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去世的斯比格紐·布熱津斯基雖然可能擁有他那一代人中“最為敏銳的頭腦”，但是還稱不上是一位第一流的學者。至少，這位出生于波蘭，成長于加拿大的美國人在學術殿堂之中，恐怕難以獲得如“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那般的顯赫地位。然而，不論是志不在此，還是分身乏術，抑或力有未逮，他都應該不會對此感到多少失落和遺憾。因為他有幸成為了那些能夠按照自身意志塑造整個世界的少數(shù)人之一，并且能夠在有生之年親眼目睹自己的夢想成真?？芍^是幸甚至哉。

作為學者和決策者的執(zhí)著

作為學者的布熱津斯基的學術根基和靈魂，一言以蔽之就是蘇聯(lián)學和集權主義研究；作為決策者的布熱津斯基的政策主張和原則，一言以蔽之就是遏制蘇聯(lián)。自1939年《莫洛托夫—里賓特洛甫條約》簽訂直到去世，他始終關心和試圖解決的就只有一個問題，那就是如何對抗乃至戰(zhàn)勝蘇聯(lián)。客觀而言，無論是作為學者還是決策者，布熱津斯基都因為對這一目標的執(zhí)著犯下過不少錯誤。

例如，他曾經(jīng)錯誤判斷過中蘇關系的走向，否認兩國正走向分裂；高估過蘇聯(lián)的生命力，認為這個大敵仍很有機會撐過20世紀80、90年代之交的動蕩。其中，后果最慘痛的莫過于力勸卡特采取軍事行動營救被霍梅尼陣營扣押的美國人質，最終卻因準備不足機毀人亡，連累自己的伯樂一蹶不振、丟掉了白宮的寶座。究其動機，就在于布氏堅持認為革命后的伊朗將倒向蘇聯(lián)，與其談判只會助長對手的聲勢。最難以逆料的則是，當年為了在阿富汗拖垮蘇聯(lián)，布熱津斯基曾竭盡全力地在那塊土地上援助各國的“圣戰(zhàn)”者，但是沒想到后者中的不少人最終變?yōu)榱嗣绹钗ｋU的敵人。

不過同樣有趣的是，恰恰是源于這種專注，布熱津斯基也收獲了不少“附帶”聲譽。例如，為了削弱蘇聯(lián)在中東的影響力，他致力于撮合埃及的薩達特和以色列的貝京在戴維營會晤；為了在拉丁美洲贏得人心之戰(zhàn)，他也支持簽署條約、歸還巴拿馬運河的控制權。這些行動為他贏得了掌聲以及一些“老朋友”之類的頭銜，可謂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當然，相較于從蘇聯(lián)手中光復祖國的夙愿，這些錯誤和成就的可能都不值一提。

曾經(jīng)想“要當上波蘭總統(tǒng)”

1928年，布熱津斯基出生于波蘭的一個富有文化氣息的外交官家庭。作為剛剛在一戰(zhàn)后重獲獨立不久的年輕國家，波蘭的國民都有一種格外強烈的民族自尊心。小時候的茲比格紐對于格但斯克、華沙的現(xiàn)代化建設萬分自豪，并且熱衷于觀看盛大的閱兵式。在1938年隨任蒙特利爾總領事的父親前往加拿大后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就以德國閃擊波蘭而拉開帷幕。此時剛剛10歲的布熱津斯基，幾乎將所有的注意力都投入到了這場決定世界命運的大戰(zhàn)上。在這位孩子的日記中，幾乎沒有涉及父親、母親、弟弟和日常生活的內容，相反全部都是戰(zhàn)爭的進展。

