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近現(xiàn)代中國經(jīng)濟、文化的主要策源地，也濃縮了20世紀的中國社會巨變。上海的屋檐下，幾乎隨時可見一些名人依稀的蹤跡。也許坐在城中的某個咖啡館，隔兩條街，劉海粟曾對著窗外的復興公園寫生；他邊上的什么弄堂里，傅雷正在寫作，黃賓虹正在磨墨……這份名單，可以一直延續(xù)下去。

循著這些名家在上海的足跡，可見看到的是個人史，也是文化史、城市史、時代史?！杜炫刃侣劇に囆g評論》推出“藝術名家的上海足跡”系列，第一位走近的是豐子愷先生。

1963年，豐子愷在日月樓翻譯《源氏物語》

地處上海市陜西南路的“長樂村”是豐子愷先生“日月樓”所在，1954年秋日，豐子愷一家從福州路搬至此地，在這里度過了21個春秋，也是他在上海居住時間最長的地方。

當時“長樂村”尚名為“凡爾登花園”，某日豐子愷坐于二樓室內陽臺上，日間陽光充足，晚上可見皓月當空，遂有了“日月樓”之名。

尋訪豐子愷在上海的足跡，便從“日月樓”開始。

豐子愷在長樂村弄口?！伴L樂村”三個字為豐子愷所書，他身后的尖頂樓房為“日月樓”。

1954年9月1日，豐一吟和弟弟豐新枚先行入住這里：

“次日，我們到后門去刷牙，藍色的天！綠色的樹！紅色的瓦！這么好的環(huán)境！”

陜西南路39弄93號，門口有“豐子愷舊居”的牌子，上書：豐子愷1954-1975年居此，2005年列為文物保護建筑。

在春日的和煦陽光下，長樂村綠色的樹、紅色的瓦與豐一吟所見無異，只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環(huán)境有所變化。與豐子愷研究會理事長馮河清和秘書長許銘嬌，約在日月樓會面。門口閑看之時，二樓陽臺窗戶探出一個腦袋勾手喊我上樓，繞過門口晾曬的被單衣物，走入門中，光線的變化帶給瞳孔的感受是幽暗，摸上堆放著雜物的樓梯，能隱約感覺到來自一樓住戶門后的窺視。想來1966年后，原本作為客廳廚房的一樓搬入了人家，擠在兩樓的豐家人也常接收到類似的窺探。

“豐子愷舊居”門口，晾曬著被單等物。

無法開放的日月樓，封存了安寧與寂寥

豐子愷研究會理事長馮河清在二樓樓梯口招呼我進屋，入內并非想象中窗明幾凈的名人故居，相反帶著久無人居的霉味，轉而往里走能看到一些閑置的展柜展板，再徑直向前，一片陽光灑下之處，就是日月樓的陽臺。1954年，就在這個陽臺，豐子愷將新居命名為“日月樓”，繼而吟出了“日月樓中日月長”的下聯(lián)，上聯(lián)則取了杭州馬一浮所對“星河界里星河轉”。豐子愷邀馬一浮書寫對聯(lián)，自己寫了“日月樓”三字，一起裝裱好掛在陽臺上。

“日月樓”二樓，曾作為陳列室留下的展柜展板，往前走是日月樓陽臺。

也正是在這個陽臺上，豐子愷度過了最后的時光。墻上貼有一張1975年的日歷（原件保存在桐鄉(xiāng)緣緣堂），這是豐子愷自己畫的，并寫上了日期節(jié)氣，每過一日便劃掉一日，劃至7月29日，沒有再劃。

豐子愷手繪1975年的日歷。

日歷下是一方書桌、書桌邊陽臺東頭有一張小床。豐子愷的身高有1米74，而眼前這張小床目測長僅160厘米，寬70厘米左右，小床之窄可見一斑。1970年豐子愷病后出院，喜歡安靜，便蝸居陽臺，這張小床便是午休所用。豐子愷在這張兩腿無法伸直的小床上，一睡就是五年多。

