營的鹽行。

由于上述四紙一信的偶然發(fā)現(xiàn)，促使我將目光聚焦于這封信函的撰寫者。好在現(xiàn)在的文獻檢索條件相當便利，很快地，我就查到這位叫程希轅的鹽商之生平事跡。關(guān)于此人，在光緒《重修安徽通志》、民國《歙縣志》中都有簡單的記載，從中可見，程希轅字穎芝，徽州歙縣槐塘人。不過，這些傳記資料都只提到程希轅在桑梓故里的活動，不外乎扶孤恤貧、濟急周乏之類的善舉，似乎此人只是徽州鄉(xiāng)間的一位“土豪”而已。而在實際上，程希轅的活動范圍極廣，也有著相當重要的人脈。接著，我又繼續(xù)查找方志之外的其他文獻。雖然有關(guān)程希轅的資料并不太多，但在《清實錄》中卻發(fā)現(xiàn)了極為重要的一段記載：

（同治三年九月）有人奏江西督銷鹽引委員、廣西候補道程桓生把持鹽務(wù)，藉督銷之勢，使其父程穎芝于安徽省城開設(shè)合和鹽行，其弟江西候補知縣程樸生，于饒州開設(shè)泰和鹽行。名為督銷鹽引，實則利歸于己，以官、民并準試辦之引地，幾為一人獨辦之引地。并聞該道之父，在樅陽開棧之日，護勇號褂，私用“欽差大臣”字樣，尤屬妄誕！懇請飭查嚴辦?！蜉針E按照所參各節(jié)，確切查明，據(jù)實具奏，毋稍徇隱。尋奏：遵查程桓生被參各款，均無其事。自設(shè)局以來，領(lǐng)運踴躍，每月接濟餉銀七八萬兩，不無裨益，報聞。

這段史料雖然文字不是很多，但信息卻相當豐富，其中最為重要的有兩點內(nèi)容：

其一，程希轅（即程穎芝）在安徽省城安慶開設(shè)有“合和”鹽行，他的兒子程樸生在江西饒州開設(shè)程“泰和”鹽行。當時，他的另一個兒子程桓生則擔任江西督銷鹽引委員，而饒州正是他的管轄范圍，所以有人告發(fā)程桓生是官商一體、假公濟私。

其二，程希轅在安慶府樅陽地方從事食鹽貿(mào)易，其鹽棧開張時，竟有官府的護勇保駕，其間還私自打出“欽差大臣”的旗號。他的身份只是一名鹽商，這樣的做派當然相當狂妄和荒誕。

這兩點，后來經(jīng)江西巡撫沈葆楨的審查，據(jù)說都是子虛烏有的事。

那么，真實的情形究竟如何呢？下面我們來看看徽州文書中的記載。

前引程希轅致方性存的信函，系屬歙縣方氏家族的一批文書。而在這一批文書中，關(guān)于程泰和鹽行，另有三份文書：

一份是同治二年（1863年）二月在江西饒州的族人、鄰右及另五個牙行聯(lián)合擔?；罩莞h二十二都六圖人“程立泰”，捐領(lǐng)“程泰和”鹽行部帖的保結(jié)。當時，太平軍漸顯頹勢，但尚未完全覆滅，即使是在長江下游仍時有激戰(zhàn)。也就在這種戰(zhàn)時環(huán)境中，程泰和鹽行即已申領(lǐng)行帖，于饒州府治開張。查徽州都圖文書，文中的“歙縣二十二都六圖”即歙縣西鄉(xiāng)的槐塘，可見“程立泰”應即程希轅的家人或族人，結(jié)合上引《清實錄》的記載，“程立泰”的真正名字應是程樸生，而他正是程希轅的二兒子。由此可見，前揭“泰和寶行”之運營者雖然是方性存，但程希轅、程樸生父子則是最大的股東。

第二份文書是由“程立泰”上稟，請求官府確認饒州“程泰和”鹽店銷售淮鹽的壟斷特權(quán)。

第三份文書是“正月廿九日泰和、公順鹽行上稟饒州分局”的抄件。此一文書未標明具體年份，但從內(nèi)容上看，應當作于前一文書之后。從中可見，此時，“程泰和”鹽行等已經(jīng)壟斷了饒州一帶淮鹽的銷售，一般水販則必須從該鹽行批發(fā)淮鹽。

