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大航海時代的開啟，以及由此導引出的歐洲資本主義全球擴張，近世以來，不少學者把世界幾大文明區(qū)域以“大陸”和“海洋”相區(qū)分。東亞被認為是典型的“大陸文明”，意思是說，東亞人更注重朝向內陸的經(jīng)營，而不像15、16世紀的歐洲人那樣，對拓殖海洋傾注極大熱情。最典型的例證，就是明清以來中國的“海禁”、“閉關”，以及日本的“鎖國”。

但正像越來越多當代學人已經(jīng)論證過的，所謂“鎖國”有著具體的指向，絕非簡單地背朝大海、閉目塞聽，歷史上中國的“海禁”政策也不能和“拒絕與外界溝通”劃等號。

中國明清兩朝都曾實施海禁。但從時間上說，明朝海禁的時間遠長于清朝。兩代禁海，背后的動力相似，皆出于沿海地域安全考慮。一般說法是，明代東南沿海長期受所謂“倭寇”侵擾，閩浙一帶更是民寇不分，禁海一策是為防范內外勾結。

但從成效來看，“尺板不得出?！钡恼?，打擊了地方經(jīng)濟，切斷沿海百姓生計，反而迫使更多商、民鋌而走險，加入武裝海商集團，成為盜寇。汪直、顏思齊、李旦、鄭芝龍等前后數(shù)代海商/海盜首領，從東亞多邊貿易中聚集大量財富，又周旋于中、日、葡萄牙、西班牙、荷蘭幾大勢力之間，成為從東海到南海最大的海上軍事集團，控制著海禁時代從日本、中國、東南亞諸島到暹羅的貿易通途。

清朝政府在順治和康熙早期，亦施行過十分嚴厲的海禁。其目的主要是抵御鄭成功、鄭經(jīng)的海上反清武裝。不過這一政策隨著鄭氏退守臺灣而漸松弛，終于在康熙平定臺灣的第二年全面廢除。開海雖稍有反復，但清政權對海外貿易的態(tài)度，總的來說要比明朝更為正面、靈活和開放。

從歷史上看，中國的禁海與開海，體現(xiàn)的是國家與海商集團間力量博弈的此消彼長。背后的邏輯，與其說是拒絕海洋貿易，毋寧說是爭奪海洋貿易的控制權。國家與商人之間并不總是對立的，海商集團是典型的跨國行為體，凡成功者，無不都與周邊的國家及非國家政權保持微妙復雜的聯(lián)系。海禁時代的東亞海域，不但毫不蕭條死寂，反而是熱鬧非凡的歷史演劇場。

說到劇場，有一出戲不得不提。1715年11月15日，日本大坂城內的竹本座劇場，人形凈琉璃劇《國性爺合戰(zhàn)》在此首演。這部劇由著名作家近松門左衛(wèi)門創(chuàng)作，以鄭成功的抗清故事為藍本，虛構了一位中日混血的英雄“和藤內”，從日本渡海、收復南京、驅逐韃靼的故事。該劇上演后大獲成功，創(chuàng)下連續(xù)演出17個月的紀錄，成為江戶日本“時代物”（歷史?。┑慕?jīng)典作品。

鄭成功的故事在東亞一帶廣為傳頌，但若從國家視角出發(fā)，對他的理解則大異其趣。日本人贊頌他，正如《國性爺合戰(zhàn)》所表現(xiàn)的，在于他大義忠君、堅守中華正緒，或許也因為他有一半日本血統(tǒng)。近代中國的抗爭史觀，則著重他在臺灣趕走荷蘭殖民者的事跡，強調他是收復臺灣的“民族英雄”。1949年至今臺灣島內對他的認知，又參雜了“統(tǒng)獨”論爭。參差交錯的歷史闡釋背后，當然都是當代意識形態(tài)的糾結不清。

若不從單一國家視角出發(fā)，也許倒更清楚些：鄭氏海商集團，是海禁時代東亞最為成功的海上跨國貿易/軍事集團，它也是最后一個。其興起和衰落，特別直接地體現(xiàn)了早期全球化和近代東亞格局重組，對本地區(qū)歷史走向的巨大影響。

鄭氏集團崛起于鄭成功的父親鄭芝龍。鄭芝龍1604年出生于福建泉州，乳名一官。西文文獻多以Iquan記載。他早年在澳門學習經(jīng)商，并接受天主教洗禮，教名尼古拉斯。后經(jīng)馬尼拉前往日本平戶，成為大海商李旦的手下。

當時東亞海域移民頻繁，平戶、馬尼拉、臺灣、越南等處都有華人移民社會，日本人移民也遍及南洋諸島及中南半島。這些跨國活動與官方朝貢貿易一起，成為東亞海上貿易最重要的網(wǎng)絡。葡萄牙、西班牙、荷蘭和英國為白銀、絲綢、香料、槍支及茶葉的貿易利潤所吸引，也先后加入進來，使得東亞海域成為多方合作、角力的場所，利益關系錯綜復雜。由于明朝禁海，華商將基地移往日本、南洋等處。李旦與日本當局關系良好，獲得特許海外貿易的朱印狀，成為海商領袖，平戶也成了中國海商活動的中心。這就是鄭芝龍來到日本的背景。