“日月樓”二樓陽臺保留了豐子愷生活時的樣子。

“切勿訴苦悶，寂寞便是福。”1970年6月在給幼子豐新枚的信中，豐子愷這樣寫道。

臥床寂寞時，豐子愷會翻閱書籍排解，能坐起來了便開始偷偷工作。人生的最后五年，在不足3平方的陽臺一隅，豐子愷寫了《紅樓雜詠》，翻譯了《竹取》《落洼》《伊勢》三部物語，畫了《敝帚自珍》四套，創(chuàng)作了《緣緣堂續(xù)筆》33篇，翻譯了《大乘起信論新釋》，重譯了《旅宿》，還臨寫了西晉索靖所書的《月儀帖》，并憑借記憶抄錄了兒時的童謠……

最重要的是，豐子愷在這里還提前完成了與恩師弘一法師約定的《護生畫集》。

《護生畫集》書影

《護生畫集》源于1927年，當時豐子愷30歲，1929年《護生畫集》（初集）出版。十年之后，第二集《護生畫集》完成，弘一法師為畫集配上了文字，并回信：“朽人70歲時，請仁者作護生畫第三集，共70幅；80歲時，作第四集共80幅；90歲時，作第五集，共90幅；百歲時，作第六集，共百。護生畫功德于此圓滿。”

收到恩師之函，豐子愷回信：“世壽所許，定當遵囑”。1973年，豐子愷開始創(chuàng)作《護生畫集》第六集，此時弘一法師已圓寂31年。他們的約定跨越了半個世紀，待1979年《護生畫集》六集出版之時，兩人皆已作古。

日月樓二樓半個陽臺是豐子愷的坐臥之角。 （照片為家人拍攝于豐子愷離世之后）

40多年后，記者有幸站在日月樓陽臺上，看著這方窄小之地，觸碰到一絲絲此處的氣息，哪怕世界曾瘋狂混亂，這一方書桌上便是心的安寧。

環(huán)顧四周，陽臺門上方，有一處掛畫留下的痕跡，據(jù)馮河清介紹，這是曾經(jīng)掛“日月樓”的地方，馬一浮所書“星河界里星河轉，日月樓中日月長”當年懸掛在小床邊的東墻上。1961年出生的馮河清，還記得少時坐在陽臺上看姨外公寫字畫畫。1975年8月下旬，下聯(lián)“日月樓中日月長”忽然掉落，當時家人預感大限將至。8月29日傍晚，豐子愷送醫(yī)，其實日歷自從一個月前沒有再劃，可見那時病情已經(jīng)加重。

1973年，豐子愷在日月樓。

日歷上，4月13至21日被圈出，這幾日豐子愷回了故鄉(xiāng)石門，回上海后，他給很多鄉(xiāng)親寫字畫畫，常抄錄《回鄉(xiāng)偶書》，并跋“離鄉(xiāng)三十九年，乙卯百花時節(jié)重游舊地，但見建筑全新，園林暢茂，如入一新世界。寫賀知章詩贈親友留念”。這也是豐子愷最后一次回鄉(xiāng)。

約1937年初，豐子愷（右四）在石門豐同裕染坊門前。

豐子愷在華山醫(yī)院病床上的絕筆。

從日月樓陽臺上往下看，能看到萬物生發(fā)、綠意盎然的弄堂，但屋內墻面斑駁、墻角有屋漏痕、還有屋頂墻皮掉落在地?！叭赵聵恰睕]落至此令人唏噓。

從陽臺望出去的風景。

長樂村將大修成為新地標，豐子愷舊居開放與否尚未知

唏噓之余，更多的是無奈。據(jù)豐子愷之孫（豐新枚之子）、豐子愷研究會會長豐羽向“澎湃新聞”介紹，2009年他出資買下了長樂村豐子愷舊居的二樓和三樓，在姑媽豐一吟的帶領下，表哥表姐等豐家第三代于2010年3月作為陳列室向公眾免費開放了四年，但由于當時沒能與一樓住戶談妥將一樓3戶一起買下，陳列室不得不在2014年底關閉。

豐一吟題“豐子愷舊居陳列館”

