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作家、前臺北市文化局局長龍應臺在香港大學的一場演講中，遭遇全場高唱《我的祖國》的盛況，這一幕在大陸社交媒體上經歷了廣泛轉發(fā)和齊聲點贊。即使龍應臺做出后續(xù)的補充再闡釋，也阻礙不了愛國主義情懷的發(fā)力與號召，連我50后的老媽也聞聲一起哼唱“一條大河”，還不忘表揚一句，呦！香港人還會唱這歌！

自我赴香港工作后，常有身在大陸的親友關心我的人身安危，我亦常對社交媒體上五花八門的“香港人”形象感到蜜汁尷尬。網(wǎng)絡里的香港人，他們一會兒是一群面目猙獰的暴亂分離分子，尤其以“青年新政”公然辱華吹獨的兩位年青人為代表。可是在同一天的新聞里，他們又變身深情款款的愛妻迷弟，貴為豪門公子卻躬親采買，購物袋疊身，愛家愛老婆的兩岸三地愛情典范，看得網(wǎng)民忙不迭吞下一口狗糧……我每每想要彌合這些分裂的香港人形象，又確乎感到困惑乏力。

“刻板印象”往往最切中日常經驗，最易傳播也最易獲得認同，卻也最易流于偏頗和簡單化。至少就“香港人”這一形象來說，其中大段的紅色章節(jié)和左翼歷史，在今日的社會對峙和撕裂情境中，似乎都變得難以表述乃至無從說起。以至于一位生于60年代的香港教授帶頭高唱紅歌的時候，網(wǎng)民們吃驚地發(fā)現(xiàn)，你竟然跟我是唱著同一首歌長大的！

一

事實上，香港從未離開現(xiàn)代中國的革命歷史。1925年香港25萬工人大罷工聲援上?！拔遑\動”，1942-1945年活躍在香港的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港九大隊，更是中共領導下的極富傳奇色彩的抗日游擊隊武裝力量。直到1950年代，香港開始上演堪比30年代上海的國際大制作劇目，一方面是剛剛成立的新中國本著“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堅持對港工作，另一方面是退守臺灣的國民黨當局積極利用有利形勢，實施反共策略；港英當局謀求殖民統(tǒng)治的長治久安，美國奉行反共反華的金元外交；多元政治勢力并存，多重利益角逐。但是1949年前后的香港，其主導色調仍是紅色浪潮，在全球反法西斯戰(zhàn)爭取得勝利、一系列南方國家反帝、反壓迫民族民主運動高漲的歷史語境中，左傾是理所當然的大勢所向。

以香港電影為例，伴隨著1949年大量涌入的南下難民，以及香港作為一座移民城市的確立，粵語語言、風俗習慣、邊緣身份都使得電影這一大眾娛樂樣式，成為國共兩黨文化主導權爭奪的核心戰(zhàn)場。四五十年代，一批具有左派背景的獨立制片公司，如長城、鳳凰、新聯(lián)、大光明、南群、五十年代、龍馬等紛紛成立，繼承上海進步電影遺產，將香港左派電影創(chuàng)作匯聚在“反帝、反封建，以及知識分子改造”兩個重要主題之下。中共領導下的左派電影公司在20世紀50年代初的創(chuàng)作實踐，不僅贏得了觀眾，占領了市場，而且身體力行地推動了香港電影制作水平的提高，加快了香港電影市場的優(yōu)勝劣汰，為日后港片的輝煌打下了重要的物質基礎和創(chuàng)作基石。

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后，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國實施封鎖的背景下，香港成為中國與世界聯(lián)系的重要窗口，美國也加緊支持臺灣國民黨政權，積極擴張在港活動。在這一國際格局影響下，香港的“左-右”對立日趨緊張，正是在這個時刻，一批優(yōu)秀的電影人出于各種原因脫離左翼陣營，轉投向臺灣，如李麗華、林黛、岳楓、嚴俊、文逸民、胡心靈、樂蒂、關山等，其中不乏日后響徹整個華語電影圈的名字。也正是從這時候起，反對港英殖民統(tǒng)治、反抗帝國主義壓迫，成為大量香港進步青年學生的理想與政治認同，他們不僅會唱《義勇軍進行曲》、會唱《我的祖國》，還組織各種讀書會認真學習馬列毛的經典著作。記得當年初涉香港電影研究，看慣了古惑仔和周星馳電影的我，第一次在文獻資料里發(fā)現(xiàn)當年香港電影人竟然和他們的大陸同行們一樣，努力學習熱烈討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那一刻我跟今天的廣大網(wǎng)民一樣，充滿了“原來你也在這里”的驚喜。

龍應臺教授的回應文章，感嘆（或者還有點不懷好意？）70年代的香港大學生，“憧憬紅色的祖國可以帶來的公平正義和民族自尊”，卻忘了（或有意忘記？）這個“火紅的年代”同時交織著香港的經濟起飛與政治轉折，她“政治地”認出了黎明飾演的“許港生”與舒淇那段纏綿的校園愛情《玻璃之城》，卻再度選擇從“大河就是大河”的“去政治”隘口逃逸。幸好1998年上映的這部典型香港文藝片，在初出茅廬的（彼時）小鮮肉吳彥祖的驚艷亮相中，顯影了年輕世代面對文化記憶和歷史糾纏的焦慮與無措。