從這三份文書來看，《清實錄》所記載的同治三年（1864年）九月有人向朝廷揭發(fā)程家倚仗權(quán)勢把持江西饒州一帶的鹽務(wù)，應當有充分的根據(jù)。

關(guān)于這一點，也可以從曾國藩的信札中得到印證。同治四年（1865年）正月二十日，曾國藩在《復丁松亭侍御》一信中透露，彈劾程桓生的人，是自己的幕僚、歙縣人許長怡。許長怡因故與曾國藩交惡，而遷怒于曾氏的親信程桓生。揆情度理，個中是是非非雖然難以詳評，但就一般情形來看，因許長怡系程桓生的同鄉(xiāng)，他對程家的鹽業(yè)經(jīng)營狀況顯然知根知底，故此出自其人的彈劾，應當有著確切的證據(jù)。事實上，他所彈劾的兩點，每一點都擊中了程桓生的要害。后來，朝廷將此事交由沈葆楨來處理，結(jié)果是查無實據(jù)，這當然只是官官相護的一個例子而已。

此外，以上所引的《清實錄》中還提到一個細節(jié)，那就是程希轅在安慶府樅陽地方開設(shè)鹽棧，鹽棧開張時，竟然打出了“欽差大臣”的旗號，從這一點上看，他與曾國藩的關(guān)系顯然不同一般。對此，曾國藩是否知情我們不得而知。至于曾氏與程希轅的鹽務(wù)經(jīng)營究竟有著何種聯(lián)系，更是無從確知。

雖然方氏文書透露出的信息頗為有限，但以目前所見的資料來看，程希轅是兩淮的徽州鹽商，在安徽省城安慶開有合和鹽店，其子程樸生則早在同治二年（1863年）二月就在江西省饒州捐有行帖，與方性存等人合作開設(shè)程泰和鹽行，壟斷了當?shù)氐幕贷}銷售。而程氏家族之所以在太平軍尚未覆滅之前便能在兩淮鹽業(yè)中先聲奪人，與程希轅的家世及官商背景有關(guān)。具體說來，這主要與程希轅、程桓生父子與曾國藩的交往密切相關(guān)。

程希轅雖然是位鹽商，但同時也可以算是曾國藩的幕僚。光緒《重修安徽通志》的編纂者何紹基，在其《東洲草堂詩鈔》卷二十六中，有《金陵雜述四十絕句》，其內(nèi)容主要是歌頌曾國藩的為人，其中有一首詩這樣寫道：

相公懷抱海天寬，節(jié)院論文靜不寒。

席帽聯(lián)翩群彥集，一時舊雨接新歡。

詩注曰：“滌侯連次招飲，坐客莫子偲、程穎芝、汪梅邨、李申夫、歐陽小岑、李梅生諸君，皆吾舊交也?！痹鴩枩焐视小皽旌睢敝Q。莫子偲即莫友芝，汪梅村即汪士鐸，李申夫即李榕，歐陽小岑即曾國藩之至交歐陽兆熊，李梅生為李宏軼，而程穎芝也就是程希轅。上述這些人有不少都是曾國藩的幕僚，從中亦可見程希轅與曾氏之關(guān)系莫逆。

關(guān)于程希轅與曾國藩的關(guān)系，在曾國藩的日記中有不少描述。曾國藩在咸豐十一年十一月初八（1861年12月9日）至同治三年十二月初四（1865年1月1日）的日記中，共有數(shù)十處記錄了他與程希轅祖孫三代下圍棋的事情。當時，與曾國藩下圍棋的，除了程希轅（穎芝）之外，還有程希轅的兩個兒子——程桓生（尚齋）和程樸生（石洲）。另外，還有程桓生的兒子“程世兄”（即程錦和）。他們祖孫三代，都是曾國藩的弈棋對手。

