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美國史，你絕對繞不過的一個詞就是“Founding Fathers”（建國先輩、締造者、奠基者），指的是一群高瞻遠矚、敢于擔當的領袖人物。他們先是領導殖民地贏得獨立，后又制定實施憲法，使獨立存在了一百多年的13個殖民地終于合眾為一，美利堅合眾國由此誕生。

國家原本是沒有父親的，如果有人愿意按中國傳統(tǒng)尊稱他們?yōu)椤皣浮保膊皇遣豢梢?，但記得一定是復數，而且千萬別想象出什么“國母”來。

這群締造者為大眾所熟知，他們的形象至今栩栩如生出現在各種傳媒中。美國人不講究為尊者諱，再怎么尊崇他們，也不回避其個人弱點。他們并肩奮斗，彼此既有同道相惜之情，也有強大個性間必然存在的意見沖突。

本書扼要地介紹建國時期最重要的六位領袖，為讀者展示他們的功德成就，還有那個時代的精神風貌。為了照顧到歷史的傳承，我們加入了兩位不屬于這個時代的人物。

時勢造英雄，歷史人物只能在客觀條件下發(fā)揮作用，締造者們也不例外。美國孕育于一個半世紀的殖民時期，所以我們不能忘了還有一個“清教先輩”。溫思羅普名列首位，因為他是“新英格蘭方式”的重要奠基者，這一清教的自治傳統(tǒng)隨著西部開發(fā)而擴散到全美，成為美國文明的主要基因。沒有殖民時期形成的自治傳統(tǒng)，就不可能有美國革命的平穩(wěn)成功。

同理，美國也不終止于締造者們，他們遲疑未決的一些重大問題直到南北戰(zhàn)爭才得以解決，包括奴隸制、州權對聯邦權的挑戰(zhàn)、早期農業(yè)民主理想與工商業(yè)道路的對峙等。林肯代表的事業(yè)解決了制憲會議和早期政治中的這些糾結與隱患，美國從此進入新的歷史時期，可以一心一意謀發(fā)展了。

締造者們至今活在美國政治生活中，這里的“活”不僅僅是對他們的紀念與緬懷，更重要的是——他們制定的憲法仍是國家的最高權威。凡是涉及憲法解釋的問題，美國人不得不回到制憲時代去揣度他們的意圖，聽聽他們的說法。18世紀制定的憲法一直用到今天，從這點上說，所謂年輕的美國其實是個古老的國家。

整個美國革命——從抗稅伊始的1763年到憲法生效的1788年——都發(fā)生在中國的乾隆年間（1736—1795），且只占他在位的一小半時間。如今，這位至高無上的皇帝也是中國媒體中的?？?，但無論戲說還是正說，他都只是一個過了時的歷史人物。在他那套治國方略中，我們讀到的只是一個大國衰敗的教訓，今天的我們還能從他的內政外交、價值觀念、思維方式中汲取多少養(yǎng)料呢？

締造者們到底締造了什么

簡單地說，他們制定了一個憲法，并據此締造了一個共和國。這個憲法使用至今，這個共和國在短短一個多世紀后便成為首屈一指的大國。它的屹立壯大，靠的是用制度切實地將公權力關進籠子，確保人民的自由和權利。

美國獨立時已經有一個半世紀的殖民地自治經驗，國民從上到下都堅信主權在民，在實行共和制上是有共識的。但那將是一個什么樣的共和國呢？可資借鑒的直接經驗并不多，歷來的共和國不是走向混亂，就是走向暴政，還沒有一個幅員遼闊的共和國能夠長治久安的。他們可以參照討論的有幾份憲法方案、幾份州憲法、邦聯條例的教訓，還有若干古代和近代的共和政體?？墒敲绹绱她嫶蟆麄冎绹业慕蜻€將繼續(xù)擴大，實行共和的成功率能有多少？大部分人沒有把握。

他們真心擁護共和，對獨裁和無政府同樣憎惡。他們相信，權力集于一批人手中是暴政要義，政府完善之道在于分散權力。為杜絕后患，他們費盡心機設計出一個構造，將三權分立的政治理念付諸實踐——先是將政府權力分為立法、執(zhí)法、司法三個獨立部門，再使它們的某些權力相互牽制以形成監(jiān)督。歷史證明，這樣的分權制衡是有效的共和政府結構，至今已正常運作了240年，大大超過了制憲者們的預期。

