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在疫情期間，資產階級的財富迎來了飛速增加，而這些增加的背后則是工人們冒著健康，乃至生命風險付出的艱苦勞動。2021年美國多地陸續(xù)爆發(fā)了罷工抗議，其中以約翰迪爾一萬名工人罷工為代表的“罷工十月（Striketober）”受到了全美的廣泛關注。考慮到2022 年，多個搖擺州內的勞工合同即將到期，工人們的集體行動將具有巨大的影響力。工人們應該意識到，相較于選擇個人辭職，采取集體行動進行抵抗才是為自己爭取到更好勞動與生活條件的唯一手段。本文原載于《The Nation》,作者簡·麥卡萊維（Jane McAlevey）是加州大學勞動與就業(yè)研究所的高級政策研究員，著有《集體談判:工會、組織和民主斗爭》。

2020年12月2日，美國紐約曼哈頓，亞馬遜員工在當地社區(qū)的組織下進行了游行示威，大批員工抗議配送工作壓力太大但薪酬卻沒跟上。

在新冠疫情爆發(fā)的第一年，埃隆·馬斯克的財富從250億美元飆升至1500億美元。杰夫·貝佐斯成為了世界上第一個擁有超過2000億美元財富的人。在過去的一年里，《金融時報》一直在為超級游艇的生產危機而煩惱，最近它又報道了另一場困擾富人的危機：Flexjet和NetJets是美國兩家最著名的私人飛機包機公司，最近它們宣布停止接受新客戶，因為它們無法通過收購足夠多的飛機，來滿足億萬富翁階層的爆炸性增長。這令人瞠目的財富不僅沒有被隱藏起來；反而得到了夸耀。在被他的藍色起源火箭短暫地帶入太空后，貝索斯熱情地感謝了亞馬遜的員工和客戶，感謝他們讓他加入了約翰·格倫（John Glenn）和尼爾·阿姆斯特朗（Neil Armstrong）的宇航員行列。新鍍金時代的財富和傲慢，與數千萬疲憊不堪的工人所面臨的日常斗爭形成了鮮明對比。工人們在努力保持健康，避免遭到驅逐，希望能支付下個月的房租，他們渴望能找到那些有足夠空閑時間來輔導孩子作業(yè)的工作。2021年4月，美國共計有380萬人辭職，這引發(fā)了關于“大辭職”的頭條新聞。在2021年7月，這個數字在一個月內攀升至400多萬，在8月達到427萬，于9月再創(chuàng)新高（443萬）。到了10月，主流媒體的權威人士開始使用一個新的比喻：“罷工十月（Striketober）”。自1986年以來，首次有10000名工人離開了工作崗位，這發(fā)生在約翰迪爾公司的罷工中。另外，有60000名電影制作工人和50000名凱撒健康的醫(yī)療保健工人威脅要進行罷工。此外，2021年還爆發(fā)了分散在全國各地的數十次中小型罷工和停工（包括在水牛城發(fā)生的針對凱洛格、納比斯克和天主教健康系統(tǒng)的罷工）。毫無疑問，在大流行期間，缺席的公司老板以及他們對員工的惡劣待遇，導致了員工集體辭職以及罷工人數的小幅上升。但早在新冠爆發(fā)前，工人們就對精英階層感到憤怒，并早已展開了集體行動。

2018年，共計超過48.5萬名工人發(fā)動了20次大型罷工，另有6.5萬名工人參與了123次的小規(guī)模停工，這些停工涉及的員工數量不到1000人。在2021年，截至11月前的39次糾紛中，只有76000名工人參與了大規(guī)模停工。雖然2021年發(fā)生的小規(guī)模停工數量尚不明確，但很明顯，工人對于不平等現象的憤怒并不是在10月份突然爆發(fā)的。盡管涉及1000名以上工人的大型罷工數量迎來了增加，但在2021年參與集體行動的工人總數仍然不及2018年。相反，工人們的不滿被引向個人行動，許多人選擇辭職。罷工性質的轉變（從2018年的公共部門罷工轉變?yōu)榻裉焖^私營部門罷工）同樣值得關注。但是，2021年罷工看似隨機的性質（工人們被雇主的令人憤怒的侮辱性報價激怒），并沒有接近創(chuàng)造危機所需要的程度。而工人們恰恰需要觸發(fā)這種“危機”，迫使企業(yè)精英與工人階級進行幾十年來未見的重大談判。

