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首先向各位讀者呈上的，是一部頗值關(guān)注的書信集，它出自一位活躍于法國大革命時期、名叫羅薩麗·茹利昂（Rosalie Jullien）的女士筆下。這本由安妮·迪普拉（Annie Duprat）所編撰的五百五十六頁的信件匯編，在2016年由Belin出版社出版發(fā)行，全名為《“家國大業(yè)乃吾竭盡心智之所求”，羅薩麗·茹利昂，一位大革命時代女性1775至1810年間的書信集》（《Les affaires d’Etat sont mes affaires de coeur》. Lettres de Rosalie Jullien, une femme dans la Révolution, 1775-1810）。

無論法國史學界還是文學界，法國大革命長期以來都是廣受關(guān)注的主題。羅薩麗·茹利昂可謂法國十八、十九世紀風云變幻的直接見證人——她出生于路易十五時期的波旁王朝，經(jīng)歷了路易十五、路易十六、大革命、拿破侖，以及波旁王朝復辟的各個階段。在1775年12月直至1810年5月之間，她一共寫下一千封左右的信，成為研究這段歷史的寶貴財富。

這位女士可不是普通人。她的丈夫馬克-安托萬是德龍省的議員，同樣名叫馬克-安托萬的兒子，則是一位革命家和作家。她熱衷于各種集會和俱樂部活動，也頻繁光顧政黨會議，甚至羅伯斯庇爾也曾受邀，成了她家宴的座上賓。她對外界消息十分關(guān)注，在1792年4月的一份家信中，她說過：“我每天都要讀六份報紙，對我來說這就像日常的面包一樣不可或缺?！庇捎谒暮⒆酉群笤诙秸湍闷苼鲼庀氯温殻⑶译S同拿破侖參與了遠征意大利和埃及的軍事行動，因而一家人聚少離多。在這些日子里，與丈夫和孩子們互通家書，成了羅薩麗·茹利昂與他們交流的主要方式，而這些留存至今的家書，也記錄了這位非同尋常的女性在這一時期所參與的各種活動。對希望進一步了解法國大革命的朋友，這將是本非常不錯的著作。

當然，上層人士的生活狀況，遠非引人矚目的大革命時代全貌。同樣在2016年末，一部由克利德·普呂莫濟爾（Clyde Plumauzille）所撰寫的、厚達四百頁的著作，將焦點轉(zhuǎn)向了一個古老的職業(yè)——妓女。

《娼妓與大革命——從1789年至1804年，共和國區(qū)域里的公共婦女》（Prostitution et Révolution. Les femmes publiques dans la cité républicaine, 1789-1804）一書，由Ceyzérieu Champ Vallon出版社出版。對作者來說，此書可謂醉翁之意不在酒，甚至有些借古諷今的色彩。

對很多反對大革命的人而言，這場席卷法國乃至整個歐陸的風暴，是令娼妓業(yè)合法化，并且摧毀昔日道德體系的罪魁禍首。對此，大革命的支持者并沒有如同通常他們所習慣的那樣，迅速作出回應，去捍衛(wèi)自己的立場。而普呂莫濟爾先生所要做的，正是帶我們?nèi)ヒ惶骄烤?，看看共和派們所捍衛(wèi)的普世主義，究竟包含怎樣的悖論——此等自相矛盾的情形，不僅存在于遙遠的十八世紀末，時至今日依舊沒有消失過。誠如作者所說，在同性戀已經(jīng)不再被看作犯罪的年代里，如果對色情業(yè)的定罪能夠撤銷，才可以稱得上是一種進步，而在如今的法國，這些行業(yè)始終都還只是處于法律管與不管的灰色地帶中。事實上，今日法國社會的妓女，依舊飽受世俗眼光的歧視，并且始終成為警方所針對的目標，所謂“進步”更多停留在制度條文層面，在有關(guān)風俗、習慣和傳統(tǒng)觀念的領(lǐng)域，前進的步子，其實是非常緩慢的。