容易忽略的一點是，除了一個有形的國家，締造者們同時也締造了無形的美國精神。是他們在《獨立宣言》中最早定義了美國，開創(chuàng)了美國的特殊身份——一個基于共同信念之上的民族，這才有了日后所謂“非美”（Un-American）的說法，也因此多次出現回歸思潮。歷史自然是要往前走的，為什么回歸？又回歸何處？無非是覺得發(fā)生了偏離，需要正本清源，這就得回到建國時期，回到締造者的立場。

締造者們在殖民地基石上創(chuàng)建的現代共和國，不僅為美國設定了未來，更作為一種嶄新的體制，影響了整個現代世界。

制憲會議步履維艱

獨立后的美國，華盛頓交出兵權解甲歸田，其他革命領導人也都紛紛自謀生路，即便繼續(xù)從政的，也更愿意回到家鄉(xiāng)去干。隨著共同敵人的消失，各州以本州利益為重，自行其是，不惜蠶食整體權威。經濟是一團亂麻，無政府狀態(tài)囂張，退伍軍人謝司領導的抗議更是為所有人敲響了警鐘。

面對這些問題，邦聯政府一概束手無策。邦聯是13州的松散聯盟，類似于沒有實權的聯合國。它可以通過決議，卻無執(zhí)行機構，它無權征稅、無權征兵，難以調動各州，任何統(tǒng)一行動必須得到13州全體同意，結果是扯不完的麻煩與糾葛。此時的美國面臨切實的危機，獨立的成果很有可能得而復失。

1787年，為了加強管理，挽救國家命運，各州派代表來費城修改《邦聯條例》。從5月25日到9月17日，制憲者們把自己關在悶熱的屋子里整整116天，唇槍舌劍，爭論不休，有的中途退場，有的半道加入。當一部憲法草案終于形成時，大多已身心疲憊，信心不足。連華盛頓都覺得，這部憲法能維持20年就算不錯了。

不消說，代表們個個都是出類拔萃之輩，但也是有各自利益和立場的人。其中有一心主張強大中央政府的，也有堅決維護州權的，意見分歧，難以一致。在辯論了四五周之后，年過八十的富蘭克林眼看眾口難調，建議每天上午議事之前先舉行祈禱來安撫人心。憲法完稿后，他又苦口婆心地勸大家在憲法上簽名。他承認憲法是有缺陷的，但是如此眾多具有不同利益和偏見的代表能夠達成這樣的妥協，已然是個奇跡。

制憲會議為何開得這般艱難？一是難在沒有適合美國的現代共和國先例；二是難在大小州的利益沖突；三是難在南北方的制度差異，奴隸制更是令人尷尬；四是難在聯邦必須維持。

他們面對的第一道坎是如何設計現代共和制，這是史無前例的創(chuàng)舉。代表們憂心忡忡，唯恐權力落入不當之手。為了確保共和，他們設計出具體可行的權力構架和政府體制，將分權制衡的思想落到實處，包括聯邦權與州權并立的聯邦制、政府的三權分立、國會的兩院制，等等。所有這些構造精巧如自鳴鐘，能夠彼此牽制協調，啟動后自行運轉；但通過官員選舉的不同方式，又保證了政府與民眾的溝通。這是一套不能輕易更改的制度，但又留下合法修正的程序。

第二道坎是大小州的平衡，制憲會議要加強聯邦權，勢必削弱州權。大小州的利益沖突主要表現在爭奪議會的席位分配。13州中只有弗吉尼亞、賓夕法尼亞和馬薩諸塞3個是大州，其余10個都是小州。1790年，弗吉尼亞人口近75萬，是德拉瓦的16倍還多，前者面積16萬5千平方公里，是后者的33倍。差距如此懸殊，該怎么分配總體政府中的征稅和席位，才能使大小州都能接受呢？

邦聯是州的聯合，以州為單位投票。小州希望延續(xù)邦聯中的平等表決權，一州一票。大州自然不服，認為這不合理，是少數人決定大多數人，主張按人數比例分配席位。小州對此則堅決反對，聲稱這是少數州決定大多數州，并且不惜以分離相威脅，僅僅這一個問題就討論了無數次。有人提出，若要做到絕對公平，唯有將現有的13州拆開，重新等量劃分，但這毫無可行性。爭來爭去，總算達成一個雙方兼顧的“大妥協”：眾議院按人數比例分配，大州滿意；參議院每州兩個席位，小州放心。這樣的分配也符合代議制民主：眾議院代表民意，以多數制約少數；參議院代表明智，以少數制約多數。