去日月樓那日，馮河清拿著鑰匙，帶記者上三層閣，但開鎖這個簡單的動作他摸索了很久，8年未開放，生疏也自然。三層閣中兩小間基本保持了陳列室開放的樣子，8年前的留言版定格了當時的記憶，也記錄下了公眾對豐子愷的崇敬。

1963年，豐子愷倚日月樓南窗眺望

在另外一間，馮河清回憶起小時候在三層閣上看電視的場景，“1962年，我們家花了450元添置了一臺黑白電視機，最初放在一樓客廳，每天吃過晚飯便是一家人的電視時間，因為是弄堂最早有電視的，親友鄰居常來看，所以客廳便成了小戲院，座無虛席。這是日月樓最好的時光?！?/p>

豐子愷，《日月樓中日月長》

1962年，豐子愷和孩子們在日月樓看畫冊

搬入日月樓后，豐子愷一家人也常出門旅游，先后去了莫干山、廬山、鎮(zhèn)江、揚州，后又游覽了黃山等地。

在日月樓中，豐子愷夫婦及其妻妹先后迎來六十大壽，每次做壽都是家人親友歡聚一堂。到了周末，新朋舊友的拜訪也絡繹不絕。其中1956年日本內山書店老板內山完造和1965年廣洽法師的來訪更是闊別多年的老友相見。

1965年，豐子愷與廣洽法師在日月樓

時光悠悠，這些美好留存在回憶錄中。眼前依舊是寂寥的小樓。2021年底，豐一吟離世。豐子愷故居如何重新對公眾開放，也成為了豐家后人的責任?！昂迷谶^去十年，政府對文化越來越重視，投入也越來越多，‘文化自信’已經(jīng)寫進了國策里。相信在地方政府的協(xié)調介入下，一定能讓豐子愷故居早日恢復對公眾免費開放?！必S羽說，“實在不行，還有豐家第四代，等他們長大了一定會為太爺爺?shù)膫鹘y(tǒng)文化傳承繼續(xù)做出貢獻?！?/p>

拿著畫筆的豐子愷。

目前長樂村已經(jīng)開始立起施工帶，即將開啟大修。記錄下日月樓大修前的模樣，也是記錄下一位大家、一個時代的印記。

秋日，滿地銀杏落葉的長樂村。

走出日月樓，忽感腳邊閃走一團白色，定睛一看一只小白貓從門廊竄過。想到豐子愷也愛貓，他在日月樓的諸多照片中，常見一只名喚“阿咪”的白貓相伴，還曾作小文《阿咪》，講述其生活細節(jié)。當時阿咪僅3個月大，但豐子愷希望能“健康長壽，像我老家的老貓一樣，活到十八歲”。

1963年春節(jié)，豐子愷和“阿咪”在日月樓

在豐子愷的回憶中，老貓是其父親的愛物?！?span style="color:#4e5f70;">大家吃過夜飯，父親才從地板間……走到廳上來晚酌。桌上照例是一壺酒、一蓋碗熱豆腐干、一盆麻醬油和一只老貓。父親一邊看書、一邊用豆腐干下酒，時時摘下一粒豆腐干來喂老貓。”（《辭緣緣堂》）

豐子愷祖父在石門灣開了一爿染坊店，父親是光緒最后一科的舉人。父親中舉時，豐子愷四歲，到了七八歲時入私塾，見書中木版畫，便向染匠討來顏料填色。兒時的填色游戲成了豐子愷日后“學畫回憶”之始。

1918年3月18日，在浙江省立杭州第一師范學校讀書時的豐子愷。

17歲夏天，從石門灣崇德縣立第三高等小學畢業(yè)后，入杭州第一師范學校，受教于李叔同、夏丏尊，得以學畫致文。畢業(yè)后，豐子愷希望在熱衷的圖畫上有所發(fā)揮。無奈家境不允。躊躇之際，恰有同校圖畫手工科學長吳夢非和新從日本研究音樂歸國的同學劉質平計議在上海創(chuàng)辦主攻圖畫音樂的?？茙煼秾W校，豐子愷前去幫忙，共同創(chuàng)辦上海藝術?？茙煼秾W校（后為上海藝術大學），并在學校中教授西洋畫等課。這一年是1919年，豐子愷22歲，這也是他在上海生活的開端。

