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國寶級作家托馬斯·肯尼利本周來到上海，參加澳大利亞“國際文學周”。托馬斯·肯尼利是澳大利亞知名度最高的作家，從1964年出版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惠頓某處》以來，共出版了三十多部長篇、十多部記事作品和四部劇本。除了在澳大利亞本土獲得了無數(shù)獎項之外，他三度入圍英語文學最高獎“布克獎”短名單，1982年憑借《辛德勒方舟》（《辛德勒名單》最初出版時的名字，電影上映后這本小說一般寫作《辛德勒名單》，故下文統(tǒng)一寫成《辛德勒名單》）折桂，這也是他最為人知的代表作。

《辛德勒名單》講述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德國人奧斯卡·辛德勒冒著生命危險，傾注所有財力和智慧，營救數(shù)百位猶太人生命的真實故事。小說被好萊塢導演斯皮爾伯格改編為同名電影，榮獲當年的七項奧斯卡獎項。借著這個機會，澎湃新聞記者對肯尼利進行了專訪，與他聊了他的寫作生涯、《辛德勒名單》的故事。

【對話】

澎湃新聞：你是從什么時候開始想當一個作家的？

肯尼利：和大多數(shù)一樣，我很小的時候就對文學感興趣。但我不知道一個澳大利亞人能不能寫小說，因為澳大利亞是一個后殖民社會，當時我們覺得大部分作品都是北半球的人寫的，歐洲人寫的，我們的工作就是玩玩板球，開開派對，參與帝國主義戰(zhàn)爭。我一直都有文學野心，但我也知道我們一直有一種文化上的自卑心理，我們對殖民宗主國卑躬屈膝，我這一代是這種心態(tài)的受害者。

從1960年代開始，我開始寫短篇小說。等我上了高中，我開始寫長篇，在暑假的時候寫完了。英語書的版權頁上有出版社的地址，是一家倫敦的出版社，我就把我的小說寄了過去，然后出版了。上了大學，我學的是法律。當時我放棄了一切就為了寫小說。如果我當時對出版業(yè)有更多了解的話，我就不會有勇氣以寫作為生。我很幸運，我的小說在英國、美國和澳大利亞出版，使我可以通過寫作為生。

澎湃新聞：在你文學創(chuàng)作伊始，澳大利亞的出版行業(yè)是什么樣的狀況？

肯尼利：那時不太正式，只要編輯喜歡，就可以出版?，F(xiàn)在，搞財務的人有發(fā)言權，搞營銷的有發(fā)言權。

澎湃新聞：似乎你大部分長篇的篇幅都很長。

肯尼利：我有些早期的作品短一點，我很欣賞那些可以寫出很漂亮的短篇幅的小說的作者，海明威的《老人與?！肪褪且槐拘?。但對我來說，寫十來萬字比寫六萬字容易。這是我喜歡的敘述方式，有不同的敘述的聲音，不同的敘述速度，我覺得我的節(jié)奏更傾向那種更長的作品。

澎湃新聞：所以你幾乎不太寫短篇。

肯尼利：是的，我很少寫短篇，我不是一個好的短篇小說作者。我無法像凱瑟琳·曼斯菲爾德（新西蘭短篇小說家，新西蘭文學奠基人）那樣寫作。我更偏愛寫一些更宏大的主題。還有一個原因，在英語世界的出版業(yè)，出版社已經(jīng)很少出短篇小說了，除非你非常非常非常有名。

澎湃新聞：我們來聊聊你代表作《辛德勒名單》吧，能不能再談談這本小說的緣起？

肯尼利：1980年代，有一次我要從美國回澳大利亞，等飛機等過程中，我的箱子壞了，于是我就去比弗利山莊的一家皮具店去購買一個新的箱子。我在那里和店主攀談起來，他的名字叫波德克·菲佛伯格（納粹集中營幸存者，肯尼利根據(jù)他的真實經(jīng)歷寫出了《辛德勒名單》），這個人曾經(jīng)在辛德勒的勞工營里面待過。我們倆交談得久了后，他發(fā)現(xiàn)我是一名作家，就把我?guī)У狡ぞ咝蘩矸块g里面去，讓我看了他的兩個柜子，里面塞滿了用各種語言寫成的關于辛德勒的文件。

我是在那里第一次看到了辛德勒名單的一份副本，在那里，我也看到了當時很多被殺害的猶太人名單。我首先感受到的說一種恐懼，那就是歐洲人當時為什么會覺得猶太人就像病毒一樣，必須要被趕盡殺絕，好像只有這樣，才能夠拯救歐洲文明。接著，店主勸說我將這個故事寫下來，但是我回應他說，我是一個澳大利亞人，不是歐洲人，而且我的祖父母都來自愛爾蘭，我所在的地方，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說，都距離當時發(fā)生的歷史事件非常遙遠。但是他說，這不是正好嗎？事實上，你的無關性使你和這些事情聯(lián)系在一起的時候毫無私心可言。后來，我去采訪了一些生活在澳大利亞的幸存者，我被這些故事迷住了，然后就有了這本小說。