但實際上，比大小州矛盾更棘手的是南北間的沖突，這就是第三個坎——奴隸制。對黑人按五分之三個人頭來計算，北方感到憤憤不平，他們問得有理：“承認他們是公民，那么為什么不與白人同等計算？承認他們是固定資產，那么為什么別的固定資產又不納入計算范圍？”

其實代表們大多反對奴隸制，包括許多擁有奴隸的南方領袖，他們對存在黑奴這樣一種“資產”也感到悲哀，有些個人很愿意解放自己的奴隸。但在18世紀，奴隸制主要不是道德問題，它既不始于道德，也不限于道德，它是因為涉及征稅和席位才進入討論的。

由于地理氣候造成的經濟形態(tài)不同，北方在獨立時已經基本不存在奴隸，黑人也很少，馬薩諸塞33個人中才有一個黑人，而南卡羅來納兩人中就有一個，南方種植園幾乎完全依賴奴隸勞動。歷經一百多年，整個南方社會已經不可救藥地和黑奴制度融為一體，牽一發(fā)而動全身，他們拒絕接受任何改變。

會議討論了取消奴隸制的可能性。如何取消？能否做到？這些姑且不論，也不論黑奴是否屬于主人不可侵犯的私產。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是：怎么處置被解放的黑奴？當時會上談論的黑奴是50萬，其實三年后的1790年，美國第一次人口調查的結果是75.7萬黑人，已接近總人口392.9萬的五分之一。是將他們送回非洲呢，還是集體遷往西部某個地方？都難。另一個難題是，南方種植園里黑人勞力占了一大半，沒有了他們，南方經濟何以為繼？南卡羅來納和佐治亞的黑奴數量最多，他們說要動奴隸制，就決不加入聯邦。這兩個州一走，很可能引起連鎖反應——“其他州也會各行其是，把方向和形態(tài)越弄越多，很可能會弄出好幾個邦聯，說不定還會流血。”奴隸制問題實際上成了聯邦能否維持的關鍵。

聯邦為什么必須維持？

麥迪遜的說法在制憲會議上很有代表性：“擺在我們面前的出路，無非兩個極端，要么13州徹底分開，要么完美結合?！?/p>

那么，為什么不是分開而是結合呢？

首先，聯邦不僅是既成事實，而且是永久性的。

當初13個殖民地為了擺脫英國統(tǒng)治，只有同舟共濟這一條路，無法想象一個單獨的殖民地能夠取得獨立。1777年11月，各州代表在第二次大陸會議上通過了一個《邦聯條例》，宣布13州結為“永久聯盟”，名稱就是“美利堅合眾國”，歷史上稱其為“邦聯”。邦聯條例是以各州名義簽署的，保留各州的主權、自由和獨立。顯然，沒有邦聯，美國不可能贏得獨立戰(zhàn)爭。

獨立成功了，新問題也來了：是整個邦聯獨立于英國呢，還是13州各自獨立？現在有的州動輒揚言脫離邦聯，它們有沒有這個權利？這是首先要搞清楚的。古·莫里斯說得好：“各州本來也只是殖民時代形成的自治體，如此而已?！丢毩⑿浴钒l(fā)表時，一個政府就已經形成?！豹毩⑿詫懙煤苊靼祝骸斑@些聯合一致的殖民地從此是自由和獨立的國家”，所以各州不是“單獨地”獨立，而是聯合起來獨立，他們獨立時是“結成聯盟的州”。既然在組成這“永久聯盟”時是有約的，解散邦聯也應該得到各州同意。漢密爾頓解釋道，各州并非被扔進自然狀態(tài)，所以他不承認結盟可以因任何一個成員局部違反就解體。

其次，從實際考慮，聯邦也是最好的出路。如果分裂成獨立的13國，已有的問題未必得到解決，還可能面臨一系列新問題，比如大片西部領土的處置。原先還有個宗主國可以起協調作用，邦聯一旦解體，將不存在比各州更高的權威，獨立的13國彼此間將如何相處？如何保衛(wèi)自己？如何交流貿易？到那時，小州的利益更加得不到保護，大州可能吞并小州，大州之間可能爭霸。制憲者們想到的是歐洲各國那樣的相互爭雄，彼此對立，三三兩兩地結盟，常年陷入戰(zhàn)爭，還要時時擔心來自外部的威脅。這種對外的敵對局面又勢必剝奪內部的公民自由權利，這前景令他們不寒而栗。