不幸的是，大多數全國性工會浪費了2021年。它們優(yōu)先考慮的，是如何在幕后爭奪進入拜登政府的機會，并盯著老板桌上的面包屑，然而這類行動很容易被下屆政府推翻。工人階級則眼睜睜地看著總統(tǒng)放棄一個個競選承諾：包括提供免費的社區(qū)大學，更便宜的處方藥，減輕學生和房主的債務，為員工提供帶薪醫(yī)療和家庭假，以及針對氣候變化實施補貼工會化，為建立一個宜居的星球提供高薪工作。拜登拒絕在2021年廢除阻撓議案，此舉扼殺了進行許多迫在眉睫的結構性改革的可能。這些改革包括恢復《選舉權法》，其次是通過《保護組織權利法》（Protect the Right to Organize Act，簡稱PRO）。兩者的目標，都是恢復上個世紀人們曾短暫享受過的基本自由，這些自由對民主的運作至關重要。

全國工會應該如何行動？動員工會成員采取唯一的行動：罷工，能夠讓工人們在立法斗爭中獲得真正的權力。但是對工人來說，這些斗爭的結局很糟糕，并且肯定會損害民主黨2022年的選舉前景。拜登顯然沒有力量來推動國會，參議員喬·曼欽（Joe Manchin）和克里斯滕·西內瑪（Kyrsten Sinema）不會因為總統(tǒng)或進步黨派領導人的個人請求而改變他們的投票。對于他們這類人而言，只有當企業(yè)精英給他們打來電話，告訴他們由于企業(yè)的利潤因為工人罷工的混亂而下降，因此企業(yè)需要改變選票時，這些人才會做出回應。只有在工人創(chuàng)造了難以忽視的危機，使得立法成為比昂貴的罷工、工人們高舉的干草叉或盈利受損更好的選擇時，對于多數美國人有利的國家立法才能得到通過。

在美國歷史上的另一個時期：在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當選總統(tǒng)后的兩年內，成千上萬的工人行使了變革的力量。當時，最高法院的絕大多數法官都支持股東，比現在更厚顏無恥地支持企業(yè)。1932年11月，羅斯福總統(tǒng)當選時，國內的失業(yè)、強制驅逐、暴力的種族主義恐怖行為、極端的選區(qū)劃分、嚴重的健康和安全危機，以及對于人民言論自由與和平集會等基本權利的威脅都處于極點。今天的美國也面臨著相似的情況。1933年，全美主要城市以及各行各業(yè)的工人們發(fā)起了一系列經過授權以及未經授權的罷工，迫使羅斯福總統(tǒng)兌現了他的承諾。如果工人們要從億萬富翁階層手中奪回國家，那么小規(guī)模的罷工頻發(fā)的2021年，或許預示著2022年的情況會與1934年相似。在1934年，舊金山和明尼阿波利斯等主要勞工市場爆發(fā)了小型的總罷工。在20世紀30年代，成千上萬的工人站出來反對全國性工會和雇主，為新政中許多內容得以通過創(chuàng)造了條件。現在，太多的注意力和資金都集中在所謂的“敘事變革（narrative change）”上，而工人真正需要的，是生產的戰(zhàn)略性中斷。這種中斷會給首席執(zhí)行官和股東們帶來真正的痛苦。雖然2022年或許很難成為1934年，但這并非完全不可能，這種可能性將會是我們最大的希望。

糾正方向尚且為時不晚。雖然使全國工會擺脫與企業(yè)領導人和政客合作的舒適區(qū)看似機會渺茫，但唯一有能力推進這種改變的人，即在第一線的工人們，卻展示了如何讓它成為現實。他們兩次拒絕了全國性工會建議的合同。約翰迪爾公司的員工對于合同條款的反抗，以及媒體的大量報道都向所有工人表明——他們可以對集體協(xié)議的結果以及自己的生活做出更多掌控。

美國有超過1577份合同將在2022年到期，共計覆蓋超過100萬名工會工人。但這一數字只包括了覆蓋超過1000名工人的合同。其他小型工會的工人合同也將在2022年到期，他們中的許多人在養(yǎng)老院和小型酒店工作。在擁有最多臨期合同的三個州中，其中兩個是賓夕法尼亞州和俄亥俄州這兩個搖擺州。如果超過100萬美國工人（在關鍵的勞動力市場上甚至不需要那么多數量的工人）采取集體行動以實現共同的要求，從根本上改善他們在工作中和工作外的生活質量，那么行動的結果將遠遠超過大規(guī)模辭職的影響。在8月和9月辭職的人中，哪怕只有一小部分人選擇加入工會，選擇集體威脅而不是個人退出，或者以絕對多數的罷工來迫使企業(yè)的勞動陷入停滯從而讓他們的雇主改善工作條件，那么情況或許就會大不相同。正如同約翰迪爾的罷工所證明的那樣，工人階級可以從根本上提高公司和股東心目中“工人可接受的底線”。

