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在華東師大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中國近代社會變遷研究中心教授楊國強先生的召集下，11月26、27日，“多樣的變局——中國近三百年之轉(zhuǎn)型”學術(shù)研討會在滬舉行。同去年的會議一樣，報告人均為青年學者，地域上則不限于上海，而是擴展到北京、武漢、成都、臺中。這次討論會分作四場，主題分別為“明清傳統(tǒng)的再認識”、“清末民初之變與不變”、“20世紀中國史研究的貫通”、“文史互通與近代中國研究的新境”。王家范、程念祺、周武、張劍、楊國強等先生擔任點評人。雖然會議不用提交論文，但報告人主旨明確，闡述明晰，討論踴躍而熱烈，與會者表示很受啟發(fā)。應(yīng)編輯之約，報告人整理了自己的發(fā)言稿，由澎湃新聞·私家歷史欄目發(fā)布。

譚徐鋒：青年史學家的自我修養(yǎng)

一、中國近代史何以成其為學問？

太平天國史研究的一代宗師羅爾綱年少時，在胡適家中當助手，他恪守學徒的本分，不領(lǐng)一文的薪資，讓胡適頗為感動，常以“不茍且”相誘導(dǎo)。后來當羅爾綱有機會去清華大學教近代史，胡適愛才心切，對他提出了嚴厲的批評，認為，中國近代史包括的內(nèi)容廣泛，羅當時僅僅研究了太平天國一部分，要去教人實在有些勉強；加之主事者蔣廷黻是名教授，羅無力接手，很可能站不住，反而會進退失據(jù)。

言外之意，當時的近代史盡管草創(chuàng)，但溝壑絕大，不能躐等，更期待羅爾綱能深藏自蓄，深挖洞廣積糧緩稱霸。羅對胡適的話語切記在心，所以后來的學問都以樸實著稱，對于太平天國史可謂了然會心，一生學問傾心于此，終于實至名歸。

羅氏《太平天國史》后來由中華書局出版，蔚為經(jīng)典。后人盡管試圖重寫，其實要超越或許頗為困難，不僅在學識上望塵莫及，而且在氣度與耐心上似已不勝往昔。

中國近代史這一學術(shù)領(lǐng)域，蔣廷黻提振在先，羅的同學張蔭麟、吳晗等人也都在留意收羅近代史文獻，稍長一些的顧頡剛也早就用心于辛亥前后史料的購置，這些學人后來主要貢獻似乎不在于近代史，但都不約而同地開始注意相關(guān)資料，并進而將其整齊歸攏，無疑已將其重要性提到議事議程，只是礙于抗戰(zhàn)軍興四海播遷，很多心血都蕩然無存。

就在抗戰(zhàn)時代西遷的燕京大學研究院，陳寅恪親自指導(dǎo)了石泉的碩士論文《甲午戰(zhàn)爭前后之晚清政局》，作為淮軍要角后人的石泉，在風雨如晦之時，將陳寅恪治隋唐史之國際視野移到近代中國，“觀察甲午戰(zhàn)爭前后中國內(nèi)部情勢演變之過程，明其所以為近代史上一轉(zhuǎn)捩點之故，以求與遠東國際局勢之演變相表里”，進而解釋清廷覆滅的根由。

此作創(chuàng)論的前后，蔣廷黻、陳恭祿、李劍農(nóng)、郭廷以諸人的近代通史著作逐漸涌現(xiàn)，氣象一新，不少人更是由近代史的親歷者與參與者，一變而為近代史的登壇說法者與研究者，不少感同身受之處，令人傾心。相對而言，陳寅恪作為晚清督撫后裔，加上跟清室愛恨情仇交織，害怕自己研究時動感情，所以只在晚年以《寒柳堂記夢》出之，這一刻意壓制的情愫，提醒世人，當時的近代史在逐漸衍生為一門學問的同時，也在激蕩無數(shù)親歷者的內(nèi)心，作為學問與人生之間的解釋無疑有著足夠的張力。

但是其中經(jīng)典依然有限，現(xiàn)在看來，李劍農(nóng)《近百年中國政治史》、蔣廷黻《中國近代史》與王信忠《中日甲午戰(zhàn)爭之外交背景》或許堪稱名作，但跟陳寅恪等人的中古史研究相比其實還有不小的差距，如果檢視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諸書，無疑可以發(fā)現(xiàn)其中的層級感與多面相是如何豐富與活絡(luò)，在看似簡略的敘述中，其中有一絕大的問題與結(jié)構(gòu)，從種族-文化與國際連環(huán)反響的視角入手，如果不是深諳隋唐史事，很難在數(shù)萬字之內(nèi)對其有如此精巧的解讀。更不要提陳氏晚年的《柳如是別傳》，其中對于明清之際史事的勾陳，既有詩史的醇厚，又有情感的流動，還有記憶的復(fù)活，至今依然有很多不同的復(fù)述與申論，但都圍繞此書而展開。