長期周旋于各方之間，鄭芝龍不但通曉多國語言（官話、閩南話、葡萄牙語、日語、西班牙語和荷蘭語），也逐漸培植起自己的勢力。李旦去世后，鄭芝龍打敗其他海商，繼承了李旦創(chuàng)建的海上王國。他向德川幕府輸誠，獲得幕府的支持和信任，屢次利用平戶的官府來打擊荷蘭等對手。1623年，他娶日本人田川氏為妻，翌年得子福松，即后來的鄭成功。此后，他又接受明朝招安，把自己的基地轉移到福建，以強大的海軍力量，牢牢控制了中、日、東南亞之間的貿易網(wǎng)。

鄭成功6歲時才離開平戶來到福建，系統(tǒng)接受儒家教育。他14歲中秀才，20歲入南京國子監(jiān)。是年清軍入關，一路南下。鄭芝龍等在福州擁戴朱聿鍵稱帝，改元“隆武”。南明政權倚重握有軍權的鄭氏集團，遂賜國姓“朱”、名“成功”與芝龍之子。鄭成功之名，及稱號“國姓”由此而來。西文文獻中的鄭成功是Koxingca，即“國姓爺”的閩南語發(fā)音。

鄭芝龍本是海商，對自己貿易王國的關心遠超過對任何政權的效忠。在泉州同鄉(xiāng)洪承疇的勸誘下，鄭芝龍投降清朝。鄭成功阻止不成，出走金門。鄭芝龍本以為清廷會讓他掌管南方三省，不料清軍主帥背約，把他押解至北京，成功之母田川氏亦死于戰(zhàn)亂。

此后鄭成功逐漸繼承了鄭芝龍的家業(yè)，以反清復明為志，不斷在廣東、福建沿海一帶與清軍纏斗。此時的鄭成功擁有東亞最強大的海軍力量，他利用制海權管控商路，建立山海五商體系，從連接東西洋的貿易網(wǎng)絡中獲得巨額利潤以供養(yǎng)軍隊；并利用和日本當局的良好關系招募武士、購買日制盔甲和武器。他還多次讓平戶的中國移民（其中不少是明亡后到來的遺民）向德川幕府求助。雖然幕府沒有直接出兵，但他確實招募到不少日本人，此外也有不少歐洲及非洲雇傭兵。

1659年，鄭成功揮軍北伐，沿長江而上，連克數(shù)鎮(zhèn)，江南震動。翌年指揮廈門之戰(zhàn)，重創(chuàng)清廷水師，從崇明島到廣東惠州的南方海岸線幾乎無守備之力。在此情況下，清廷采納鄭軍降將黃梧的建議，強令山東至廣東沿海居民內遷數(shù)十里，堅壁清野，使鄭軍無法從沿海地區(qū)獲得補給，切斷鄭氏集團與中國內地的貿易聯(lián)系。這是清代海禁的頂點。

失去陸上基地，鄭成功的商業(yè)和軍事網(wǎng)絡就失去根基。他急需在大海中尋找一塊進可攻退可守的根據(jù)地。與福建隔海相望、地處東南亞與東亞海路樞紐的臺灣，就成了首選。臺灣當時由荷蘭東印度公司占據(jù)。荷蘭人1624年被明軍從澎湖趕出后，就轉而經(jīng)營臺灣西部，把它當作同日本貿易的重要據(jù)點。鄭芝龍當年就被派到臺灣為荷蘭人作翻譯，也是從臺灣開始接管李旦的商貿網(wǎng)絡。鄭成功時代，鄭氏船隊曾多次與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艦隊沖突，爭奪對日貿易特權。1661年，鄭成功出兵臺灣，鏖戰(zhàn)數(shù)月，終于在1662年初驅逐了荷蘭人。

占領臺灣不久，鄭成功即去世。其子鄭經(jīng)掌權，一邊屯墾臺灣，一邊繼續(xù)同日本及英國東印度公司做生意，將鄭氏政商集團又維持了20年。在此期間，清廷逐步鞏固了對沿海地區(qū)的統(tǒng)治，中央集權日益強化，并逐步恢復海外貿易。1683年，清軍攻臺，鄭經(jīng)之子鄭克塽無力抵抗，投降清朝。馳騁東亞海域半個多世紀的鄭氏集團，終于湮沒于歷史中。此后清朝開海，和日本一樣，海上貿易漸由國家管控。

值得注意的是，清代海禁時間不長，康熙開海之后，由于海疆鞏固，不再有武裝私商集團的侵擾，中國不論官方還是私人的對外貿易，都有了長足發(fā)展。

回過頭看所謂兩種文明（大陸與海洋）的差異說，其實缺乏堅實的歷史基礎。早期現(xiàn)代的歐洲，礙于奧斯曼土耳其在東邊的崛起，不得不以極大的投入，致力開辟海上新商路，并終于開啟大航海時代，這是沒有問題的。但由此便認定東亞世界自絕于海洋，缺乏海外貿易的動力，這未免過度解釋。東亞國家沒有像西歐那樣，舉國家之力開拓海疆，恰恰因為16、17世紀東亞政治格局的重組，中日都走向長期統(tǒng)一穩(wěn)定，國家強化了對海外貿易的管控，以消除安全隱患。歐亞兩地對海洋的不同開拓，與其說是文明的差異，倒不如說是歷史的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