據(jù)說，曾國藩平生有三戒，即“戒妄語”、“戒圍棋”和“戒水煙”。但終其一生，圍棋始終未能戒除。咸同兵燹期間，愈是焦灼憂急之時，曾國藩愈是要擺列棋勢聊以自遣，或是與他人圍棋對局，以此鎮(zhèn)定心神。今人錢基博在《曾國藩的學風與文風》一文中曾這樣評價，說曾國藩“居官治軍，粹然儒者，戎馬倉皇，不廢文事”。其實，說他“戎馬倉皇，不廢弈事”似乎也并不為過。當時，與其對弈者，皆是跟他關(guān)系親密的幕僚心腹。由此可見，程希轅祖孫三人與曾國藩的關(guān)系，的確非同尋常。同治七年（1868年），程希轅去世，曾國藩書有“挽程封翁穎芝”挽聯(lián)一副，其中提及：“更無遺憾，看兒孫中外服官，頻叨九重芝誥；頻觸悲懷，憶疇昔晨昏聚處，相對一局楸枰。”此一上聯(lián)盛贊程氏家族人才輩出，世代簪纓，而下聯(lián)則是對昔日交往的追憶。因舊時多以楸木制造棋盤，故稱棋盤為“楸枰”，下聯(lián)狀摹的便是當年兩人對局的場景。另外，在曾國藩的書信中，有一封《復程穎芝》的信函，其中寫道：

穎芝尊兄大人閣下：

頃接惠書，猥以晉位端揆，遠勞箋賀，并貽朱墨二種，多而且精，幾案增華，感謝曷任!即審動履綏愉，潭祺懋集，引詹吉靄，企頌無涯。

國藩疆圻久領(lǐng)，建樹毫無，乃于多難之秋，更竊非常之秩，撫躬內(nèi)省，慚悚奚如！

尚齋器識閎深，婉而不阿，明而能渾，兩載鹺綱，大有裨補。適逢瓜代，來晤金陵。鄂省督銷需人，仍擬借重一往，雖雅意堅辭，而熟視無以相易也。文孫英年拔萃，今歲闈卷極佳。雖霜蹄之暫蹶，終風翮之高騫。廷試不遠，行將定價燕臺，扶搖直上。諸孫亦蘭玉森森，聯(lián)翩鵲起，德門余慶，正未有艾。附寄拙書聯(lián)幅，藉資補壁，聊以當會晤時手談為歡耳。復問臺安，誰惟雅鑒，不具。

通家弟曾國藩頓首

此封寫給程希轅的書信作于同治六年（1867年）十一月初四日，其中提及程氏送給曾國藩的朱墨二種。在明清時代，歙縣、休寧等地是著名的徽墨產(chǎn)地，制墨名家輩出（如“胡開文”、“曹素功”等皆蜚聲遠近），有的徽墨價格不菲，每兩與白銀一兩等值。因此，不少人都在當?shù)囟ㄖ茖？畹幕漳?，藉以饋送官員、文人，這在當時是一種既貴重而又雅致的禮品。當代著名的徽墨鑒藏家周紹良先生，曾提及自己收藏的一方曾國藩之“求闕齋”朱墨：該墨長方小挺，正面隸書“求闕齋”三字，背面楷書“同治六年八月制”，俱陰識填金，一側(cè)則有楷書陽識的“徽州胡開文造”數(shù)字。從時間上看，此墨很有可能就是由程希轅所送。

另外，上揭信中仍念念不忘兩人見面時的“手談為歡”。其中提到的“尚齋”，即程希轅之子程桓生。該信不但贊譽了程桓生的“器識闋深”，肯定了他在兩淮鹽運司任內(nèi)的貢獻，而且也對程桓生之子的學業(yè)優(yōu)異寄予厚望。

綜前所述，無論是日記還是書信，皆可見程希轅與曾國藩的密切關(guān)系。同治三年（1864年）九月，有人揭發(fā)程希轅之子程桓生在江西督銷鹽引委員任內(nèi)假公濟私時提及，程希轅“在樅陽開棧之日，護勇號褂，私用‘欽差大臣’字樣，尤屬妄誕！”樅陽地處安慶府城東北，系程希轅“合和”鹽行行銷淮鹽范圍內(nèi)的重要市鎮(zhèn)。根據(jù)《清實錄》的描述，鹽棧開張時竟有護勇保駕，其間扯出的“欽差大臣”旗號，顯然用的就是曾國藩的招牌?？梢姡滔＾@在其鹽業(yè)經(jīng)營中，充分利用了他與曾國藩的這層關(guān)系。