有趣的是，今天的香港，已經成為一罐奶粉都能引爆危機的“超政治化”城市，只是其中的政治風向，已經隨著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重組與再置，被重現(xiàn)對焦。曾經波瀾壯闊的愛國左翼斗爭歷史，曾經反殖民爭取民族解放的革命歷史，已經無法整合進今日有效的香港表述之中，甚至不足以讓我們應對和認識今日的香港社會。

二

在我工作的香港某高校的辦公室里，盛滿幾十個研究助理和博士后，本已是點頭之交、一笑而過的辦公室交往，坐在我隔壁的香港同事，竟是一個微笑都欠奉，大陸人和香港人已經涇渭分明的日常社交和食宿友情，讓我感慨十年前讀書的時候，還是勾肩搭背地和香港友人一起去夜宵的。

一位香港朋友在港府某著名高校里教政治學，忙于論文教課的青椒皆苦，他的苦惱還來自講臺上的“自我審查”，凡涉及大陸問題，他必謹慎措辭并尊重今日香港社會的某種“政治正確”，免得被一群90后青年學生投訴。多年前我們相識于北大，那時候他申請獎學金來大陸增長見識，這位聲言自己有“大陸（大中華）情結”的香港青年，現(xiàn)在跟我談起香港的未來，也是一籌莫展。

如果說《我的祖國》唱出了在大陸視野中，已經逐漸淡去的香港左翼斗爭歷史，那么在某種意義上，今天香港的年輕世代亦是在自身的社會困境中塑造著“大陸人”形象：普通購買者雄赳赳氣昂昂跨過羅湖口岸，大舉采購日用物品，富裕階層流連于中環(huán)的愛馬仕門店不停掃貨；逐年增多的港漂，不僅擠占了香港本地青年的就業(yè)機會，起薪也比同等學歷的香港青年人更低。歷經亞洲金融海嘯、經濟一蹶不振，而來自對岸的壓力與日俱增，從日常生活摩擦到生存資源競爭，從一罐奶粉到一張選票，日益脆弱的連接紐帶時常一觸即發(fā)。

2014年末，我在清華大學聆聽臺灣學者趙剛教授開講，反思臺灣太陽花運動，隨后引發(fā)了臺灣和大陸學者針對包括香港占中和臺灣太陽花運動的爭論與交鋒。這幾年，輾轉港臺和歐洲，我深切地感受到，包括大陸和港臺青年在內的世界各地的年輕世代，都在“水深火熱”的窘迫里，困厄于高失業(yè)率和高房價的慘淡生活。猶記得在意大利的時候，老師特地提醒我，如果有老教授請你吃飯，大可欣然赴約，如果是青年人邀約，一定記得AA分擔賬單，因為現(xiàn)在歐洲的年青人實在很窮。在青年人口失業(yè)率高達39.1%的意大利，一位同齡的意大利博士告訴我，他根本不可能在本土的意大利大學里找到教職，所以準備去亞洲碰碰運氣。我立即禮貌婉轉地提醒他，目前中國高校里的職位競爭也很激烈，心中卻道“千萬別來跟我搶飯碗啊”。同理之心，我也能理解當整間辦公室差不多一半以上都是大陸來港工作的職員時，我的香港同事心中的酸澀吧。

回港未幾，特朗普當選新一任美國總統(tǒng)，相繼有右翼候選人問鼎歐洲國家領導人寶座，而在柏林墻倒塌當日（11月9日）勝出的特朗普，正聲稱要在美國墨西哥邊境重鑄高墻和隔離帶。20世紀社會主義實踐的重挫，使得全球左派們逐漸放棄了在傳統(tǒng)階級議題上的斗爭，轉而投身身份政治和文化差異的戰(zhàn)場。在幾乎不可逆轉的“流動的現(xiàn)代性”和金融資本“去轄域化”的歷史進程中，本土保護主義、右翼民粹主義幾乎成為普通民眾唯一可以倚重的政治信念。于是在新自由主義暢行無阻30多年導致巨大的貧富對壘之后，階級問題正以身份認同的面目重新歸來，時刻攪動分離主義的政治風潮。

在這一語境中成長的青年世代，已經顯示出了迥異的文化認同和情感政治。某次帶00后的小外甥去看電影，我推薦爾冬升，他堅持湯姆·克魯斯，我說港片理當支持，他堅持好萊塢才有好電影。在他難以想象的80后的成長歲月中，一代人跟著瓊瑤阿姨談情說愛，看著古惑仔理解江湖血雨，在娛樂文化尚不發(fā)達的80、90年代，沒有朝向歐美文化市場的全面開放，沒有來自日韓星星們的太空美學，港臺大眾文化是我們這一代人唯一的青春養(yǎng)料。世殊時異，一夜之間似乎全都不一樣了，經濟比出了強弱，文化分出了高下，香港電影人“北漂”淘金，港片早已“不港”。同時，對回歸后的香港青年來說，回歸從來都不是降下米字旗、升起紫荊花那般簡單，它牽涉著這個有一百多年被墾殖歷史的自由港，如何重新想象自己的文化身份，如何再度講述自己的淵源歷史，如何在“香港人”之外，再度成為一個“中國香港”人的心理調試。

作為現(xiàn)代中國革命“遺留問題”的香港、臺灣問題，既是一個中國內部的核心關切，又無法脫離冷戰(zhàn)與后冷戰(zhàn)情境，以及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調整與變遷過程。期待《我的祖國》能夠唱出更多意味，翻檢曾經共同的文化記憶，尋找新的統(tǒng)識表述，或許這正是“探索21世紀國際主義的可能性”的開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