所以，倫道夫的話也許不算太夸張：“制憲會議一旦失敗，美利堅將立即陷入決堤之勢，整個被洪水淹沒?！蹦锼挂舶l(fā)出警告：“這個國家必須聯合起來，如果勸說不能使這個國家聯合，就會有劍與火來完成。投入內戰(zhàn)的恐怖景象不堪描繪，而內戰(zhàn)的結局，會比繼續(xù)現狀更糟?！?/p>

反過來說，維持和加強聯邦的好處卻是顯而易見：避免內耗，合力御外、發(fā)展經濟、開發(fā)西部，等等，這對所有的州都是利大于弊。這些目標在憲法序言中概括為：“樹立正義，保障國內的安寧，建立共同的國防，增進全民福利和確保我們自己及我們后代能安享自由帶來的幸?！?。

13州的情況雖有差距，但基本同質，是有統(tǒng)一基礎的：“厲害關系的紐帶、宗族血統(tǒng)和共同習慣的紐帶，把他們與其他州連接起來，這些紐帶如此堅實，不是輕易可以折斷的?！贝韨冇械钠蛑輽?，有的偏向全國政府，那么最好的辦法就是組成聯邦——既非分裂，又非中央集權，賦予邦聯更大的權力，將13州凝聚為一個更完善的聯邦。

從后來的發(fā)展看，保住聯邦的做法雖然有代價，但無疑是正確而富于前瞻性的，否則就不會有今天的美國。而一個分裂的北美很可能是另一個戰(zhàn)亂不斷的歐洲，整個世界也將是另一番景象了。

成功的秘訣是務實

憲法作為各方妥協的產物，也許沒有一個代表對它完全滿意，但正是在妥協中，體現了制憲者們的政治智慧。首先是務實精神，觀其序言，平實簡短，只務實不務虛。一部憲法如果過于理想主義，公權力就可能將某種特定理想強加于全體國民。代表們知道這個憲法不完美，為了切合當時實際，他們“寧可讓后代再來修補這個政府的毛病，也不要眼前把試驗的步子走得太遠?！?/p>

制憲者們都是閱歷豐富的有識之士，熟知當時最先進的政治理念，又富于實際政治經驗。他們是一群建筑師，設計的是政府，出發(fā)點是人性。這部憲法之所以耐用，就因為它符合民情，符合人性。他們明白，制憲要對付的其實是人性，一個不符合人性的憲法是無論如何不會成功的，而人性又不可能輕易改變，所以合理的辦法不是去試圖改造人性，而是通過順應人性來發(fā)揮其積極性，遏制其消極性。

人性到底是什么？答案見仁見智。在當時的美國，基督教底蘊豐厚，特別是悠久的清教傳統(tǒng)?；浇讨鲝堅锖托詯?，清教更是強調人的無力自救，制憲者們基本上是懷著對人性這樣的估計在設計政府的，他們既不相信人民，也不相信官員，即便是人民選出的官員，也不能無條件相信。世上不存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但凡是人，就有可能被腐蝕，哪怕最初沒有，一朝權在手，保不定得意便猖狂。

在長時間的辯論中，他們對每一種政府權力的范圍、來源、授予，都斤斤計較，對每一個環(huán)節(jié)都慎之又慎，掂來掂去，為的就是一個字“防”——對所有放到公職上的人都要防，都預設他會以權謀私。假設人性都潔身自好，又何必如此死守嚴防？

那么他們是不是把人想得太壞了呢？有可能，但是為國為民著想，寧可想壞也不能天真，因為天真的代價實在太大了。歷史見慣了人類的貪婪、狂妄和自私，心懷叵測之人對公權力的蠶食、顛覆和篡奪，人民的自由和權利遭踐踏被剝奪。人若是天使，原本不需要政府，政治體制若要成功，是不能依賴個人德行的。

不過，他們并非蔑視人性，只是正視人性，合理地期待一個人的行為。他們不相信一人之美德，不相信一部門之絕對可靠，但他們并不否認人為善之可能，只是認為與利益相一致的為善才最為可靠——“使官員忠于職守的要素是使其利益與職責一致”。他們常說的以權力來遏制權力，以野心來遏制野心，就是利用人的私心來調動其動機與激情。