不僅程希轅與曾國藩關(guān)系密切，而且，其子程桓生更是參與了曾國藩的重整淮綱。

從曾國藩年譜、日記、書信等資料來看，曾國藩對兩淮鹽政的關(guān)注由來已久。以書信為例，據(jù)推測作于道光三十年（1850年）的《與劉良駒》信中，曾國藩就具列了《鹽法節(jié)略》的弊病，對其時的票鹽改制提出了自己的諸多看法。咸豐三年（1853年）九月初十日《與徐有壬》《與周子儼》二信，亦提及粵鹽行銷湖廣的相關(guān)問題。另外，早在太平軍尚未完全覆滅，曾國藩就計劃招募兩淮鹽商，從事鹽、糧貿(mào)易以籌措軍餉。也就在這種背景下，程希轅、程桓生、程樸生父子，與曾氏有著頻繁地互動。關(guān)于這一點，我們還應當聚焦于程桓生的宦海生涯。

關(guān)于程桓生，民國《歙縣志》中有一個傳記，但比較簡短。除此之外，我另外找到兩種程桓生的傳記資料。一份是我在徽州收集到的《皇清誥授資政大夫、晉封榮祿大夫、例封文林郎、翰林院編修、二品頂戴、前署兩淮鹽運使、廣西補用道加三級、顯考尚齋府君行述》刊本，另一份則是揚州大學黃誠老師慷慨提供的《先府君行述》抄本（1921年程慶余撰著）復印件。

上述兩種“行述”，都出自程桓生后人之手。從中可見，程桓生一家世代從事淮鹽經(jīng)營，他的姻婭之戚鮑氏、鄭氏，亦即歙縣西鄉(xiāng)的棠樾鮑氏和鄭村鄭氏，而這些人所屬的家族，皆是明清時代兩淮鹽商中的總商家族。程桓生出生于揚州南河下的康山一帶（這一帶在盛清時代為徽商巨子的聚居地——也就是著名的揚州河下鹽商社區(qū)），這顯然與程希轅及其先輩的鹽務(wù)貿(mào)易密切相關(guān)。從兩種“行述”來看，道光年間的鹽政改革，曾使槐塘程氏一度中衰。此后，家道中落的程桓生，先后師事婺源程烈光、當涂夏炘、歙縣程可山等人，后在歙縣棠樾鮑氏家中充當塾師。其后，學而優(yōu)則仕，逐漸步入宦途。在此過程中，他與曾國藩的淵源頗深。

作為曾國藩重要的幕僚，程桓生在幕府中贊襄軍務(wù)，經(jīng)常與之長談，為后者出謀劃策。從曾國藩的日記、書信等來看，在曾氏重新訂立兩淮鹽政章程的過程中，程桓生起了相當不小的作用。同治二年（1863年）十月二十四日，曾國藩在《加程桓生片》中寫道：

……楚岸章程、中路安徽章程皆已發(fā)刻，即日寄至尊處閱核。西岸章程究尚有不妥之處否？牙厘章程有甚不便民者否？如有所聞，望隨時函示。仆于理財一道，實不得要領(lǐng)也。再問尚齋仁弟臺安！

程桓生字尚齋，故曾國藩稱之為“尚齋仁弟”。在當時，安徽被稱為“中路”，故前引程希轅致方性存信函中，有“本小可辦中路”的說法，指的便是安徽的淮鹽運銷。另外，十二月十七日，曾國藩又有《加程桓生片》，其中提及：

……鹽務(wù)新章，贊者頗多。然國藩于鹺政究系外行，如有差誤，祈詳告我。再問尚齋仁弟臺安。

顯然，在鹽政規(guī)章的制訂過程中，曾國藩對鹽商世家出身的程桓生頗為倚重。關(guān)于這方面的情況，在光緒《兩淮鹽法志》中有更多的例子，毋需贅述。

此外，從曾國藩重建兩淮鹽政制度之初，程桓生就負責江西口岸的淮鹽督銷，并曾于同治五年（1866年）和光緒十年（1884年）兩度出任兩淮鹽運使，先后擔任鹽務(wù)官員長達二十余年。對此，我們不妨概述一下他的鹽務(wù)生涯簡歷：

