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續(xù)長達一二十年的民權運動過程中，除了黑人民眾及部分白人同情者的大力支持，美國政治領袖如肯尼迪、約翰遜等審慎開明的態(tài)度也起了重要作用。雖然主觀上是為政黨爭取選票，但客觀上由他們大力促成的民權法案確實改善了黑人的處境。一方面，他們通過公開的政治綱和競選口號領表明改革立場，并以維護法律尊嚴與社會秩序的理由對運動中的激進派和極端勢力進行鎮(zhèn)壓與打擊，以彰顯其政治權力并劃出其政治容忍的底線；另一方面，他們又通過與民權運動組織中溫和派的合作，化解來自民權運動本身和共和黨政治對手的雙重挑戰(zhàn)，并為一定程度的政治改革創(chuàng)設出一個群眾基礎和一支同盟軍。從效果上看，肯尼迪與金的公開會面，不僅爭取了黑人選票，在白人溫和派中也獲得了相當的支持，故而能在大選中取得壓倒性的優(yōu)勢。約翰遜政府在黑人暴力事件出現升級的苗頭之時，不失時機地推出“偉大社會計劃”和“向貧窮開戰(zhàn)”計劃，投入大量資金用于消除貧窮、改善民生——這一舉措使得整體貧困人口從1959年占比百分之二十五降至1974年的百分之十一，其中黑人貧困人口占比從百分之五十五降到百分之三十。

可見，通過合法的、制度化的應對機制，將非常態(tài)的社會壓力抑制在萌芽狀態(tài)、消解于群體沖突爆發(fā)之前，使各種社會緊張情緒得以釋放，避免災難性沖突的最終出現，只有這樣，社會系統(tǒng)才有可能恢復到均衡與和諧狀態(tài)。值得一提的是，在民權運動期間，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發(fā)揮了調諧器甚至是定海神針的關鍵作用。以羅伯特·沃倫為首的大法官們始終堅信，憲法不僅是條文，是框架，更是一套行之有效的系統(tǒng)——政府在運行過程中必須始終在這一框架內展開活動；而裁定政府行為是否違法，這一職責只能由最高法院擔當。歷史地來看，也許正是由于這樣的一套糾錯體系，美國社會一旦出現矛盾激化，或遭遇困境，美國政府便可以通過這套系統(tǒng)去調節(jié)，去變通，而非坐以待斃，等待革命的爆發(fā)——所謂“美國例外論”，奧秘或正在于此。

毫無疑問，1960年代爆發(fā)的這場民權運動取得的重大成果，在今日美國，已體現在諸如保護黑人選舉權，取消種族隔離制度，糾正種族歧視的立法和政策等方方面面。此外，受高等教育和擔任公職的黑人數量大幅增加，以及多元文化主義的盛行，也形成了對美國WASP主流文化的巨大沖擊。在各膚色人種一律平等的旗號下，公開表露種族歧視的言論及行徑在美國社會被視為“政治不正確”，甚至在若干正式場合，黑人既不能被稱為Black，更不能被稱為Negro，而應被稱為“非洲裔美國人”，以示尊重。但需要指出的是，盡管如此，由于黑人領導層內部存在的分歧，特別是在金逝世后，民權運動逐步偏離了原先非暴力的軌道，黑白沖突加劇，暴力事件頻仍，并由此造成了相當的負面影響。比如1966年6月，黑人領袖卡邁可在密西西比州的抗議游行中，提出“黑人權力”（black power）的口號；激進者布朗隨后開始積極宣傳他的戰(zhàn)斗思想；西爾干脆組建黑豹黨，與政府軍刀兵相見——上述事件一方面反映了美國“人人生而平等”的社會理想與現實政治間的巨大落差和尖銳矛盾，一方面也為政府對運動的打壓提供了“合法”的借口。1970年代以后，民權運動陷入低谷，其中的經驗教訓很值得記取。

作為民權運動的領袖，金在運動發(fā)展過程中某些具體舉措也存在爭議。眾所周知，金本人出身于黑人上流社會，他痛恨黑人遭遇到的各種政治迫害，而對造成這一悲劇的深層原因，即政治與經濟的內在關系則缺乏深入關切與同情。在這一點上，他遠不如另一名黑人著名學者杜波依斯——后者認為：“黑人要徹底解放，首先必須發(fā)展黑人社會內部的經濟與社會實力?！币簿褪钦f，只有改變黑人低下的經濟地位，才能確保其政治地位的提高。根據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說，經濟權利是包括政治權利在內的一切權利的基礎。從表面上看，民權運動是政治權力之爭，但在實質上則是更為根本的經濟權利之爭。教育不公、法律不公這種“相對剝奪”導致黑人經濟上遭到“絕對剝奪”，迫使他們始終身處社會的最底層，很難有出頭之日。但遺憾的是，廣大黑人對此卻懵懂無知，并未能察覺二者之間的緊密聯系。到1960年代中期前后，金本人已意識到這一問題，可是始終未能拿出切實可行的方案——盡管金早年便開始研讀馬克思的著作，并贊同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批判，盡管金也不否認資本主義的邪惡之處，但他卻堅決反對馬克思的階級斗爭學說和暴力革命理論。他毫不掩飾地宣稱：“我不是一個唯物主義者，我不相信全部歷史是以經濟決定論支配和形成的，在這一點以及社會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論點上，我認為馬克思是錯誤的。”——或許正是這樣的偏執(zhí)，成為他在這場運動中的一個盲點，從而未能將這一運動引向縱深發(fā)展。

