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前，我剛完成在美國的學業(yè)回到中國。剛回來的時候，還沒有想好今后要干什么，打算先到處觀摩觀摩，看看有什么可以施展自己的機會。朋友體貼，也時刻幫我張望，于是就邀請我參加大大小小各種飯局。

我本身是一個對飯局沒有什么好感的人，覺得飯局都是在浪費時間。一大批本來沒有任何交集的人通過互相敬酒、互相喊著“周總”、“黃總”、“李總”的方式套近乎，看起來好像都認識了很久，但其實不然。大多數人都只不過是剛坐下沒多久，仍處在連對方名字都叫不出的狀態(tài)。

我理解這檔子事情的意義，即結交一批已有社會基礎的人，通過他們獲得一些自己可以利用的資源，把他們當工具給自己創(chuàng)造平臺。我不反對這種自由結社的方式，但作為康德主義者、新康德主義者、新新康德主義者，我自然會對這類事情感到厭惡，因為康德主張把人當目的而非當手段。

當然，我還是太孬不自信，怕自己錯過什么——即便帶著“海歸”的帽子也一樣——這個社會可能并不需要我這樣一個人。剛回國的時候，不確定性太強，需要落地。于是，我就接受了朋友的邀請參加了飯局，指望能獲得點什么。經歷了自行車、地鐵、出租車等多種交通工具的轉換之后，我進入了飯店包廂。

和我想象的沒有太大差別，一進門就看到桌子上堆滿了瓶瓶罐罐，滿屋子充斥著男男女女的酒氣。碰到這種場景，我自然是不會主動開口去說什么。當然，我也不會表現(xiàn)得如先前所想象的那樣，露出滿臉的不耐煩。我愿意去觀看眼前的觥籌交錯，去傾聽在場者的竊竊耳語。

我朋友給在場的各位美化夸大了一番我的美國哲學碩士經歷之后，有一個做貿易起家、現(xiàn)正經營淘寶大鋪的身價億級富翁鐘總（化名）直接向我發(fā)問：“你學哲學有什么用？”口氣顯然并不友好。這樣的問題，我聽到過千百次。我知道他接下來會說什么，所以我就想掐住話題。

我直接回答：“沒什么用。”但他又問：“那你在美國讀很好的大學嗎？” 我說：“一般，但老師都還可以，都畢業(yè)于美國老牌名校。”他接著問：“你們老師賺多少一年？”我答：“文科賺不多，而且是公立大學，官網上看，助理教授大概稅前五萬美元，副教授大概六七萬，教授八九萬。”最后，他冒出一句：“你相不相信，我跟你老師走在馬路上，問十個姑娘，至少有八個，不對，至少有六個姑娘會選我?！?/p>

在場的其余人都啞然失色，怕我會做出驚人之舉讓場面難看。我理解鐘總的言下之意，我想他是在向我“宣誓主權”，但其實更多是在害怕。他害怕我會當面跟他爭起來，怕我罵他暴發(fā)戶。其實我不會，因為對于“何為至善”這樣的問題，我堅信多元價值的理念。

每一個人都可以選擇并堅持自己的價值觀，并且在自身價值觀的引導下，去選擇自己的路，去做自己喜歡的事。有些人可以從小一路讀書讀上去，本科碩士博士博士后；也有人可以早早離開校園，進入商場廝殺，最后搏得風生水起。我堅持認為，這里面沒有等級之分，只有方向之分。

于是我回應鐘總：“你想說什么，你可以說得更直接點?！彼炊恢趺撮_口，他不好意思直接說“你們讀書有什么用，讀了這么多書也沒有我賺得多，有文化有屁用”，即便他心里很可能是這么想的。但是我愿意帶著極為優(yōu)雅地態(tài)度讓他表達他的真實想法。在我看來，他其實可以更加自信地堅持說八個姑娘，甚至九個姑娘都會選擇他，沒必要改口。

我朋友很快出面打圓場，把這個問題糊弄了過去。當然，這并沒有讓鐘總感到釋懷。我猜想他心里依舊不舒服。如果我說“我們讀書讀了再多也沒有用，也沒有鐘總那樣成功”然后自飲三杯酒以表敬意，他才會感覺好很多。

事實上，他似乎是想通過把我比下去，向在場的各位宣告他自己的成功人生，宣告資本的勝利。但真正有意思的，并不在于這場交鋒，而在于一個沒有依賴家庭資源、憑借自身努力在某領域大獲成功的億級老板，依然無法與自己和解，依舊不那么自信，依舊渴望來自他人的認同，即便這個人在他眼里是微不足道的。

這種不自信的狀態(tài)其實彌漫在當下整個社會，沒有一個個體能回避這股潮流。我們常以為“有錢了，口袋滿了就能讓自己變得自信”，其實不然。有錢還不夠，要自信可能還得要點文化底蘊，要有點知識。要不然，怎么大學里一到周末，就有各種西裝革履人士來參加什么總裁班、靈修班、禮儀班呢？

我之前在國內某校哲學系讀過幾年書，我們系在教學樓7樓，樓上那層屬于經濟學院。每到周末就有各種總裁在那邊上課。最熱鬧的就是下課的時候，這幫人喜歡在走廊里大聲講電話。電話那頭大概問“你在哪里”，電話這頭的總裁總會大聲說“我在xx大學上課呢，有音樂賞析、經濟學……”