如果近代史領(lǐng)域有了如許的著作，那么或許就意味著近代史作為學科與學問的登場，這一步履似乎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方才成為現(xiàn)實，但真正能百讀不厭的經(jīng)典風起云涌時間或許更晚一些。

二、史無定法：尋找歷史的主體意識

歷史既是往昔，也是當下與未來，當我們開口言說之時，便是歷史消逝之時。這一抽刀斷水水更流的歷程，提示我們此前對于歷史的刻板化固態(tài)化認識，大多緣于前人有意無意的定位與區(qū)隔，這一人為的設(shè)限其實有很多值得檢討之處。

如何能將歷史解放出來，而不是將歷史改造成一座病梅館，“不為人蔽不為己蔽”，可以說是尋找歷史的主體意識的要害。

無論是歷史研究的加法與減法，我們在逼近歷史對象，往往切割了很多多余的目光，以便干凈利落地進入歷史的腹地，進而取走我們所要探求的歷史研究之物。

不過這一過程，卻很容易鑄就史學家戰(zhàn)略與戰(zhàn)術(shù)上失誤的困頓。

歷史的真實有足夠深廣的戰(zhàn)略縱深，需要史學家不斷的探尋，好比在礦山的考掘，既有要長遠的眼光以便摸清礦脈，又要有繡花針的細密功夫能將礦石條分縷析，進而成就富礦與利器。

當史學家不太在意歷史的豐富性與復(fù)雜性，有意忽視歷史的主體意識，在拔劍四顧心茫然的形勢之下毅然出發(fā)，無疑會鑄成歷史研究的歧途。

還是以陳寅恪為例，陳氏的史學論著，看似在梳理魏晉以降的中古史，背后卻關(guān)聯(lián)著他的整個家族史與個人史，舉凡家國情懷，周游列國的學術(shù)取徑，經(jīng)年典藏的一顆紅豆，萬里風波之中的巾箱本史籍，以至于其家中懸掛的俞平伯所抄韋莊《秦婦吟》的中堂，時不時流連忘返的京劇與評彈，都可以是其史學書寫的引線，一不小心就溜進了這位“教授中的教授”的思慮之中。

相對于陳氏縱橫四海的求學經(jīng)歷，當下的史學家對于研究對象的懷想，對于歷史遺跡的追訪，似乎還很不夠，我們對于明末三大儒如數(shù)家珍，但或許卻從未踏訪過黃梨洲的墓與他所注目的天一閣，顧亭林所留意的昌平山水。當我們順著梁任公、錢賓四關(guān)于明末清初的歷史敘述亦步亦趨之時，我們不僅對明末清初的痕跡甚少追訪，對于梁、錢所經(jīng)歷的清末民初巨變與內(nèi)心激蕩也所知有限。

更加讓人不安的是，盡管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但其實如何對待“死”以及背后那套人生態(tài)度與禮俗，趨近深深扎根于古人與近人的心靈，正如海德格爾所說人是向死而生，是當下研究者的弱項。過往的歷史其實除了那種豐富性，也更多的是當下所少有的敬畏之心，“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這最后的說法無異于嚴重的指控，但也無異于正是當下某些學術(shù)生態(tài)的真實寫照。

所謂“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有時淪為“翻萬卷書”與“兒童相見不相識”，對于清末民初之輩，我們既不熟知他們自幼的童蒙讀物，也漠然于他們所精研的四書五經(jīng)與御批通鑒綱目，對于作為他們生活方式的詩文與書法更是有些遙遠，所謂論述愈是成篇累牘，愈是讓人頓生在尋求意義中迷失意義的惶恐。

三、史學家的節(jié)制之美

今人對于西人所制造的知識幻象有著迷似的追求，所謂知識生產(chǎn)就是其中最為堪憂的一種，在茫然信從之中將鮮活的歷史生扯成記憶碎片。一旦幻象成為規(guī)矩，規(guī)矩又披著西洋學問前沿的面紗，鼓噪之中，邯鄲學步最終反失舊步。

這一現(xiàn)象的蔓延甚至成為一種憂慮，愈演愈烈之下，知識生產(chǎn)在勞民傷財之余，似乎對于真正的世道人心反而失去了應(yīng)有的關(guān)切，史學的人文性與史學家的主體性儼然成為一種奢求。

這似乎提醒我們，當研究者像一臺永動機一般不停制造歷史知識之時，其實可能需要某種節(jié)制與自省。

就選題而言，倉促上馬與依樣畫瓢，最容易產(chǎn)生“成果”，但也最容易淪為快消品，古人與近人的教訓(xùn)很多，相反，那些經(jīng)過反復(fù)思考與精心準備者，往往可以留得更久。更嚴重的是，似乎“性之所近”成了一種借口，在輕車熟路之下，固有的路徑依賴有些牢不可破。可是我們反觀那些中外的優(yōu)秀史學家，在成名之后，他們更愿意挑戰(zhàn)不同類型的新題材，成功與否倒不一定，但的確讓個體的史學生涯顯得生機勃勃，而讀者無疑也可以從中領(lǐng)會史家的匠心獨具。

