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經去世七十多年之久的伯希和，是二十世紀上半葉，在內亞史研究領域成就最大、影響也最深遠的一位學者。任何一位學者要撰寫以內亞史為主題的學術史，這都是一位必須重點關注的中心人物。對伯氏所代表的法國漢學的黃金階段，國內學術界目前已有了比較深入的研究，在我看來，其中最為中肯的評介，莫過于桑兵教授在歸納二戰(zhàn)以后美國漢學的發(fā)展趨勢及治學特征時，做出的如下對比性評論：“巴黎學派的形成發(fā)展，建立在聚集若干兼?zhèn)湔Z言和社會人文科學天賦的絕頂聰明人才之上，故意味著難于普及。費正清的貢獻恰在于成功地將少數天才的事業(yè)變成多數平凡人的職業(yè)，批量培養(yǎng)標準化的學位獲得者，乃是其成功的關鍵。”我們也可將以上評價中針對法國漢學的前半部分概括為：“天才總是成群的來”，即作為沙畹三大門徒的伯希和、馬伯樂、葛蘭言均為不世出的天才，他們的學術活動一致造就了法國漢學最為輝煌的鼎盛時代。

而在這種評價之外，筆者想提醒讀者的是，不同于表現(xiàn)出明確的“南方取向”的馬、葛二位，從伯希和一生的時間和精力付出來看，內陸亞洲的歷史語言與文化才是他最為關注與用功的領域。這一點極大地凸顯出伯氏的個人治學特色。

我們知道，在二十世紀上半期殖民時代尚未終結的大背景下，歐洲各國的學術活動往往與殖民時期劃分勢力范圍所形成的政治背景密不可分。以法國為例，其在遠東的主要殖民地是東南亞的印度支那三國，因此，法國當初在河內設置了遠東學院，旨在培養(yǎng)熟悉印支和南中國一帶的歷史語言及文化的傳統(tǒng)型東方學家，以期他們的專業(yè)知識能夠在殖民事業(yè)中派上實際用場，故馬伯樂和葛蘭言的漢學研究，終其一生均未脫離這種特征明顯的“南方取向”。也可以說，堅持“南方取向”并積極利用政治之便以就地取材的學術取徑，正是法國漢學長期以來得以在歐美揚名的一大法寶。

伯希和雖然起初同樣以此成名，但是很快就轉入法國素無殖民經驗的內陸亞洲領域，且一經轉向即終生不移。這在與他同代的這批具有河內背景的漢學家中，可謂獨一無二的異數。他的這種學術選擇，意味著其對內亞知識的濃厚興趣和忘我投入，實際上與當時法國政學兩界的主流關注對象并不重合，這或可解釋為何他從中國西域和敦煌滿載而歸后，卻未在第一時間得到本國上流社會應有的回饋與認可，反倒一度物議沸騰，埋怨出資贊助伯希和考察隊的相關活動純屬虧本生意。

而在1911年之后，隨著東亞政治形勢的變化，加之法國官方從未特別注重內陸亞洲在地緣政治中的作用，在該國掌握權力與資源的政客官僚看來，伯氏在內亞弄出來的名堂只是無益于殖民事業(yè)的屠龍之術，因此伯氏以后便失去了在他鐘愛的地區(qū)從容獵取原始資料的機會，這一境遇，與那些依然得享殖民體制之便的河內遠東學院的昔日同行截然不同。他最終放棄整理出版西域考古報告和編目敦煌漢文文書的恢宏設想（此類工作本來理應由他本人來完成才最為合適），轉而將較多精力投入對傳世漢文文獻的鉆研，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缺乏政治奧援和經濟后盾所致。此后他在《通報》上發(fā)表的數量浩博的傳統(tǒng)文獻學札記和書評，見證了這一學術上的悄然轉型。

伯氏工作計劃的調整，也意味著生性好強的他就此退出了與英籍印度學家斯坦因在考古領域的學術競爭。后者在倫敦-德里政學兩界的充足物力、財力的保障下，不僅在1911年后完成了像《西域》（Serindia）和《亞洲腹地》（Innermost Asia）這類多卷冊大型綜合考古報告，甚至直到1920年代以后，還在英國間諜機關的暗中襄助與技術支持下，試圖進入新疆從事兼具學術性與情報性的考察活動。斯坦因此類損害中國主權的行為在政治上是如此敏感，結果引起了當時中國官方的高度警惕（[俄]烏索夫：《20世紀30年代蘇聯(lián)情報機關在中國》，賴銘傳譯，解放軍出版社，2013年）。