1920年代初的上海，除了上海美專外，上海藝術?？茙煼秾W校是第二個興起的藝術專門學校。不知是巧合還是有意為之，這一時期兩所藝術?？茖W校均在西門附近。

不過當時公眾尚未知西洋畫為何物，或認為美女月份牌就是西洋畫。豐子愷依杭州一師時李叔同所授石膏像寫生的方法，以及一冊日本明治年間出版的《正則洋畫講義》，開始了教學。但很快就發(fā)現(xiàn)自己的教法“陳腐而有破綻”，豐子愷甚至自嘲為“賣野人頭”（方言：虛張聲勢以嚇人或騙人）。

任教一年半后（1921年早春），豐子愷籌措了兩千塊獨自冒險去了東京，在那里他習畫、讀日文、學提琴，也看展覽、聽音樂會、訪圖書館、轉舊書店……十個月后，兩千塊用盡，回上海繼續(xù)在小西門外黃家闕路上海藝術?？茙煼秾W校任教，同時在吳淞中國公學兼課。

1921年末，從日本歸來的豐子愷

期間為了維持數(shù)目不斷增加的家庭成員的生活，豐子愷有時住學校宿舍、有時租房、有時回鄉(xiāng)住。比如1922年，豐子愷就曾在靜修路114弄“三在里”租屋住。

靜修路114弄“三在里”今貌。

如今“三在里”還在，沿復興東路過西藏南路一個拐彎，就進入了蜿蜒曲折、四通八達的老城廂，從曹家街到靜修路眼前是一個粗獷的生態(tài)，頭頂“萬國旗”飄揚、逼仄狹小的空間造就了一道別樣的風景。再入“三在里”，弄內雖安靜無聲、卻能感受到環(huán)境的嘈雜和民宅的老朽破敗。

“三在里”弄內

想來豐子愷居住此地距今已是百年，他租了哪一間，住了多久已經(jīng)難以考證，可以知道的是1922年的老城廂，已經(jīng)拆掉了城墻、告別了煤油燈時代，逐漸用上了自來水，開始向現(xiàn)代城市體系邁進。

曹家街、靜修路一帶，還保持著當時的風貌。

從三在里可以穿到夢花街，進而看到文廟的大屋頂，再沿老道前街至蓬萊路、經(jīng)中華路便可到上海?？茙煼秾W校所在的黃家闕路，這大抵是豐子愷當時去學校所經(jīng)之路。黃家闕路不長，大多是近30年所建公寓，早無校址的痕跡，唯有路口處幾棟舊改后空置的房屋給人留下懷古的空間。

小西門這一帶也是豐子愷在上海最早的落腳之地。

上海藝術專科師范學校所在的黃家闕路，早無校址的痕跡。

永義里9號：最早的“緣緣堂”

也是1922年，豐子愷與中國公學同事朱自清、匡互生、朱光潛加入剛創(chuàng)辦的春暉中學（位于浙江上虞白馬湖，首任校長經(jīng)亨頤），并自建“楊柳小屋”。在此豐子愷結識了何香凝、葉圣陶、俞平伯、陳望道，以及蔡元培、于右任等，并融合了竹久夢二和陳師曾的畫風，形成了自己的風格。

在朱自清與俞平伯辦的刊物上，豐子愷一張《人散后，一鉤新月天如水》，引起在上海辦《文學周報》的鄭振鐸的注意。1925年《文學周報》開始連續(xù)刊載豐子愷的畫作，鄭振鐸給這些畫定了“子愷漫畫”的標題，“漫畫”自此在中國流行。

豐子愷 《人散后，一鉤新月天如水》

至于緣何從西洋畫轉向漫畫，豐子愷曾自述，因為做教師，居處、時間無定，雖有利用課余研究藝術的夢想，卻每每不能實行，油畫箱和提琴久已高擱，“手癢的時候，拿毛筆在廢紙上涂抹。偶然成了那種漫畫”。

“子愷漫畫”刊載之時，豐子愷已經(jīng)賣了“小楊柳屋”回到了上海，他與匡互生、朱光潛等人希望創(chuàng)辦理想中的“立達中學”，并將買屋所得700余元充實為辦學經(jīng)費。