另外，金對待民權運動同盟軍——白人溫和派和婦女——的態(tài)度也引發(fā)物議。盡管金本人在演講中大聲疾呼：“黑人男孩和女孩將能與白人男孩和女孩情同骨肉，攜手并進?！北M管他的理想一直是融通黑白，締造一個和諧共處的社會，但結果卻打造出一個以膚色劃分邊界的組織：參加游行靜坐的白人再多，也會被刻意忽略；白人能力再強，也無法進入領導層，更難有登臺演講的機會——不僅金如此，其他的民權組織也與之相似——尤其是大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在組織成形后竟然驅逐了所有白人工作人員。

同樣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金及其伙伴對待婦女的態(tài)度。眾所周知，婦女在民權運動過程中往往扮演甘于奉獻的女性角色：“總是有一位‘媽媽’在場……她通常是社區(qū)中爭強好勝的女人，語言坦率、善解人意，情愿赴湯蹈火……她白天摘一整天棉花，傍晚又能給幾十人準備美餐，然后就在前面的門廊坐到半夜，懷里橫擺著一支短槍，用以保護在她家住宿的宣傳隊”——除了洗衣做飯之外，她們也是若干民權活動的參與者和支持者。但是，由于金領導的南方基督教領袖會議本身就是一個男子沙文主義氣息特別濃的組織，他們不喜歡被女性指使，也不喜歡女性拋頭露面擔任領導職務。因此，許多婦女被蓄意排除在決策層之外。正如資深的女性民權運動家埃拉·貝克所說：“首先，我是一個女人，還是一個老女人，這就帶來了一些問題：牧師們認為女人的角色是服從命令，而不是發(fā)號施令，還有面子問題，他們感覺到我有領導能力，也比他們懂得多。”因此，實際情形是，“歷來，只要有女性在座，她就要被支使著去端茶倒水、作記錄”。深受其害的還有原本積極參與運動的女大學生。在與男同學一起爭取黑人民權的過程中，她們深深感受到有形無形的性別歧視：她們被排除在核心會議外，很少能進入領導層；更令她們難堪的是與男性黑人學生的關系——在當時“性自由”的口號下，如果某個白人女學生不愿意與提出要求的黑人男生發(fā)生性關系，她就可能被視為種族歧視分子，黑人女生的情況同樣如此或更甚。由此可見，在民權運動的歷史舞臺上缺失的無論是白人，還是婦女，說到底都反映出民權運動自身的一大問題：民權運動以實現美國社會的平等和多樣性為目標，但是在實踐過程中，出于功利主義或沙文主義的考慮，領導人在組織內部卻刻意壓制多樣性的存在。這一點和運動自身的道德訴求顯然大相徑庭。

此外，民權組織領導層的內部紛爭和分歧對運動本身也造成了一定影響。在整個運動期間，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種族平等大會、南方基督教領袖會議、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以及全國城市聯盟為了能夠在民權運動中占據有利地位，同時也為引起公眾的注意，時時都在進行著激烈的競爭。它們不惜相互排擠，并想方設法從對方手中奪取行動的號令權和控制權。與此同時，它們還對持不同政見的民權組織領導人進行詆毀。其中最為激烈的競爭和爭執(zhí)發(fā)生在1962年的奧爾巴尼運動中：大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嘲笑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僵化保守、膽小怕事；后者則對南方基督教領袖會議和大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搶走公眾的注意力憤憤不平。此外，大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對金試圖與當局進行談判的做法也大為不滿，認為“過于軟弱”——很明顯，這種內部激烈競爭的結果必然會削弱民權運動的戰(zhàn)斗力，并最終導致它的衰落。