不妨這樣說，當斯坦因馬不停蹄地推出那些讓后人嘆為觀止的大部頭考古報告時，伯希和很大程度上卻滿足于在其主編的學術期刊上發(fā)表傳統(tǒng)歷史文獻學方面的研究成果。據此，盡管1980年代出版的《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卷》中，“外國考古學家”詞條同時收錄了以西域考察而聞名于世的伯希和與斯坦因，但前者在西域考古學上的地位和成就其實遠不能和后者比肩?？傊?，伯氏既非一位事事皆依靠新見材料方才取勝的新式資料型學人，也不是僅僅借助圖書館的現(xiàn)成藏書進行學術研究的舊式書齋型學者。

然而，作為薩義德尖銳揭露的殖民時代“東方學”大背景下的產兒，伯希和與斯坦因一樣，皆未擺脫與帝國主義政治的糾葛，這也顯現(xiàn)了他在知識理想主義者以外的世俗政客的一面。顯然，正是由于他是當時法國屈指可數的蒙古學家，因而在俄國十月革命勝利以后的國內革命戰(zhàn)爭期間，他接受了本國政府和軍方委派的特殊任務，以職業(yè)軍官身份前往布利亞特蒙古人聚居的外貝加爾一帶，聯(lián)絡在遠東一帶蠢蠢欲動的反蘇維埃勢力，積極為之出謀劃策，試圖遏制新生革命政權在當地的存在。而伯氏天性中揮之不去的嗜好暴力與好出風頭的成分，在他這次極其特殊的人生之旅中暴露無遺。于是，伯希和竟然與恩琴男爵與謝苗諾夫這樣殺人如麻的嗜血怪物相交莫逆，也就不會令人感到奇怪了。

謝苗諾夫

伯氏這段離奇生涯，詳見于弗朗德蘭完成的《伯希和傳》（參見P. Flandrin, Les Sept Vies du mandarin fran?ais, Paul Pelliot ou la passion de l’ Oreint, Monaco: éditions du Rocher, 2008, pp.203-225. [法]菲利普·弗朗德蘭：《伯希和傳》，一梧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年，235-262頁）。作者在書中沒有回避恩琴和謝苗諾夫犯下的戰(zhàn)爭罪行，并直斥后者是個藍胡子似的妓女殺手。在《四簽名》中，對習慣分食落難海員的安達曼土人，柯南·道爾曾借主人公之口反諷道“這真是可愛的人兒”，這句評語挪用于形容恩琴和謝苗諾夫，或許是最為合適的。

伯希和的這段奇特經歷使得向來高產的他在學術研究上付出了深重代價：1917年至1919年，他居然沒有發(fā)表一篇論文或札記，在此期間他所做的一切，也因違逆歷史潮流，而在蘇聯(lián)紅軍的節(jié)節(jié)勝利下化為烏有。顯然，伯希和的投機政治與嗜好冒險，使他足足浪費了對一位年富力強的學者來說極為寶貴的三年時光，卻在建功揚名方面了無所獲，最終只是帶著一位白俄妻子黯然回國，解甲歸田。

好像是要拼命搶回此前白白失去的光陰一樣，重回巴黎學界的伯希和立即以過人的精力，如饑似渴地猛撲到學術研究中。從1920年開始，一直到二戰(zhàn)爆發(fā)之前的1938年，他每年都要發(fā)表大量考證性著述，數量之多，質量之精，在西方漢學界堪稱空前絕后。此外，在他去世以后方正式出版的著作大多也誕生于這一時期。伯希和的天才和勤奮，最終使得他的著述目錄成為一本長達一百四十多頁的專著（H. Walravens, Paul Pelliot(1878-1945): His Life and Works—A Bibliography, Bloominton, Indiana: Indiana Univ. Research Institute for Inner Asian Studies, 2001）。

今天，面對如此一本專書，最讓人感到震撼的，莫過于龐大論著數量背后折射出的高強度體力與腦力勞動。伯希和的未享高壽，應該與他為了學術研究而過度透支生命有著直接的關系。因此，起初酷愛冒險、戰(zhàn)爭與暴力，還不時沉溺于外交官迷夢的伯希和，憑借其難以言狀的學術成就，終于升華為一位將余生大半貢獻給純粹學術事業(yè)的圣徒，最后的人生結局也算是求仁得仁，死得其所。的確，當他為《圣武親征錄》中的一句看似平淡無奇的敘述“時聞脫脫復出八兒忽真隘，居統(tǒng)烈澤，上率兵復討之”，竟寫下將近整整五頁的考證性注釋時，恐怕沒有業(yè)內同行會否認，這是一位追求完美臻于極致的知識理想主義者。

