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家社工機構的志愿者微信群里，我看到了“木蘭的故事”——基層流動女性敘事展演的推薦，這樣的主題在充滿后工業(yè)時尚感的798展覽推介中顯得獨樹一格，立刻吸引了我的注意。我看到通知時間較晚，參與游戲劇場的名額已滿無法再報名。我原本打算只去看看展覽。由于當天的報名者中有人未能到場，我十分幸運地獲得了替補參與演出的資格，有機會通過這個大膽而真誠的項目，短暫地體驗流動女工的生命歷程。

“木蘭的故事”展覽現(xiàn)場

從社區(qū)戲劇到游戲劇場

很多人知曉這次“木蘭的故事”的項目策劃趙志勇老師和木蘭花開社工服務中心，是從一部叫做《生育紀事》的戲劇作品。這部作品是由趙老師和“木蘭花開”的姐妹們共同完成的。趙老師將這部作品定位為“社區(qū)戲劇”。他認為，社區(qū)戲劇與一般參與式戲劇的區(qū)別在于，在社區(qū)戲劇的創(chuàng)作和演出過程中，職業(yè)藝術家和非職業(yè)藝術家處于平等地位，演出具有“賦權”的功能，使得在社會結構中被壓抑的人群能夠在表演中發(fā)出自己的聲音。

從形式上來看，這次“木蘭的故事”游戲劇場回到了一般參與式戲劇的模式：“游戲規(guī)則”由編劇事先設定好，參與者并不期待為自己發(fā)聲，而是來探索通過角色扮演，共情另一種人生境遇的可能性。不過，相較于一般參與式戲劇對美學體驗方面的強調，“木蘭的故事”依然保留了社區(qū)戲劇積極介入社會現(xiàn)實的意圖。如果說《生育紀事》的參與性在于讓身處城市邊緣的流動女工成為表達的主體，與主流聲音形成對話；“木蘭的故事”的參與性則體現(xiàn)在讓在城市中生活的人們反向地來到城市邊緣，走近這些在為城市提供服務之外就幾乎隱形于公眾視野的女性，嘗試理解她們在生活中面臨的種種困境與抗爭。正如編劇佳靜所說，她希望游戲劇場成為“幫助我們彼此鏈接，縮小理解的鴻溝”的媒介。

發(fā)聲者不再是流動女工自己，仍然要讓參與者盡可能身臨其境地感受流動女工的生活處境，這有賴于主創(chuàng)團隊多年來從事打工者聚居社區(qū)服務，以及親身參與工人文藝創(chuàng)作所積累的真實素材。對我來說，“這是另一個人的人生”的旁觀者心態(tài)只持續(xù)到播放第一道人生選擇題的錄音時。在這段錄音中，“我”的一位學校老師要“我”每天下午抽出兩個小時幫她照看孩子，她向“我”保證會幫“我”補上功課，并且告訴“我”，“我”是她最信任的學生，把孩子交給“我”，她最放心。這道選擇題就是“我”是否愿意幫老師照看孩子，在做出不同的選擇后，“我”的人生資源也將被相應增減。游戲模擬人生體驗，我們只知道自己的選擇會帶來怎樣的結果，卻無法知道另一個選擇將導向怎樣的未來。這段錄音讓我在一瞬間理解，游戲中的“我”和真實的我自己，盡管成長于不同的家庭環(huán)境，卻曾經(jīng)面臨多么相似的糾結。

成為一朵“木蘭花”

在游戲開始前，我們會抽取一張“初始裝備”卡片，卡片上標示出此時“我”的學歷、健康值、人際關系值和擁有財富的狀態(tài)。這些“初始裝備”值并非憑空編寫，每張卡片的背后都是一位真實的流動女工的故事?！拔摇焙退娜松_始于同樣的起點，隨著游戲的進行逐漸走上不同的軌道。

盡管在每次可以做出選擇時都放棄掉一些其他的資源以繼續(xù)學習，“我”依然沒能讀完高中，就以初中學歷外出打工了，這將影響“我”未來可從事的工種。這個時候的“我”健康值尚可，而人際關系值已經(jīng)所剩無幾，我暗自決定，在接下來的選擇中要偏向能夠增加人際關系的選項了。