同治三年——同治四年，主持江西督銷局；

同治五年——同治六年，擔任兩淮鹽運使；

同治七年——光緒九年，主持湖北督銷局；

光緒十年——光緒十三年，擔任兩淮鹽運使。

請注意，從前面所引《清實錄》的記載來看，同治三年（1863年），程桓生在江西督銷局任內(nèi)，曾遭到他人的舉報，說他假公濟私。后來，由江西巡撫沈葆楨派人督查此事，最后不了了之。對此，刊本《行述》也指出，在此過程中，曾國藩不遺余力地擔保他過關(guān)。也就在此后一年，他就離開江西督銷局，被任命為兩淮鹽運使?？梢姡舜螐椲赖慕Y(jié)果，程桓生不僅安然無恙，官照做，而且越做越大，家里人的鹽業(yè)也照常經(jīng)營。程桓生的父親程希轅，在太平天國之前即從事兩淮鹽業(yè)，其人老死之后，程桓生讓他弟弟程樸生繼承父業(yè)，一官一商，相得益彰。程樸生曾在江西吉水、龍泉、樂安、分宜等縣做官。太平軍興之后，泰州成為兩淮鹽運的重要樞紐。同治二年（1863年）八月，曾國藩在泰州設(shè)立招商公所。根據(jù)文獻記載，程樸生辭官后也就僑寓泰州，與當?shù)匚娜嗽娋瞥?。在觥籌交錯的背后，我們不難看到其人從事淮鹽經(jīng)營的痕跡。

其實，類似于此的政商一體現(xiàn)象并不少見。晚清時期，另一位祖籍徽州的兩淮鹽運使方浚頤，也與歙縣北鄉(xiāng)許村的商人世代合作經(jīng)營揚州鹽業(yè)，賺了相當多的錢。關(guān)于這一點，在1928年的另一位鹽商行述（《訓導許靜夫先生家狀》）中，有著相當詳細的記載。

明代以來，徽州鹽商在中國東南各地極為活躍。對此，胡適先生在自敘家世時曾指出：

近幾百年來的食鹽貿(mào)易差不多都是徽州人壟斷了。食鹽是每一個人不可缺少的日食必需品，貿(mào)易量是很大的。徽州商人既然壟斷了食鹽的貿(mào)易，所以徽州鹽商一直是不討人喜歡的，甚至是一般人憎惡的對象。你一定聽過許多諷刺“徽州鹽商”的故事罷！所以我特地舉出鹽商來說明徽州人在商界所扮演的角色……

在東南一帶，徽州鹽商在兩淮和兩浙的活動最為引人矚目，尤其是清代揚州等地的鹽商，更為世人所津津樂道。

在明清鹽政制度的數(shù)度變化過程中，徽商的實力呈日益增長之勢。盛清鹽務(wù)全盛時期，在揚州的徽州和山西鹽商大約有一百數(shù)十家，“蓄資以七、八千萬計”。其中，尤其是徽商的財力更是如日中天。清代前期，在兩淮的八大鹽務(wù)總商中，徽州府歙縣人通?？傉嫉剿拿笥遥餍涨捌秃罄^。據(jù)新近發(fā)現(xiàn)的徽州文書抄本《雜輯》記載：

吾徽六邑山多田少，人民大半皆出外經(jīng)商。吾歙邑有清兩淮鹽商為我獨攬，棠樾鮑氏家資多至三千余萬，外此八大商皆擁厚資，不下千萬。

《雜輯》是有關(guān)歙縣茶商方氏家族的珍稀文獻，此一記載見于書中的“新安大好山水”條。從中可見，歙縣棠樾鮑氏家族的資本規(guī)模竟高達三千余萬，其他的鹽務(wù)總商，資本也多達千萬。由此看來，棠樾鮑氏應當是乾嘉時代中國最為富有的商人。程桓生出身于鹽商世家，其家族經(jīng)營兩淮鹽業(yè)可以上溯至十六世紀中葉的明代。及至清代前期，曾祖程名璨、祖父程訓壽，兩世皆娶棠樾鮑氏為妻，是揚州鹽務(wù)“首總”鮑志道、鮑漱芳父子的內(nèi)兄弟。鮑氏父子也就出自歙縣棠樾，與程桓生的老家槐塘，同屬于歙縣西鄉(xiāng)的二十二都，無論是從地緣上還是血緣上，兩個家族的關(guān)系都相當密切。另外，八大鹽務(wù)總商中的岑山渡程氏，始遷自歙縣槐塘，而槐塘也正是程希轅、程桓生的桑梓故里。這些都說明，程桓生家族與盛清時代的鹽務(wù)總商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