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學術生涯的后期，毅然放棄了原本持續(xù)了多年的對《蒙古秘史》的注釋，轉入對史料性質更顯著的《圣武親征錄》的深密箋證，這尤其彰顯出彼時的他對歷史研究的興趣已經遠在語言學之上。伯希和在考據功力上的爐火純青，實得力于他前所未有地將西方傳統(tǒng)的歷史語言學和乾嘉史學考證手段融會貫通，堪稱天衣無縫?？梢哉f，在伯氏之外，對中國傳統(tǒng)的文史考證方法，當時整個西方漢學界尚無他人能有如此精深的體悟；伯希和能夠達到這一境界，自然緣于他極為熟稔清代考據學者的研究成果。事實上，他不僅關注搜集像錢大昕、徐松等廣為人知的學者著述，甚至像張澍這樣不甚知名的學者的西夏研究手稿，他也設法購求搜集?？上г谒ナ酪院?，西方學界總是將其治學的成功片面地歸結為其個人天賦或時代際遇，而很少認識到這背后所蘊藏的深刻原因。

伯希和對乾嘉史學的內行也表現(xiàn)在他對民國時期中國學者學術能力的鑒品上。有一段今天時常被人提及的民國學術插曲：1930年代北平曾有過一次盛會，學術名流濟濟一堂，當伯氏被問及誰是國內史學翹楚時，他不假思索地舉出了真正擅長考據的陳垣的大名，這使得歷來以講求“使舊考證走上科學化道路”而居功自詡，并長期在北大開設史學研究方法課程的胡適備感失落，為此甚至遷怒于將伯氏的回答當眾直譯的梁宗岱。無獨有偶，伯希和在其去世前夕造訪美國時，曾在哈佛大學的漢學家賈德納舉行的歡迎宴會上再次邂逅胡適，這或許也是兩人的最后一次會面。而在同席陪座的賈的助手楊聯(lián)陞看來，伯希和似乎對胡氏并未表示出特別的敬意，令平素將胡適視為尊長的楊聯(lián)陞感到不快（楊聯(lián)陞：《書評經驗談》，收入蔣力編、楊聯(lián)陞著：《漢學書評》，商務印書館，2016年，461頁）。

顯然，伯氏的治學路數更為接近繼承了乾嘉學派正宗嫡系的陳垣（此外還包括屠寄、王國維等），而與新派學者胡適則較為隔膜。后者的治學方法雖頗有新意，樸學的實證功夫和內在的史學修養(yǎng)卻明顯不足，尤其與從錢大昕到陳垣等一脈相承的、在考據實踐中奉行的“證據抵半，始立假說；證據周全，方可操觚”這一基本準則相去甚遠——對胡適考據能力與水準的評估，筆者基本贊同桑兵教授在《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中的觀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244-254頁），在此書的緒論中，他還一針見血地指出，胡適自己并無金針，卻喜歡教人繡鴛鴦，后繼者取法其中，則難免一片涂鴉了。

同時也正像自錢大昕以來，偉大的考據學者在為人上總有謙虛的一面一樣，表面爭強好勝，對人向來嚴苛，甚至顯得有些冷傲拒人的伯希和也是如此。根據其本國同行的回憶（[法]德尼：《法國阿爾泰學研究先驅伯希和》，耿昇譯，《蒙古學信息》2001年第三期），東方學家費瑯曾公開贊揚伯希和擁有超人的記憶力，能夠將閱讀過的書立即完整地儲存在腦海（這本已為伯希和在藏經洞的經歷所證實），當伯希和聽到之后，并未表現(xiàn)出任何沾沾自喜乃至揚揚得意，而是有些羞澀不安地臉紅了。

時至今日，對許多專注于內亞史的學者來說，當他們在研究中遇到棘手的考據難題時，腦海中就不免跳出這樣的念頭：這個疑難問題有沒有在伯希和那里得到過解決，或者說伯希和對它的考證結論是什么？這種非同尋常的下意識式的學術信任，正是對伯希和這位知識理想主義者的一生的最好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