再回上海，豐子愷白天在小西門上海藝術師范大學上課，晚上到虹口老靶子路（今武進路）儉德里10號租屋籌備創(chuàng)辦立達，深夜再回專師?！皟€德里10號”在今羅浮路東側，目前建筑已不存。

今武進路、羅浮路口，為虹口靜安交界。

1925年夏，立達中學在北郊江灣自建校舍，期間豐子愷住過周邊的同安里、安樂里、樂盛里，在《爸爸還不來》中，豐子愷畫下了妻兒在樂盛里外等待父親回家的場景，這許是當時生活的真實寫照。

豐子愷《爸爸還不來》，記錄了樂盛里的生活。

1926年4月5日，豐子愷一家搬入永義里9號立達中學校舍。來年農(nóng)歷9月26日豐子愷30歲生日，豐子愷和三姐豐滿在永義里宿舍、釋迦牟尼像前皈依弘一法師成為居士，法名“嬰行”“夢忍”。也就在這一回，豐子愷請求弘一法師為永義里豐家宿舍取個宅名。他們在釋迦牟尼像前的供桌上，先后拿兩次鬮，拆開來都是“緣”字，“緣緣堂”的名字就此而來。

豐子愷皈依時自刻的印章。

豐子愷請弘一法師寫了一幅橫額裝裱后掛在寓所中，永義里9號成為了首個“緣緣堂”，后來“緣緣堂”隨著豐子愷一家的搬遷而轉移，直至六年后在故鄉(xiāng)石門自建“緣緣堂”。

也是在永義里9號的“緣緣堂”開始了《護生畫集》的創(chuàng)作，1929年2月，《護生畫集》（初集）由開明書店、佛學書局等出版發(fā)行，這一年正是弘一法師五十整壽。

除了教學、漫畫之外，這一時期豐子愷還出版有譯作《苦悶的象征》（1925.3），他最早的音樂和美術理論書《音樂的常識》（1925.12）、《西洋美術史》（1928.4），散文集《緣緣堂隨筆》（1931.1）等。

弘一法師寄給豐子愷的明信片。

1926年6月，立達學園文藝院圖案系西洋畫系師生在畫室攝影，左二為豐子愷。

1932年1月28日，淞滬抗戰(zhàn)爆發(fā)，立達學園校舍損毀修繕，豐子愷暫回石門平屋。待復課時，也曾在永康路雷米坊暫住，當時雷米坊屬法租界，租金不菲，僅租了一所洋房的三樓，一兩個月便退租。

今天雷米坊依舊在，位于市二中學對面，現(xiàn)名為“永康新村”。弄口掛牌為市保建筑，上書雷米坊“磚木結構，1931年竣工，典型西班牙式花園里弄住宅”。更確切的說，永康路109弄為雷米坊；與太原路相通的175弄便是老上?？谥械摹巴鈬谩薄?/p>

永康路“雷米坊”舊址

豐子愷幼女豐一吟曾在《十二年住十三處》一文講述了從日本回國至在故鄉(xiāng)建“緣緣堂”之間的12年間的生活狀況。對她而言，最早留下回憶的是三四歲住的雷米坊：“那時我老是坐在樓梯轉角處旋銅板。爸爸客人很多，客人經(jīng)過樓梯轉角處，總是俯身說一句：‘一吟，你又在旋銅板了？’那時我們能有什么玩具呢！一枚銅板就可以玩很久了。”

永康路“永康新村”（雷米坊）內建筑。

離開雷米坊后，豐子愷把家人送回了石門，自己住回了重建的永義里校舍中。在這12年中，除了專科師范、中國公學、春暉、立達外，豐子愷還在上海城東女學、上海大學、澄衷中學、復旦大學、松江女子中學，開明書店，以及寧波第四中學等供職。

為了給家人一個更安穩(wěn)的家，1932年秋豐子愷在拆了石門平屋改建“緣緣堂”，大約在1933年初落成，豐子愷雖依舊需要奔走在滬杭和石門之間，但也辭去了一些教職，在緣緣堂內飽覽四時風光，享受天倫之樂，這也是一家人的美好時光。