事實上，盛清時代的兩淮八大鹽務(wù)總商，也并不是所有的家族都在太平天國之后完全衰落。例如，其中的歙縣上豐宋氏鹽商，從其迄今保留下來的大批文書來看，在晚清時期仍然相當活躍。與槐塘程氏家族相似，雖然在嘉慶、道光年間該家族曾一度中衰，但他們同樣是在太平天國戰(zhàn)事尚未結(jié)束時就已開始重操舊業(yè)，從而在戰(zhàn)后的兩淮鹽業(yè)中占據(jù)重要的一席之地。

鹽、典、木號稱“閉關(guān)時代三大商”，咸同兵燹之后，至少鹽業(yè)和木業(yè)規(guī)章制度的重新確立，與徽商的影響密切相關(guān)。迄至今日，在徽州當?shù)?，一些徽商家族的珍貴文書不斷被發(fā)現(xiàn)。這些資料，對清代鹽政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學術(shù)價值，不僅大大豐富了我們對盛清時代兩淮鹽業(yè)的認識，而且對晚清鹽政史的諸多環(huán)節(jié)，則更有填補空白的意義。從程希轅與曾國藩的交往，以及他在咸同兵燹后期從事鹽業(yè)經(jīng)營的活動，再從程桓生在同、光年間長期主持兩淮鹽政，在在皆可看出徽商對晚清兩淮鹽政直接或間接的影響。

揆諸史實，太平天國以后，曾國藩改定票章，聚散為整，規(guī)定凡行鄂、湘、贛三岸者，必須以五百引起票；行鹽皖岸的，須以一百二十引起票。并在各岸設(shè)立督銷局，制定了“保價”、“整輪”等方針，也就是鹽價不準隨意漲落，也不準爭先銷賣。于是承辦票運者，盡屬大賈；小本商販，無力領(lǐng)運，票法精神漸失。新章開辦以來，淮南運商、場商“獲利較厚”。事實上，面對十九世紀中葉的重大變局，曾國藩為了籌措穩(wěn)定而充足的軍餉，需要盡快恢復淮鹽市場，在這種背景下，重建淮鹽管理體制以及招商認運，對包括徽州鹽商在內(nèi)的巨商富賈之倚賴亦在所難免，這也正是晚清鹽政制度中“寓綱于票”核心思想形成的原因所在。

最后，應當強調(diào)的一點是，對明清時代制度史的研究，除了詳究細探各類規(guī)章制度之外，對活躍其間的各色人物之關(guān)注更不可或缺。唯有如此，方能較為全面地考察制度的變遷與社會關(guān)系之嬗變。從程希轅、程樸生以及與之相關(guān)的一些徽州鹽商（如方性存）之生平事跡來看，這些人都具有一定的文化素養(yǎng)，甚至頗有“儒商”風度。從中可見，晚清時期，徽商對兩淮鹽政的影響仍然相當重要，這一點，與太平天國之后徽商基本上退出兩淮鹽務(wù)的通常認識大相徑庭。不過，清代前期與后期的情況仍然有著重要的差別——與晚清相比，盛清時代的鹽商一方面督促子弟經(jīng)由科舉考試步入宦途，從而自立為官商，另一方面則更是通過各種方式與官員交結(jié)，通過捐輸、報效等效忠皇室，從而獲得壟斷特權(quán)。及至太平天國之后，除了鹽務(wù)經(jīng)營格局的變化（其中的一個表現(xiàn)是湘軍勢力的膨脹）之外，具有商人家世背景者直接出任鹽務(wù)官員似成常態(tài)，權(quán)力與資本勾肩搭背的現(xiàn)象更為肆無忌憚。此一事實，從一個側(cè)面反映了明代以來中國政商關(guān)系的新變化。 

（本文原題《徽州鹽商與曾國藩——晚清鹽政史的重要一頁》，刊于2016年10月2日《東方早報·上海書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