也許是出于對參與者普遍認知中的女工形象的預期，或者方便將所有人集中在一個場所進行游戲的實際考量，“我”和其他姐妹們的工作場所被選在一家位于南方的電子工廠。在這里，我們通過各種相當有難度的身體扭曲和團隊配合實現(xiàn)“老板”的刁鉆要求，并被鼓勵以夸張有創(chuàng)意的肢體動作表現(xiàn)工作積極性從而獲得額外加分。作為一個并不擅長外放式表達的人，我原本自認與加分無緣地隨便喊著口號，直到在我身旁的姑娘眼中看到了同樣“愛咋咋地”的光。我倆福至心靈，以抱團取暖的姿勢得到了一個創(chuàng)意表達的意外加分。在所有的環(huán)節(jié)中，友伴關系都是暫時的，只有競爭關系貫穿始終。在經(jīng)歷了這一番折騰之后，從大家口中說出“異化”這樣在書本上讀來概念頗為復雜晦澀的詞語，簡直成了最自然不過的事。

游戲現(xiàn)場

完成崗前培訓后，“我”成為了一名質檢員。初次上手“找不同”這項工作，身體里那個擁有碩士學歷的我也并沒能給“我”帶來什么幫助，“我”依然找到眼花也未能在規(guī)定時間內(nèi)完成任務。

“我”要面臨另一件人生大事的抉擇了：遠嫁或回家相親。對于“我”來說，保持單身狀態(tài)并不在選擇的范圍內(nèi)?！拔摇边x擇了遠嫁。和丈夫生了一個女娃后，“我”不想再要二胎，被夫家百般為難?！拔摇鄙旰⒆又蟮纳钪匦木娃D向了家庭，一面在照顧孩子和家務勞動中分身乏術，一面消化丈夫“這點事都做不好”的困惑。還好我們都還愿意坦誠溝通，嘗試彼此理解。

“我”出錢幫家里蓋了房子，也實現(xiàn)了人際關系的提升。在游戲結束時，“我”是一個網(wǎng)店的老板，和父母、丈夫、孩子一起生活，沒有多少錢，但所幸沒有負債，命運的盲盒沒有拆出太大的災難，健康和人際關系值都比較高。系統(tǒng)判定，以一名流動女工的身份，“我”獲得了幸福的生活。

“非典型”流動女工

在游戲的結尾，我得以閱讀“借”我身份以度過這一個半小時的女工Y自述的真實經(jīng)歷。和“我”一樣，她高中沒有讀完就出去打工了，不過并不在南方的大型電子產(chǎn)品工廠，而是在家鄉(xiāng)所在城市的小型服裝工廠。在結婚之后，她隨丈夫一起來到北京，成為一名全職主婦。

比起“我”，Y的經(jīng)歷在“木蘭花開”的姐妹們中間更加具有代表性。沈琴琴，張燕華（2010）發(fā)現(xiàn)，在2006年北京市農(nóng)業(yè)人口普查中，70.9%的流動人口集中在第三產(chǎn)業(yè)，從事制造業(yè)和建筑業(yè)的流動人口分別僅占12.1%和14.8%。作為對比，2006年上海市流動人口中有54.1%從事第二產(chǎn)業(yè)，43.6%從事第三產(chǎn)業(yè)。這意味著，比起制造業(yè)工廠流水線，在北京的流動女工有更大可能從事家政、餐飲等服務行業(yè)。因此她們的生活往往并不圍繞著工廠園區(qū)，在市里完成工作后，她們會回到自己的在五環(huán)外打工人聚居區(qū)租下的房間。趙志勇老師在與“木蘭花開”的成員們交流時也發(fā)現(xiàn)，“她們大多是跟著老公來北京打工，生了孩子之后就只能回家做家務、帶孩子?！边@樣看來，“木蘭花開”的北京流動女工們，其實多少顛覆了我們對“女工”的刻板印象。她們中的很多人沒有正式工作，為照顧家庭，只能從事更加靈活，同時也更少福利保障的零工經(jīng)濟。她們的大量勞動付出是在家庭內(nèi)部，勞動的價值不會體現(xiàn)為工資報酬。

在我對“木蘭的故事”游戲劇場的記憶中，“工作”的內(nèi)容占了一大半。在我看來，雖然工廠的制度中存在種種不合理之處，這份工作依然是最能體現(xiàn)“我”的價值的所在，它使得“我”能夠獨自在異鄉(xiāng)生活，也是“我”獨立為自己的人生做出選擇的底氣。但在Y的敘述中，工作所占的篇幅是相當短的。她的第一個孩子流產(chǎn)了，于是從第二次懷上孩子開始，她就不再出門工作。自述余下的大半內(nèi)容，Y都在講述她的婚姻。與“我”不同，Y沒有遠嫁，她和丈夫通過家人的介紹認識，很快便步入婚姻。Y講述了自己與丈夫從起初的隔閡，到丈夫出軌，雙方冷戰(zhàn)，再到和好的整個過程。出于對對方的依賴、為孩子考慮或其他因素，期間Y始終不同意和丈夫離婚。