然而，僅僅六年，抗日戰(zhàn)爭打響。1937年11月一家人辭別緣緣堂，倉皇出奔，經(jīng)杭州、桐廬、蘭溪、衢州、常山、上饒、南昌、萍鄉(xiāng)、湘潭、長沙、漢口至桂林；1939年春夏又遷居宜山、思恩；1940年初到遵義；1942年又赴重慶，1945年8月10日，終于盼來了抗戰(zhàn)勝利，回到江南，緣緣堂已成焦土，立達學園也毀于炮火，豐子愷所敬重的恩師弘一法師、夏丏尊已經(jīng)不在人世。

豐子愷，《今日我來師已去，摩搓楊柳立多時》

豐子愷寫文悼念兩位恩師說：“夏先生與李叔同先生，具有同樣的才調，同樣的胸懷”“我當學生的時候，李先生教我們圖畫、音樂，夏先生教我們國文。我覺得這三種學科嚴肅而有趣。就問了他們兩人同樣深解文藝的真諦，故能引人入勝”。

再看豐子愷在繪畫、音樂、文學上的成就發(fā)源于兩位恩師，辦教育重博學多能、乃至為人處事之道也來自兩位恩師的影響。只是皈依弘一法師的“緣緣堂”（永義里9號立達中學校舍）已是居民小區(qū)，方位大約在車站南路28號復興高級中學的對面，巧合的是豐子愷的次女豐宛音后來是復興中學的語文老師。

豐子愷與夏丏尊共事的時間更長，當教師、做編輯，更因為開明書店常常在夏丏尊在梧州路相晤。

開明書店：“書店是我們外婆家”

當將豐子愷一生諸多細碎的記錄關聯(lián)，均指向了開明書店。

1925年1月，商務印書館主編章錫琛因鼓吹婦女解放及男女平等卷入爭論浪潮，為此商務印書館撤換了《婦女雜志》的主編，強行改變周刊風格。不愿受人束縛的章錫琛提出辭職，脫離商務印書館。

章錫琛在《婦女雜志》任編輯的時候，成立了婦女問題研究會，參加了文學研究會和立達學園，結識了同樣是成員的豐子愷、胡愈之、鄭振鐸、朱光潛等人。并另辦了一份婦女期刊《新女性》，但做雜志無法養(yǎng)家糊口。章錫琛便同胡愈之、夏丏尊等人商量著開書店。最后以眾人集資認股的方式，于1926年8月在上海寶山路寶山里60號的家中創(chuàng)辦開設了“開明書店”。

文人辦書店不重利，重出版質量和格調，也不會根據(jù)作者知名度篩選出版作品。所以，當看到《子愷漫畫》，章錫琛覺得獨具一格，便決定出版這部作品。精心制作的《子愷漫畫》出版后獲得了不小反響。豐子愷從此聞名，同章錫琛也結下了更加深厚的友誼。

章錫琛和豐子愷。

1928年冬季，劉叔琴、杜海生、豐子愷、胡仲持等人發(fā)起將開明書店改組為股份有限公司。不僅有豐子愷自己投入資金，妻子徐力民也貢獻出積蓄支持開明書店的發(fā)展。公司成立后，章錫琛廣納賢才，塑造了一支強大的編輯隊伍。其中包括了夏丏尊、豐子愷、葉圣陶、郭紹虞、朱自清、朱光潛等。

再看開明書店總店（經(jīng)理室、編譯所、總務處、貨棧）先后設址寶山路、兆豐路（今高陽路）和梧州路，與豐子愷當時所住立達學園永義里雖有距離，但均屬今日虹口一帶，且不少立達同人也加入了編輯隊伍。

開明書店店徽。

除了在開明書店出版自己的作品外，豐子愷還參與了店徽的設計和文學書籍的裝幀設計工作、擔任開明書店出版的《中學生》和《新少年》等青少年雜志的編輯。不僅如此，豐子愷還與葉圣陶、林語堂分別合作了《開明國語課本》和《開明英文讀本》，豐子愷的漫畫和文字的配合，成為小學教科書的新例，影響至今。

