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內(nèi)地以慰安婦為題材的紀錄片《二十二》迎來一片叫好的同時，臺灣的一部以中國民國第一代空軍為題材的紀錄片《沖天》，也進入了公共討論空間。兩部片子都試圖以個人化的情感書寫置換集體主義的民族情節(jié)，而《沖天》卻在臺灣遇了冷。這種遇冷表征出了臺灣人如今回首歷史的兩難，本文指出，《沖天》對“中華民族主義”有技巧的回避、弱化國家敘述而放大個人敘事的選擇，其實不啻為是一種保護性的“去政治化的政治”——如果必然要沉重，那么我們起碼可以選擇讓沉重離“政治”遠一點；只不過又恰恰是這種深情凝視和人道主義的“安全牌”，暴露了臺灣在當下現(xiàn)實政治格局之中的錯置與割裂，稀釋了“歷史照進現(xiàn)實”的張力，放棄了更深刻的思考，造就了新的淺薄。

我初次觀看《沖天》是在2016年深圳的一場小規(guī)模放映活動中，此時離該片在臺灣的首映會已經(jīng)過去7月有余了。在商業(yè)電影的世界里，7個月足夠讓一部熱播影片下線并被觀眾徹底遺忘，然而這部由臺灣導演張釗維執(zhí)導、以中華民國第一代空軍為主題的紀錄片卻擁抱著新的繁榮：在結束了臺灣的短暫院線上映后，它“蛙跳式”地進軍“大中華地區(qū)”，在大陸與香港，在各大學、研究機構、影像館里打開了新的展映空間，造成更大的影響和持續(xù)的口碑。而時至2017年酷暑，伴隨著“八一三”淞滬會戰(zhàn)紀念日與日本投降紀念日的臨近，它又再一次強勢地出現(xiàn)在大陸的公共輿論空間中。

也許有人會說，這是紀錄片的獨特優(yōu)勢：在速朽的時代裡，它們的保質(zhì)期比較長。然而在各種意義上，《沖天》似乎都與典型的當代紀錄片形象存在微妙的距離——首先，《沖天》的表現(xiàn)主題與20世紀上半葉漫長的對日戰(zhàn)爭、澎湃的民族主義直接相關，又拍攝于抗日戰(zhàn)爭勝利七十載的2015年，因此影片本身有”獻禮”的潛在意圖。其次，雖然電影發(fā)行方CNEX是一個獨立的紀錄片公司，但由于《沖天》的制作得到了臺灣空軍協(xié)會的資助，而作為影片監(jiān)制方和出資人的“中華文化總會”更是由蔣介石倡議成立的、半個多世紀以來始終由臺灣領導人出任會長或副會長的臺灣老牌半官方組織，因此坐實了電影“半命題式作文”的嫌疑。再次，在形式上，《沖天》利用大量的動畫技術和聲音特效模擬空中戰(zhàn)況、演繹主人公的生離死別，用這些“年輕元素”增添視聽沖擊效果，追求流行品味。相比起紀錄片領域中那些粗糲的、現(xiàn)實主義的、“倔強灌注個人意志”的作者作品，《沖天》在呈現(xiàn)導演個人口味的之余，似乎更雜糅地呈現(xiàn)了影像記錄與政治、資本、時代之間的磋商和妥協(xié)。

被個人化的情感書寫置換的集體主義民族情結

而在這種復雜的進退之下，《沖天》作為被重組出來的民國飛行員視覺敘事，不僅是對前塵往事的追索與挖掘，也是在新時期中面向未來的歷史解釋。那么，在21世紀的臺灣人筆下，1930年代的空軍故事怎么寫？電影一開頭，金士杰的旁白便作出了這樣一個提綱挈領的表述：“曾經(jīng)有那么一群年輕人，每一次起飛都可能永別，每一次落地都必須感謝上蒼。他們戰(zhàn)斗在云霄，勝敗一瞬間，他們在人類最大的戰(zhàn)爭當中成長，別無選擇。因此他們對飛行的熱愛，對天空的憧憬，還有那些國仇家恨，縱橫捭闔，兒女情長，都必須化成命運的音符，飄揚在云間?！边@段話畫龍點睛地體現(xiàn)了中國空軍的誕生與早期發(fā)展中幾乎是內(nèi)生性的民族主義元素，而與其并駕齊驅(qū)的則是從個人視角出發(fā)的、年輕飛行員們的感情故事。不過這個“并駕齊驅(qū)”最終沒有實現(xiàn)“分庭抗禮”：隨著情節(jié)的展開，很快，初代空軍“誓死報國不生還”的民族情結與集體主義便在很大程度上被戲劇性的、個人化的情感書寫擠壓或者說置換了。