就敘述而言，一些論著問題意識與材料之間缺少足夠的勾連，史料堆砌的現(xiàn)象似乎積重難返，盡管史學論著越來越多以致有目不暇接之感，但好讀耐讀者卻并不太多，顯然在不斷追求更高更強的時候，我們的筆調(diào)顯得益發(fā)漫不經(jīng)心，似已缺少了那種悠游的考究。歷史敘述與其說僅僅是形式問題，毋寧說是思考方式問題，當我們錯過了最該磨礪自我的時候，反而選擇怠惰的陳陳相因，最終錯過的是形成獨特敘述風格的最佳契機，當然也談不上所謂吸引讀者，進而由學風影響世風。

就關(guān)懷而言，當下研究的碎片化似乎已經(jīng)成為眾矢之的，但卻很少有人追問為什么碎片化以及如何避免碎片化，大而化之的爭論之間，很難有通融的余地。粗略看來，碎片化的到來，或許跟新文化史的導(dǎo)入不無關(guān)聯(lián)，原本期待借由這一新潮流，使得此前的歷史研究更加細膩，更加流光溢彩，然而不曾想更多是眼高手低，利劍化為利刃，在反復(fù)拉扯之中淪為標簽，卻讓此前的厚重消失殆盡。

引入新文化史等新潮流者，有可能忘記了這些潮流之中的反智傾向，販夫走卒之流，當然很值得研究，但是《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其實有大關(guān)懷，E. P. 湯普森在重建工人階級生命歷程的同時，其實又企圖強調(diào)文化塑造的功用，既調(diào)動了無盡的材料，又從社會關(guān)聯(lián)與事件生產(chǎn)的現(xiàn)場感之中讓人感受到敘事的魅力，正如《泰晤士報》評論所說，“幫助人們重新想起工人階級在自我形成的過程中表現(xiàn)出的苦惱、英雄事跡和理想追求”。

新文化史的旗手娜塔莉·澤蒙·戴維斯本身就是一個生活的叛逆者，她所傾心的史學絕不僅僅是引車賣漿者流，更多是這些群體背后的社會文化邏輯，更高遠者則除了揭示這些歷史事實，更能將背后的心理事實撥云霧見青天。而后續(xù)研究則遠遠未能達到這個標尺，所以顯得力不從心，美國史學研究者的“草根化”和“反智”的社會風氣其實很盛，這在某種程度上或許對于特朗普的成功不無助力，但這種助力是好是壞，其實還值得仔細分辨。

這些思路未加甄別地傳到中土之后，國內(nèi)利用新方法成就好研究者也有不少，但有不少研究似乎除了名號之外，并不太能夠揭示背后的運行邏輯。如果新方法只是換了一種說法而已，那其實真該嘗試一種“武器的批評”。

在面臨如許困境之時，桐城派所倡導(dǎo)的義理、考據(jù)、辭章三者并舉的為學之方，似乎依然是青年歷史學人的祖?zhèn)髅胤健Ｆ鋵嵾m度沉入古典，進而返古開新，在疏通知遠之中或許更利于成就獨到的史學路數(shù)。

四、尋求意義之路

我們回眸數(shù)千年中國文明時，總是會給予歷史以極高的贊譽，“中國于各種學問中，惟史學最發(fā)達，史學在世界各國中，惟中國最發(fā)達”（梁任公語）。但不曾想到了我們這一輩，史學似乎缺乏了她應(yīng)有的高度，這當然不是局外人更不是少數(shù)人的責任。

在這一語境中，無論如何強調(diào)史家與史學的人文性，似乎都不過分。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史學危機”說，試圖消解與抗爭的是消費時代對于史學家生活空間的煎熬，當下的歷史研究碎片化爭議，則是對于史家生存空間與史家的人文性何從何去的憂慮。

我們一方面在感嘆歷史與歷史研究越來越邊緣化，一方面又有些“自甘墮落”，對于大經(jīng)大脈缺乏足夠的疏通，置“言之無文行之不遠”的古訓(xùn)于不顧，兩造之間矛盾重重。其實唯一能化解的，就是史家“博學于文，行己有恥”，不斷反思自我的研究方式，以優(yōu)秀的作品，層出不窮地重建歷史記憶，那些被歷史遮蔽的角度終究會重現(xiàn)聲光。

過往歷史的個體，能夠發(fā)光發(fā)熱者，哪怕那些凡夫俗子，都絕非泛泛之輩，能夠鍥入這些歷史個體心靈者又豈能是泛泛之輩又怎能碌碌無為？作為知識分子的史學家的自我修養(yǎng)，除了手中需要珍惜的筆法，更要有勇于入世的襟懷，當一幕幕鮮活的歷史呈現(xiàn)出來，史學家的自我修養(yǎng)也很可能幻化為孫悟空的如意金箍棒，無疑將會形塑一個色彩斑斕的生活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