1965年《選舉權法》通過后，盡管大多數人認為，民權運動已實現目標，應該結束。但黑人激進派領袖，在貧民出身的馬爾科姆·X的影響下，提出“黑人權力”的口號——這一口號要求民權運動放棄種族融合目標、排斥白人參與、主張黑人自衛(wèi)、不再堅持非暴力學說，并且明確要求重新分配社會財富和政治權力。這一運動的激進主張和由此引發(fā)的城市騷亂，讓白人社會普遍深感憂懼。原本對運動抱有同情態(tài)度的白人溫和派對民權活動的資金和輿論支持急劇減少，由此黑人激進派與白人溫和派的沖突也越發(fā)嚴重——這從1970年代以來頻頻發(fā)生在美國大城市的種族暴亂事件中可以得到佐證。這種暴亂行為非但沒有消除種族隔離，反而加深了種族仇恨，致使黑人運動的自身力量和外援力量進一步削弱。總而言之，領導層內部的行動綱領之爭幾乎貫穿民權運動的始終——既影響了民權運動的進程，也制約了民權運動的成就。

最后，由于歷史的原因，黑人作為社會群體在這場運動中也暴露出它自身的局限性。身為奴隸或奴隸的后代，他們缺乏自強自立精神，由此也形成被動順從的習性。在黑人聚居地，吸毒、賣淫、械斗等違法行為屢禁不止；許多黑人青年生性懶惰，又不思進取，總覺得自己長期遭受種族歧視和種族壓迫，理所當然應該享受政府各種補償和福利。此外，黑人普遍信仰宗教，但是由于教會內部教派林立，相互爭斗，每周一次的聚會和布道便成為相互拆臺、拉幫結派的最佳場所——領導民權運動的黑人政治家、社會活動家?guī)缀醵加薪虝尘?，但卻從未能建立起全美范圍內的宗教聯盟，原因正在于此。

也正是由于上述原因，歷屆美國政府才得以施展兩面派的手腕，表面上對黑人訴求假惺惺加以安撫懷柔，骨子里對黑人的冒犯之舉卻無情打壓。比如，面對風起云涌的民權運動，肯尼迪和約翰遜在多個場合明確表示同情與支持，并把民權運動提出的種族平等、經濟公正等訴求變成施政綱領中的重要內容——雖然學生組織是抱著發(fā)動社會底層的社會實驗目的參與的，但客觀上卻成為政府自由主義改革政策的抬轎人。再比如，1960年代民運激進派最著名的政治口號是“參與民主”，以尋求最大限度的平等，結果美國民主黨在其政綱中很快采納這一口號，吸引了無數年輕選民。當然，對黑人的極端行動，約翰遜政府公開宣稱將不惜動用一切力量進行打壓——而具體打壓的手段，則無所不用其極——胡佛親自出馬，采用反宣傳、竊聽電話、制造并散布謠言、鼓勵告密以及羅織領導人“通共”等手段，從內部分化瓦解運動組織。尼克松則一上臺就警告：“挑戰(zhàn)一項具體政策是一回事，挑戰(zhàn)政府權利則是另一回事……我們有權利進行回擊?！痹诓扇〉母邏簯B(tài)勢的同時，政府又不失時機地推出一系列改革舉措，消除對立，緩和矛盾，大規(guī)模的民權運動喪失了社會基礎，也就不可避免地走向衰退。

從一定意義上說，1960年代金領導的民權運動本意并不在于顛覆政府或推翻其政治制度，相反卻不自覺擔當了美國社會安全閥的功能。從根源上說，一切對立（黑白、貧富、官民）沖突實際都來自于敵對情緒的積累，仿佛一只蒸汽鍋爐，氣體壓力過大，如果無處排泄，后果極其嚴重——而安全閥則“可以充當發(fā)泄敵意的出口”，它通過允許行為的自由表達，“清潔了空氣 ，而防止了被堵敵意傾向的積累——這種出口等于為被堵塞的河流提供了一條河道，它使社會生活的其他部分免于受到毀滅性的影響”——金的非暴力學受到美國主流價值觀的高度認同，他的逝世日與華盛頓一道被定為美國的國家紀念日，道理或許正在于此。

2013年8月23日，數萬名民眾在華盛頓集會，紀念金發(fā)表《我有一個夢想》演說五十周年。金的長子馬丁·路德·金三世在演講時說：“我的父親在《我有一個夢想》中提到，希望自己的四個孩子有朝一日能不再因膚色、而是以品格優(yōu)劣而接受他人評價。從那時起，半個世紀過去了，但當下并不是緬懷往昔或自我慶祝的時刻，因為任務遠未完成，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薄缃鸨救嗽凇蹲詡鳌分兴f的那樣：“人生最痛苦的事，莫過于不斷努力而夢想永遠無法實現，而我們的人生正是如此。令人欣慰的是，我聽見時間長廊另一端有個聲音說：也許今天無法實現，明天也不能。重要的是，它在你心里。重要的是，你一直在努力?！?/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