聲音之響，簡直生怕別人聽不到?？赡芩麄冇X得，說自己賺了多少錢是一件俗事，說自己在學什么東西就是一件雅事。他們大概以為，學點知識和文化能給他們自信。

但是，我們反過來問“有點知識，有點文化，就真會給人自信”嗎？我看也不盡然。

在我學校后門處有一個梅干菜燒餅攤，遠近聞名，經營得風生水起，不僅上過報紙電視，還被當作“中國夢”典范宣傳過。這名燒餅老板比那位鐘總要自信，因為他更坦誠。

有一天，哲學系一位博士生去他那里買燒餅，就被燒餅店的老板揶揄過。老板說：“你們讀這么多書有什么用，你們買得起房子嗎？我在杭州有四套房，你買得起嗎？”過了幾年，據說老板的房子已經變成了六套，還有兩輛豪車。人一成功就容易膨脹，當然這不是什么太大的問題，我喜歡這位老板的坦率。

我在這里說這事并不是為了批判燒餅攤老板，我想說的恰恰是我那位系友。他聽了老板的話后非常生氣，感覺受到了打擊。他因為非常介意這位老板的話，在系里大力批判這個老板，說老板多么多么看不起讀書人，看不起知識分子。接著，他就把他的個人遭遇，放大到了整個社會的價值衰落。他認為他在捍衛(wèi)“讀書人”在這個社會的主權地位。

社會價值衰不衰落另當別論，但至少，我這名系友在聽到老板的話時感到了自慚形穢。你上了學讀了書，你既有知識又有見解，但似乎也沒有讓你有底氣，你還是會因為別人說你沒錢而面紅耳赤。一個學了多年哲學的人，選擇了走學術道路的人，為何會這么介意一名圈外人對財富的炫耀和評價呢？學了這么多年哲學，似乎依舊沒有讓他自信到覺得自己當初的選擇是正確的，從而可以篤定地面對非議。

當然，老板說這話的時候，其實也沒有絕對自信，因為據消息人士，他還是花錢把兒子送到我校的繼續(xù)教育學院接受工商管理的“函授課程”。關于函授課程的含金量問題，我不去說，但至少有一點昭然若揭：他同樣希望他兒子有點文化，光有錢還是不夠。

可問題是，文化和金錢能夠互補嗎？

我們常聽到家長會對子女說：“你要好好讀書，這樣以后才會有出息，否則就連工作都找不到。”家長說的是事實，因為讀書和學歷掛鉤，學歷和就業(yè)乃至收入掛鉤。雖然我們口頭上總批判“資本主義”，但我們的行為卻很誠實，一不留神就在我們的教育中注入了某種資本主義精神。

通過將讀書假定為一種資本積累的過程，“讀書／出息”的話語形成了。讀書是某種文化的養(yǎng)成，有些“知道分子”們就習慣把通過讀書帶來的沉淀稱為“文化資本”。“文化資本”這個詞，現(xiàn)在倒是很流行，只不過流行不代表合理。我們憑什么要讓“資本”這個詞捆上“文化”呢？

當我們說一個人有文化的時候，除了說這個人有點知識，還指這個人有修養(yǎng)、有品位，擁有某些美好的品質。在這里，文化更是一種審美上的東西，但審美上的東西不可量化。

但資本可不是這么回事，資本的主要特征就是可替換、可積累，比如錢可以買房，房子可以賣錢，錢可以越來越多，房子也可以越來越多。當我們指一個人有錢，會說這個人擁有“經濟資本”，這沒什么問題，因為經濟和資本往往同義反復，錢的本質就是量化物。

確實，文化有著資本的功能，它可以贏得資本的青睞。但具備資本的功能并不意味著它就是資本。書籍有娛樂的功能，但是它不僅僅用來娛樂。資本是功利性的、一元的，但文化是審美性的，而審美是多元的。

當我們把知識、文化理解成資本的時候，我們實際上是用經濟學概念綁架了文化，或者說，把文化降格成了量化物。將多元變成一元，似乎文化和經濟就變成了可互相通約的東西。最后就變成了文化和錢是可以互補的。于是，鐘總、燒餅店老板因錢買不到文化而自卑，系友因文化無法套現(xiàn)也自卑。

我以為，當一個人自信的時候，是他完全處在自由狀態(tài)的時候。一方面，他可以自由選擇自己喜歡的事情，另一方面，他又愿意去承擔因自己的選擇所帶來的一切后果。

如果一名學生選擇走學術道路，他就必須意識到學術研究會伴隨早期清貧；如果一個人選擇去經商，他也就必須承擔因時間有限而很可能無法提升自己商業(yè)之外的知識水平。盡管我們這個社會依舊存在多種弊端，但時代畢竟已經變了，價值已然允許多元化。

讀書和經商，并不是什么矛盾的事情，求知和求財也不是什么對立的事情。兩者不可互相通約，我以為我們沒有必要將它們預先拴在同一根價值鏈條上來比個高低勝負。求知者應該自信，因為他獲得了知識的回報，即便最后一貧如洗；從商者也應該自信，因為他獲得了資本的回報，即便最后一字不識。各得其所，坦然自在，才是正常社會該有的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