澎湃新聞：似乎戰(zhàn)爭是你很多作品的一個重要主題。

肯尼利：是的，我很多小說都寫戰(zhàn)爭。我想是因為在我小時候，大家都在擔驚受怕，想著日軍是不是要侵略澳大利亞。當時我們也很清楚，丘吉爾的軍隊在北非打仗，但他不會派軍守衛(wèi)澳大利亞和新加坡。我父親當時在北非打仗，所以我是二戰(zhàn)老兵的后代，這對我產(chǎn)生了很大的影響。如果二戰(zhàn)沒有發(fā)生，納粹屠殺猶太人沒有發(fā)生，你會覺得這些事情簡直像科幻小說一樣。

當我第一次遇到集中營幸存者的時候，我沒有想到要寫這本書。但我發(fā)現(xiàn)，這些故事太傳奇了，我一定要寫下來。不采訪這些人，不寫這個小說，你和大屠殺中罹難的那些人之間就沒有一種情感上的親密聯(lián)系。就算死了上百萬人，你也只是覺得那就是一組數(shù)字。但如果你知道了奧斯卡·辛德勒的故事，你看到他們的臉龐，他們幸存于那樣一場浩劫的經(jīng)歷，就會對你產(chǎn)生巨大的情感沖擊。這也是為什么我要用杜魯門·卡波蒂《冷血》那種建立在事實上的方式來寫這本小說。

我以這樣一種方式寫作的另一個原因是，幸存者想讀到這個小說。出版前，有好幾位幸存者從頭到尾讀完了這部小說。所以沒有出現(xiàn)這樣的狀況，就是書出來后，有幸存者說我扭曲了事實，沒有。

澎湃新聞：你覺得自己需要莫大的道德勇氣，才能直面這樣一段人類歷史上的浩劫嗎？

肯尼利：我不認為是我需要巨大的道德勇氣來寫這本書，而是那些想讓我寫下他們故事的幸存者們，他們的道德勇氣感染到了我。在做了很多的研究之后，我是在澳大利亞寫這本書的。我住在海邊的一個小山上，那里陽光燦爛，椰林沙灘，人們快樂地沖浪，對過去也沒有什么負擔和記憶，這樣一個地方，很適合寫一本非常陰郁暗淡的書。

澎湃新聞：奧斯卡·辛德勒本人對這本書有什么評價嗎？

肯尼利：奧斯卡在1974年就去世了，我遇到波德克·菲佛伯格的時候，是在奧斯卡·辛德勒去世7年后。我采訪了辛德勒夫人，當時她還在世，當時她表示高興。她后來說，我們沒有事先與她商量，但實際上我們有。她說沒有收到一分錢的報酬，但實際上不是這樣的，我當時有給她錢，感謝她的回答，而且導演斯皮爾伯格也多有資助。但我想辛德勒夫人真正的問題是，當電影出來以后，辛德勒變成了仁慈善良的同義詞，但實際上他對她并不好，而且她當時也做了很多，但電影里她所做的貢獻被掩蓋了，功勞和光芒全給了她丈夫。但在書里，我確實對她所做的貢獻著墨甚多，而且也寫到了辛德勒對她的家暴。

澎湃新聞：你寫過那么多作品，除了《辛德勒名單》這本之外，有沒有哪一本是你自己特別鐘意，但沒有獲得足夠關注的？

肯尼利：是很多這樣的滄海遺珠。比如我很喜歡一本叫To Asmara的作品，厄立特里亞從埃塞俄比亞獲得獨立的故事，講幾個西方游客救出了很多厄立特里亞人。這本書雖然是暢銷書，但并沒有對聯(lián)合國的政治家們產(chǎn)生什么影響，沒有什么人想要結束這場戰(zhàn)爭。上世紀90年代，我以女性的視角寫了好幾本小說，有一本我很喜歡叫《火星的女兒》（The Daughter of Mars），我也很喜歡《內海的女人》（Woman of the Inner Sea）。

澎湃新聞：回顧你五十多年的寫作生涯，這么多題材各異的作品，有沒有什么是你一以貫之地關注的？

肯尼利：是的。首先是澳大利亞在這個世界的位置。第二，是澳大利亞本身。在我看來，澳大利亞的歷史非常有趣，它是唯一以接受罪犯為目的而設立起來的很有趣社會，這是非常奇妙的，因為它給我們送來了最好的人，在舊大陸留下了最壞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