用分權制衡來化解專制威脅后，他們要保護自由免遭另一危害的破壞——來自烏合之眾的過度民主。對民主最不放心的漢密爾頓說：從未有過不自殺的民主統(tǒng)治，世界民主的經驗“徘徊于極端專制和極端無政府狀態(tài)之間。”

他們的應對措施就是采用代議制民主，讓人民選出自己的代表來治理，這比群眾集會上一哄而起要明智得多。美國不是一個小邦，或者一個新英格蘭小鎮(zhèn)，這么大的國家不可能實施直接民主。代議制民主的根基也是對人性的估計：“代議制度的設想原即以相信人類美德與榮譽之部分存在為根據?！暼祟愄煨裕粩U大其美德，不夸張其瑕垢?！?/p>

18世紀被稱為理性時代，制憲者們是理性時代的代表。對他們來說，理想歸理想，現實歸現實。更確切地說，他們的理想也是現實的，與烏托邦無緣。制憲會議上已經顯現兩種不同傾向：一派更傾向國家主義、商業(yè)利益；一派更傾向于州權、農業(yè)民主理想。憲法批準過程中又出現了聯邦主義、反聯邦主義這樣的標簽，但雙方在本質上都是溫和、審慎、務實的共和主義者。他們從不高談闊論，癡迷于偉大的空話，卻一再提醒自己；“理性告訴我們，我們不過是人。”

他們就事論事地辯論國事，針對一個個問題尋找具體對策，對當時無力解決的問題——比如奴隸制，他們有意識地留待后人去解決。他們從不考慮一攬子解決所有問題的可能性，不會在抽象理論上浪費時間。即便是最具理想主義色彩的杰斐遜，也堅持認為“需常以切實可行的辦法制約純理論的議論”。也許是他們所處的歷史時代，使他們幸免于意識形態(tài)的糾結。畢竟“意識形態(tài)”這個詞要等到法國革命后才出現，而在美國政治中，意識形態(tài)化的思維方式要到20世紀才真正登堂入室。

共和制的道德基礎

共和國需要有共和教養(yǎng)的國民，需要公正感和道德心。有人稱共和主義為“世俗化的清教主義”，因為二者都將公共利益置于個人之上，這是宗教化的美國長期積攢下的道德資本——國民個體的自立、自省、自由、自治。

制憲會議的困難終于得到克服，不僅在于代表們的學識和能力，也在于他們的態(tài)度。他們既能明確表達自己的觀點，也能傾聽別人的意見；他們既能堅持，也能妥協；他們都能以公共利益為重，懂得輕重緩急，抓大放小。一言以蔽之，他們有君子風度，雖性格各異，但無一不是以紳士的要求來規(guī)范自己的言行。

閱讀麥迪遜六十多萬字的《辯論：制憲會議記錄》，仿佛隨之進入會議現場，體會到制憲的認真、困難、理性。每個環(huán)節(jié)都井井有條，盡管傾向明顯，辯論激烈，卻無派性作怪，都是思路清晰，據理力爭，是彬彬有禮的君子之爭。他們的思想又如此現代，幾乎讓人感覺不到兩百多年的時空隔閡。

他們都是共和的信徒，尊重規(guī)則和秩序。會議開始，作為三大州之一的賓州提出建議，由華盛頓將軍擔任大會主席，獲得一致通過。接著就會議程序等制定規(guī)則：如對內敞開言論而對外保密、主席確定發(fā)言次序、保存記錄等，一概預先考慮周詳。

會議每天對照方案，逐字逐句地討論斟酌，先是以弗吉尼亞方案為討論底本，后來也包括新澤西方案、漢密爾頓方案、平克尼方案等。每辯論完一句——甚至半句，就會進行表決：或通過，或推遲，或否定，從不含糊。代表們對每個問題都有充分發(fā)表意見的權利，甚至為了一個分句的措辭，也會成立專門的委員會。已經通過的決議，還可以推翻重來，再討論、再表決，不錯過任何意見。在憲法草案上，他們“將一致同意的明確寫出，意見分歧的含糊表達，無法一致的斷然隱去”，取舍的標準只有一個——是否有利于完善聯邦。

制憲會議的全過程貫穿了民主精神，這不能不歸功于華盛頓的主持，他享有所有代表的絕對信任。據說他只作了三次簡短發(fā)言：第一次是在當選主席后簡短致謝，后兩次都在會議結束那天，先是附議將每4萬人中產生一名眾議員改為每3萬人，最后對會議記錄的保存征求意見。他莊重內斂、沉默克制的超然態(tài)度無疑保證了會議的民主有序和大家的暢所欲言。