2021年10月14日，美國愛荷華州達文波特，美國機械設備生產商約翰迪爾公司員工舉行罷工。

隨著我們進入2022年，卡車司機工會（Teamsters）提出了一份大膽的改革方案，并且將在本世紀首次領導全國工會。2021年11月，由會員主導的公投成功改變了汽車工人聯(lián)合會選擇全國領導人的方式，這些舉措成為了令人激動的亮點。在搖擺州有一連串即將到期的合同，國家的領導人（總統(tǒng)、副總統(tǒng)、國會領導人和州長等）應該關注罷工，切實地利用國家的力量，提供有利于工人的條件來解決罷工?？紤]到這些政客作為候選人時，在競選勞工投票問題上表現得有多么自在（例如，在2019年通用汽車公司的罷工中，他們爭先恐后地競相和罷工者合影），我們很難接受這些政治家對于約翰迪爾和其他地方罷工表現出的漠不關心。拜登的發(fā)言人在迪爾公司罷工期間的新聞發(fā)布會上表示總統(tǒng)將保持中立。考慮到罷工者付出的代價，我們絕不能放過做出回應的機會。

所有人都明白，兩個頑固不化的參議員成為了阻撓進步的公共形象。正因如此，拜登需要出現在這些搖擺州的糾察線上，為工人爭取公平。讓這位愛荷華州的前州長在參加世界糧食獎的活動期間在家鄉(xiāng)短暫露面是遠遠不夠的。考慮到1月6日的來臨，以及2022年和24年的選舉，拜登需要去接觸約翰迪爾公司糾察線上的罷工工人，進行廣泛的政治教育，并且了解是誰真正造成了工人的痛苦。相反，政府卻表示要讓這些工人自己去對抗一個擁有數十億利潤的巨頭公司。我們需要理解的是，拜登對罷工工人所采取的公開行動和他對政府機構的任命一樣重要，對罷工作出回應甚至比對政府機構的任命更加重要，因為后者完全屬于內部運作。

在西部，科羅拉多州、加利福尼亞州和華盛頓州的10多萬名雜貨店員工已經展開合作，因為他們與行業(yè)巨頭克羅格（Kroger）和賽福威（Safeway）的合同即將在2022年春季到期。過去幾年來，當地最大的食品和商業(yè)工人聯(lián)合會（United Food and Commercial Workers Union）的領導人一直在建立跨地方工會團結。如果你開始想象西海岸沿線，以及關鍵的搖擺州的罷工（要么是為了更好的合同，要么是要求物流和供應鏈領域工會的認可），那么你就會看到一條遠離特朗普主義的斗爭路線將在2022年迎來成功。但是，唐納德·特朗普或其親信仍然可能在 2024 年獲勝。長期以來，最好的工會組織一直專注于協(xié)調合同，以便讓那些跨越不同的行業(yè)、雇主和地理位置的合同能在重大政治選舉季節(jié)同時到期，這就是所謂的“合同陣容”。此舉背后的含義，是因為大多數工人只有在合同即將到期時才會開始注意集體行動。鑒于大多數人對選舉政治的冷嘲熱諷，工會需要通過合同和罷工動員來對工人進行有意義的政治教育，方便他們了解特定政治家與特定企業(yè)領導人之間存在的聯(lián)系。

但是，我們不應該向悲觀投降。我們反而應該記住合同即將到期的工人最有可能為修復破碎的民主制度以及改善缺乏活力的工會創(chuàng)造條件。在2022年合同到期的工會工人們，應該立即探索所有在合同中期進行罷工的機會，無論是針對安全和健康規(guī)定，還是要求就疫情期間工作場所變化的影響進行談判。尚未加入工會的工人應該效仿2021年12月初不同的工人團體的果斷行動。水牛城的一群星巴克工人取得了史無前例的成就，他們擊敗了由首席執(zhí)行官和前總統(tǒng)競選人霍華德·舒爾茨領導的“無情的工會破壞運動”，贏得了全國勞工關系委員會選舉。在2000英里之外，就在一天之前，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系統(tǒng)的17000名學術研究人員根據美國勞動法組建了一個工會，要求老板自愿承認他們組建工會的要求。這場2021年最大的組織勝利通過一種與星巴克工人運動不同的策略得以實現。在老板們的反對下，他們組織了“絕對多數罷工”，在宣布罷工授權投票結果后，雇主突然改變了主意，同意承認工會?！敖^對多數罷工”在20世紀比今天要普遍得多。現在，我們迫切需要它的復興，考慮到即時制供應鏈日益明顯的脆弱性，這為工人通過罷工對資本造成影響提供了重要的機會。

就現在而言，工會和民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