開明書店

“八·一三”戰(zhàn)事爆發(fā)，設在梧州路的總店和專為開明書店排印書刊的印刷廠毀于戰(zhàn)火，書店內遷。1938年3月，豐子愷途經(jīng)漢口時，曾暫住交通路開明書店倉庫二樓；在桂林的住所也是當?shù)亻_明書店的經(jīng)理陸聯(lián)棠幫忙聯(lián)系的。

《開明國語課本》內頁插畫均由豐子愷繪制

抗戰(zhàn)勝利，恰逢開明書店成立二十周年，總店又遷回上海。豐子愷與開明書店老友發(fā)起弘一法師、夏丏尊紀念會，在上海玉佛寺展出兩位老人的遺墨、遺作、遺物，以志追悼。豐子愷在杭州辦五十壽辰，章錫琛、葉圣陶、鄭振鐸等開明書店同仁在上海詩文遙賀。

上海開明書店同仁參觀聯(lián)華影院時合影

為籌劃臺灣分店，豐子愷應章錫琛之邀，兩家一同于1948年9月27日由上海乘“太平輪”去往臺北。在臺灣盤桓56天后，渡海廈門，拜謁了弘一法師在南普陀的故居和泉州圓寂之地。在廈門停留不久，葉圣陶從北方來信囑其早歸，但為了《護生畫集》第三集的文字，豐子愷獨自前往香港拜訪葉恭綽。1949年4月23日，豐子愷帶著葉恭綽寫好的護生第三集的文字，在隆隆炮火中趕回上海。先行回滬的家人暫住于西寶興路漢興里張逸心（同鄉(xiāng)、學生）家，豐子愷回來后在同一里弄頂了一幢房子，正是在此，一家人看到了上海解放。但解放之初，漢興里附近工廠經(jīng)常成為國民黨飛機轟炸的日標，為安全起見，豐子愷頂出了漢興里的房子。在開明書店的同事、也是藝術師范的學生錢君匋邀請下住到了復興公園附近的南昌路43弄（臨園村）76號2樓。后因開明書店遷往北京改組為中國青年出版社，昔日老板章錫琛舉家北上，便把福州路671弄7號的房子連同家具無條件給豐子愷一家安身。

1951年1月23日，豐子愷一家遷入福州路，豐一吟曾回憶，這一處住所的邊門就對著國際書店（成立于1950年4月12日，今外文書店）的后門，53歲的豐子愷買了一本日文版的《俄語一月通》，苦學俄文。在福州路居住期間，豐子愷受聘文史館，每月致酬一百元。長子豐華瞻回國在復旦大學教書；次子豐元草抗美援朝去了朝鮮；長女豐陳寶結婚。

南昌路近重慶路，豐子愷曾應錢君匋之邀，入住南昌路43弄。圖為南昌路44弄，單號門牌一側已是高樓。

再看漢興里、臨園村，福州路這幾處住所，均與開明書店有或多或少的關系。如今漢興里早在十余年前已經(jīng)拆除；南昌路43弄所在的單號弄堂已起了高樓，南昌路并未拓寬對面一側的老建筑均有保留，依舊可見當年的樣子。福州路正處于舊改許多弄堂已封。

豐子愷在日月樓

回顧豐子愷在上海生活的足跡，從老南市、虹口閘北到福州路，直至生活了21年的長樂村，無論悲歡離合，豐子愷始終豁達樂觀堅韌，并影響著他周圍的人，通過豐子愷的上海足跡，也能看到他的交友和工作圈，繼而看到大家的煉成。

豐子愷一家在日月樓門口的合影。

但隨著城市的發(fā)展，豐子愷曾經(jīng)居住過的地方大部分已不存，唯有長樂村的“日月樓”依舊保留，即將迎來的修繕將讓長樂村能更好的保留。據(jù)悉，“修繕后的長樂村有望重塑昔日凡爾登花園的風情萬種，成為黃浦衡復北片的新地標”。大修以后，日月樓是否有可能作為故居開放？目前尚是未知數(shù)，但未來的“新地標”中，豐子愷舊居還只是門口一個銘牌，不得不說是一種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