紳士是有底線的，品行和名譽對他們很重要。締造者們的沖突更多源于政見而非權欲，他們中沒有人被發(fā)現以權謀私，他們之間也沒有發(fā)生過爭權奪利之爭，若政見不同，便自行告退。當國會為杰斐遜和伯爾誰當總統(tǒng)連續(xù)進行了36輪投票后，漢密爾頓拋開黨爭，助了杰斐遜一臂之力，理由是他認為杰斐遜更是個紳士。亞當斯和杰斐遜晚年的恢復友誼也是一例。唯一的暴力發(fā)生在漢密爾頓和伯爾之間，說來也是為榮譽而戰(zhàn)。伯爾最有個人野心，是這群人中的另類，但他也要維護自己紳士的名聲。他在決斗中殺了漢密爾頓，也從此被合理地排除在締造者這個群體之外。

“紳士”這個詞在今天的美國政治中已經基本消失——實際上已經消失很久了，20世紀初便開始了消失的過程。

考驗并無終結

1799年，美國政壇進入了沒有華盛頓的時代。亞當斯當了總統(tǒng)，卻沒能連任。杰斐遜的共和黨得以掌權，政權第一次在政治派別中和平轉移，這不僅是共和黨的勝利，也有聯邦黨人遵守憲法的功勞。

深一層說，權力之所以能和平轉移，還是因為他們共識很多，分歧很少，而且多半還是想象出來的。共和黨把聯邦黨描繪成君主派，聯邦黨將共和黨說成是雅各賓派，相互指責對方背叛76年精神，背叛美國革命?，F在看來，這些黨派之見大多是陰謀論的想象，無限夸大對方的傾向，是在自己的虛構上做文章。

分歧確實存在，但更多是代表了人類的兩種氣質——現實與理想、偏愛秩序與偏愛完美。亞當斯并不贊成君主制，杰斐遜也不支持暴民，這就是為什么杰斐遜可以在就任總統(tǒng)時宣稱，“我們都是共和黨人，我們都是聯邦黨人。”當杰斐遜八年總統(tǒng)期滿，他的綱領已經與聯邦黨相差無幾。共和黨之取代聯邦黨，可以說是通過吸納對方綱領的合理部分，從而消彌了對方存在的必要。美國歷史上，這樣的黨派演化還將一再發(fā)生。

在締造者們身體力行的示范下，初創(chuàng)半個世紀后的美國，政治基礎算是基本奠定了。但共和國仍然是一場懸而未決的實驗，因為他們諱莫如深地保持沉默的問題——奴隸制——只是被回避了，非但沒有得到解決，反而愈發(fā)嚴重了。1861年，這一頑疾到了非徹底解決不可的時候，當戰(zhàn)爭終于來臨，口號還是“為了聯邦”。

林肯充分意識到南北戰(zhàn)爭和先輩們締造共和國之間的內在關聯，他在蓋底斯堡的演說之所以銘記史冊，正是因為恰如其分地評估了這種關聯：“八十七年前，我們的先輩在這大陸上建立了一個國家，它孕育于自由，并且獻身給一種理念，即所有人都是生來平等的。當前，我們正在從事一次偉大的內戰(zhàn)，我們在考驗，究竟這個國家，或任何一個有這種主張和這種信仰的國家，是否能長久存在?！?/p>

一場血腥的內戰(zhàn)后，塵埃終于落定，共和之實驗經歷了空前嚴峻的考驗，美利堅合眾國依然傲立于世，雖然其代價是締造者們不敢想象也不愿付出的。

當今的美國，距離制憲者們的設想已經很遠了。雖然分權制衡還在，司法復審還在，公民權利還在，但方方面面早已大不一樣。杰斐遜的名言是，“最好的政府是最少作為的政府”，而他的政治后裔民主黨正在致力于擴大政府。不過制憲者們大概不會見怪，他們從來沒有以為自己制定的憲法將千秋萬代不變。

對共和的考驗沒有終結，經受了這一次，不說明能經受下一次。很遺憾，政治智慧不能寫入基因密碼。一個真正的共和體制能否堅持下去，還要依仗其國民對共和國的理解和意愿，還需時不時地回到締造者那里去尋求靈感，在他們的陪伴下繼續(xù)這個進程。

本文為《紳士謀國——美國締造者合傳》一書的序言，有刪節(jié)。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