從影片的敘事層面上看，這或許不失為一個靈敏的決定。作為早逝的一群青年，民國初代飛行員是天空中快速燃燒殆盡的花火，他們的猝然犧牲令人痛惜，也因此帶來了巨大的道德美感，但僅僅依靠他們在短暫生涯里留下的零星長短句和寥寥舊影，是不足以撐起一個宏大命題并完成一個完整有效的視覺表達的。因此，電影把重心對準了飛行員生活中的女性，對準了劉粹剛的妻子許希麟、林懷民的妹妹陳難、張大飛的信中密友齊邦媛、在昆明避難時與林耀等人親切來往的林徽因，以這些“未亡人”的女性視角和她們更為綿長、細膩的生命感受來曲折展現(xiàn)鮮活和更有內(nèi)容的英雄面貌。而這種策略也有其時代審美的“合理性”——袒露和擁抱“普通人身份”的英雄才崇高與可貴。也正因為如此，《沖天》克制了訓導意味，以哀婉又浪漫的語調(diào)來演繹國殤悲歌，這種口吻甚至一以貫之地體現(xiàn)在電影結尾處呢喃婉約的《西子姑娘》里：以飛機引擎的轟鳴聲為背景，這首中華民國空軍軍歌被一把清澈的女聲慢八拍唱出，格外增添了肅穆而深情的意味：“柳線搖風曉氣清，頻頻吹送機聲。春光旖旎不勝情。我如小燕，君便似飛鷹。輕度關山千萬里，一朝際會風云，至高無上是飛行。”

臺灣人回首歷史的兩難

然而，《沖天》不為民族主義張目，不等于人文情懷戰(zhàn)勝了僵硬宣傳；片中謳歌“人性”和“人道主義”發(fā)人深省賺人熱淚，但這個處理方式放在臺灣當前的政治語境中，好像也透露出某種便宜行事的保守趣味。我記得在映后座談會上，張釗維導演坦陳，他的拍攝方式和角度主要想“吸引更多的島內(nèi)年青人也能關注和大陸有關的歷史”，而這個目標恰好凸顯了在當前的島內(nèi)文化氛圍中回首“中華民國”歷史的兩難。

的確，以抗日戰(zhàn)爭勝利為標志，中國的國家獨立與民族自由已成功實踐72年，然而以1949年為分界線，兩岸的矛盾分離也進入了第68個年頭。這段時間里，與大陸的長久分隔以及上世紀70年代開始的臺方在政治上的日益“退縮”，造成了臺灣在“法統(tǒng)原則”和“政治現(xiàn)實”之間明顯的落差和尷尬，而兩岸“分斷體制”更培養(yǎng)了島內(nèi)一種囿于當下的自我定義，用龍應臺的話來說，就是用“文明”的方式來自我定義：文明在于民主，而民主“落實在茶米油鹽生活”。這種用尋常生活來為臺灣“正名”的策略，巧妙地回避了“臺灣”與“民國”這兩個概念在地緣、政治、法律論述上的矛盾，但其“當下性”和“日常性”也可以是一種“去歷史化”的效果，將20世紀中國的歷史處境與復雜的國際變遷簡化甚至取消，造成島內(nèi)新生代的“政治扁平”。在這樣的語境中，《沖天》對“中華民族主義”有技巧的回避、弱化國家敘述而放大個人敘事的選擇，其實不啻為是一種保護性的“去政治化的政治”——如果必然要沉重，那么我們起碼可以選擇讓沉重離“政治”遠一點；只不過又恰恰是這種深情凝視和人道主義的“安全牌”，暴露了臺灣在當下現(xiàn)實政治格局之中的錯置與割裂，稀釋了“歷史照進現(xiàn)實”的張力，放棄了更深刻的思考，造就了新的淺薄。

而且令人感慨的是，饒是“安全”如此用心如此，《沖天》在臺灣還是鎩羽而歸了。島內(nèi)著名制作人、出身空軍眷村的王偉忠領著女兒去電影院尋根，但“第三代”最終還是向《星球大戰(zhàn)》倒了戈。而《沖天》在島內(nèi)的毫無水花，也愈發(fā)襯托出它在大陸的高度認受耐人尋味，這海峽兩側的一冷一熱，幾乎可以當做一種癥候來解讀。如果說這部紀錄片在島內(nèi)的宿命證明了“中華民族主義”在新世代的“本土浪潮”下的疲軟，那么，《沖天》在大陸的受追捧，不僅說明了民族主義在“大國崛起”過程中的高企，也說明后冷戰(zhàn)敵時代民眾的“去魅”要求——民國反而成為一種縈繞不去的“鄉(xiāng)愁”，成為一個以往被不斷遮蔽、而現(xiàn)在必須不斷“解密”的主題；而《沖天》的柔軟，也成為大陸觀眾一種親切的替代性補償。

其實大陸與臺灣對《沖天》的溫度差形象地表明，在實現(xiàn)了“三通”，兩岸交流不斷的基礎上，追求具有廣泛共識的歷史敘述、書寫、認同仍然意義重大。歷史講述的是過去，也是今天，而過去與今天的寓言，往往決定著未來的格局。如果《沖天》有志于通過重塑20世紀中國的歷史敘述，書寫“給下一個天平盛世的備忘錄”（如其片頭所顯示），那么我想，在這個必然包涵中國的崛起以及由其所推動的區(qū)域性、地緣性政治經(jīng)濟整合的“盛世”將臨未臨的當口，我們對20世紀經(jīng)驗中的革命遺產(chǎn)的記取以及對20世紀政治債務的反省，將直接左右我們對一個有效的”中國敘述”的創(chuàng)造，并直接影響兩岸能夠期待和迎接的所謂“太平”。從這個意義上看，《沖天》有意識地挑戰(zhàn)失敗了，而我們關于遺忘和繼承的課題，仍然沉重地橫臥在時代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