然而，二戰(zhàn)的結束并沒有給小茲比格紐帶來多少喜悅。在蒙特利爾城中，到處都是美國、英國和蘇聯(lián)的旗幟在飄揚，而這也預示著波蘭的未來命運。最終，按照雅爾塔條約，波蘭成為了蘇聯(lián)的勢力范圍。對于以老茲比格紐為代表的波蘭流亡政府和波蘭自由軍而言，這意味著從此斷絕了歸鄉(xiāng)之路。也正是從此開始，曾經(jīng)戲言“要當上波蘭總統(tǒng)”的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的目光逐漸脫離波蘭一隅，才開始注意到加拿大社會中的自由、機會和雅致，并進而在對比中放眼蘇聯(lián)、東歐和整個國際政治。

在蒙特利爾完成了對蘇聯(lián)民族問題的初步研究后，布熱津斯基原本計劃赴英國留學，然后子承父業(yè)、進入加拿大外交部工作。但是恰好他所申請的獎學金不對非英國公民開放，因而最終前往美國，赴哈佛大學攻讀博士。他的關于十月革命、列寧式國家和斯大林的博士論文奠定了他“蘇聯(lián)學”和“共產主義學”專家的地位。

不過，雖然布熱津斯基對于蘇聯(lián)絕無任何好感，但是他并不同意當時艾森豪威爾政府的強硬東歐政策。無論是基于個人的同理心，還是實地調查交流，布熱津斯基有一個基本判斷：那就是東歐國家與蘇聯(lián)之間存在著深刻的內在矛盾。因而，美國應當代表西方世界積極與東歐“和平接觸”，而非將它們和蘇聯(lián)視為“鐵板一塊”。

成為美國人，仍懷故國情

1958年，布熱津斯基加入了美國國籍，這徹底打開了他步入美國政界，發(fā)揮一身長才的機會之門。自1960年擔任肯尼迪的外交政策顧問起，他先后為約翰遜、漢弗萊等民主黨領袖出謀劃策，與洛克菲勒共同籌建“三邊委員會”，直至成為卡特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登上了不是在美國本土出生的美國公民所能達到的最高職位。

正如看不起在約翰遜時期反對越戰(zhàn)的“新左派”一樣，初擔大任的布熱津斯基毫不掩飾他對“對蘇緩和”和“美蘇共治”的鄙夷。在國內，他與主張延續(xù)基辛格路線的國務卿萬斯?jié)u漸勢同水火；在國外，他鼓勵東歐各國異議者的做法也讓好不容易盼到美蘇綏靖的歐洲領導人緊張萬分。當時，很多人不顧冷戰(zhàn)從未結束的事實，指責布熱津斯基“復活了冷戰(zhàn)”。不過，這位波蘭裔美國人完全不為所動，始終致力于對蘇施壓。

在卡特連任失敗、自己丟掉官位之后的三十七年中，布熱津斯基在一切涉及東歐、蘇聯(lián)俄羅斯的問題上都保持了一以貫之的態(tài)度。在1987年，他積極贊成和協(xié)助老布什訪問波蘭，會見團結工會領袖；在波黑內戰(zhàn)和科索沃戰(zhàn)爭中，他積極主張美國干預，打擊親俄羅斯的政治力量；他是北約東擴最主要的支持者，目標始終是要讓其稱為全體歐洲國家的俱樂部。

雖然未竟全功，布熱津斯基到底還是看到了從蘇聯(lián)支配下恢復自由的波蘭，也不妨驕傲地宣稱已然為此窮盡了所有的智慧和力量。他的努力最終也得到了祖國的承認，在1995年他獲得了代表波蘭最高榮譽的白鷹勛章。在他去世的消息傳開后，波蘭總統(tǒng)安杰伊·杜達盛贊他“不知疲倦地為我們爭取自由”；外交部長維托爾德·瓦什奇科夫斯基更是將他稱作是“一位驕傲的波蘭人”。以此而言，在31歲時就覺得已經(jīng)“回不去”的布熱津斯基，到底還是“走了回去”。

“埋骨何必桑梓地，人生何處不青山”。布熱津斯基波瀾起伏的一生，就是這兩句詩的最佳注腳。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jīng)濟與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