“我”遠嫁他鄉(xiāng)可以被視為對父母試圖安排自己的人生的一種反抗，“我”自主選擇了自己的配偶，但遠嫁之后家庭生活的其他方面，似乎與Y遵父母之命的婚姻并沒有太大不同。那些“我”渴望逃離的桎梏，在接下來的生活中重又回到了“我”的身上。在游戲劇場中“我”的敘事框架下，父權制家庭的結構性壓迫是相對外露的，我在游戲中可以感受到較為明顯的不合理之處，“重男輕女”、“忽視再生產(chǎn)的價值”……我可以輕易為這些情節(jié)命名。但在Y的敘述中，家庭與社會的結構是相對模糊的，我更多看到的，是Y講述她自己與丈夫的情感關系中的沖突、博弈與和解?；蛟S在了解她們的故事之前，“流動女工”這一位于邊緣之邊緣的身份標簽會讓我們期待她們的故事中出現(xiàn)“壓迫”、“抗爭”這些關鍵詞。Y經(jīng)歷了很多次艱難的時刻，但在她的敘述中，自己從來不是以一個被動的受害者的身份存在的，她反思自己，積極行動。Y的確以她的方式抗爭了，抗爭的目的是維系這段婚姻，保住自己的生活。這是Y以有限的人生資源能夠為自己和孩子做出的最好的選擇。“我們現(xiàn)在很好。”Y在接近結尾時寫道。從這句看起來和系統(tǒng)給予“我”的評語“生活幸福”十分相像的總結中我讀出的是，Y不是一個童話里等待幸福的公主，她是自己真實生活中的英雄。

展覽現(xiàn)場

個人史的社會性

“木蘭的故事”游戲劇場脫胎于“木蘭花開”社區(qū)女工們的真實故事，同時又表現(xiàn)出建立關于“流動女工”的普遍化敘事的企圖。劇場里的每一位“木蘭花”，受到初始設置的原型人物與每位參與者的行為慣習的影響，呈現(xiàn)出多樣化的可能性，但大體上，她是一位來自農(nóng)村地區(qū)，到南方一家流水線大工廠打工，而后結婚、生育的女性。在這個框架之內(nèi)，編劇最大可能地呈現(xiàn)了一位流動女工在成長、工作、家庭生活中可能遇到的種種困境。流動女工面臨選擇的有限性（例如無法選擇是否結婚、生育，只能選擇與誰結婚）是我在游戲中獲得的最深切的體會。從“我”與Y的人生經(jīng)歷對比中可以看出，這樣淡化區(qū)域特征的敘事模式已經(jīng)一定程度上偏離了“木蘭花開”姐妹們的真實經(jīng)歷。此外，夫妻共同在外地打工的設定，也無法體現(xiàn)出獨自外出打工的已婚女性的生活境遇。由此便可以看出，“木蘭的故事”項目的兩個組成部分組成部分——游戲劇場和流動女工個人史展覽——之間的互補性。個人史展覽將“木蘭花”的形象還原為一個一個真實的人物，在這里，地理的凹凸綿延、家庭組成形式的多樣、不同人生階段的感悟與愿望都得以顯現(xiàn)。

“木蘭花開”的公益藝術項目以豐富流動女工的精神文化生活為主要目標。猶記得在為我們進行導覽時，“木蘭花開”的創(chuàng)辦人齊麗霞表示，希望通過參與文藝創(chuàng)作活動，流動女工們能夠找到對自我的認同，不要在“母親”、“女兒”等身份之中丟掉自己。這句話讓我印象深刻，因為它讓我了解到，專注于文娛公益的“木蘭花開”，并不試圖打造分離于現(xiàn)實社會的烏托邦小團體，而是一直意在幫助流動女工認識社會、了解自己在社會結構中所處的位置、積極融入社會，訓練在主流話語體系中患上“失語癥”的邊緣人找到自己的語言。這種直指矛盾的鋒利性，似乎是在非以工人為主要參與者的、商業(yè)化的文娛活動中難得見到的。由此來講，參與這次“木蘭的故事”活動，于我絕不是單向的了解，更不是居高臨下式的獵奇，它反而成為一個學習的過程。學習提出問題，質疑習以為常的階序結構與觀念的合理性。

（本文首發(fā)于公眾號“木蘭花開社工服務中心”，澎湃新聞·思想市場經(jīng)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