法國大革命時代一百多年之后的一戰(zhàn)戰(zhàn)場上，法國士兵的健康問題，成了歷史學家夏爾·里德爾（Charles Ridel）關(guān)注的焦點。他為此撰寫了一部四百二十六頁的《醉臥沙場》（L’Ivresse du soldat），由Vendémaire出版社于2016年底推出。

法國人對葡萄酒的喜愛向來令人驚嘆，這種飲品甚至可以說是已經(jīng)融入法國民族的血液之中。一戰(zhàn)開始不久，法國政府就頒布了一條法令，禁止人們在戰(zhàn)爭期間享用那些高酒精度的飲料，不過飲用葡萄酒卻是例外。步兵把自己隨身攜帶的紅葡萄酒稱作pinard，在前線戰(zhàn)斗中無水可飲之時，便以之為替代品。

關(guān)于戰(zhàn)爭期間，酒精飲料為何會有那么廣泛的受眾，夏爾·里德爾給出了自己的解答。比方說，在冬天的嚴寒下，飲酒可以暖身——這倒與國人的說法相仿佛；又比方說，士兵們在分配葡萄酒的時候，能夠享受和平年代所無法享受的“民主待遇”，因此，葡萄酒也成了一種“民主的飲料”。不僅如此，由于法軍常年以來的作戰(zhàn)對象是來自萊茵河另一邊的德軍，而德國人最為鐘愛的飲料是啤酒和白葡萄酒，因此，在那個民族主義爆發(fā)的年代里，紅葡萄酒也就一躍而成法蘭西民族的象征。有趣的是，在1917年初，由于凡爾登戰(zhàn)役的進展不順，導致一些士兵發(fā)生嘩變，紅酒被不少法國政府要員認為是潛在的麻煩制造者；在一年半之后，法國取得了在一戰(zhàn)戰(zhàn)場上的最后勝利，此時，這種曾經(jīng)被認為會惹麻煩的飲料，搖身一變，又成了勝利的象征。

當然，戰(zhàn)爭和動蕩歲月決不會像葡萄美酒夜光杯那樣浪漫，更多還是古來征戰(zhàn)幾人回的殘酷，尤其是在1994年的盧旺達，種族屠殺的陰云至今仍籠罩在這個非洲小國上空。歷史學家斯蒂凡·奧多旺-魯佐（Stéphane Audoin-Rouzeau）用一部一百七十六頁、名為《1994至2016，盧旺達，新的開始》（Une initiation. Rwanda, 1994-2016）的作品，深入探究了這段很多西方人都三緘其口的不光彩歷史。

通過對大屠殺幸存者所做的口述史研究，他對1994年這場盧旺達圖西族遭到胡圖族屠殺的人間慘劇，作了全面呈現(xiàn)：昨天還是鄰居、今天已成敵人的事件屢見不鮮，就連胡圖族的婦女和孩子，都操起武器去殺戮那些臆想之中的敵人，很多胡圖族人甚至把屠殺當作節(jié)日慶典；而天主教會也在這場慘絕人寰的屠戮中名譽掃地，神父們之間甚至反目成仇，舉刀相向，成了屠殺的參與者。

對奧多旺-魯佐先生來說，世人對這段屠殺的歷史，實在是表現(xiàn)得過于健忘了。作者從不掩飾自己對軍人的敬仰，而這場大屠殺所造成的恐怖，卻令他的情感在反思之中產(chǎn)生了動搖。為何這種令人完全不可接受的事情會突然來臨，并被某些法國政府高層的政治家所容忍？帶著這個問題，奧多旺-魯佐先生本著歷史學家的職業(yè)良知與治學精神，完成了這部會令許多人感到不快的作品。

《巴黎最后的日子》

最后，還有兩部著作值得鄭重推薦：2016年P(guān)errin出版社推出了由亞歷山大·松普夫（Alexandre Sumpf）所著、講述俄國傳奇僧侶拉斯普廷的作品《拉斯普廷》（Raspoutine）。此外，亞歷山大·維爾特（Alexander Werth）的著作《巴黎最后的日子》（Les Derniers Jours de Paris），也是了解二戰(zhàn)初期巴黎情況的一本好書，它記錄了1940年5月10日至6月14日間，巴黎的眾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