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鳳昌藏札》（以下簡稱《趙札》）是趙鳳昌和他兒子趙尊岳合力收藏的一份私人檔案。趙鳳昌（1856-1938），字榮慶，號竹君、惜陰，譜名坦，江蘇武進縣人。年方弱冠就走上了游幕之路，后進入兩廣總督張之洞幕府，任文案處繕校委員兼充文巡捕，憑借辦事穩(wěn)細、勤敏慎密，逐漸獲得張之洞的賞識和信任，成為其親信幕僚。張之洞移任湖廣總督，也奏調趙鳳昌隨其赴任。趙鳳昌除繼續(xù)擔任文巡捕外，還兼辦理督署筆墨事件等，并更受張之洞器重和倚任，結果也因此遭到彈劾，于光緒十九年被革職回籍。然而，第二年他即走出陰霾，迎來人生的新起點。這年他移居上海，恰巧甲午戰(zhàn)爭爆發(fā)，正在積極備戰(zhàn)的張之洞請他為自己搜集情報，購買槍械。于是，趙鳳昌打著張之洞的旗號辦事，不僅暢通無阻，順利高效，而且與匯聚上海的中外精英打成一片，積攢了豐厚的人脈，從而一躍而為東南社會的重要人物。正是在這樣跌宕起伏的人生歷程中，趙鳳昌周旋于各色人等之間，親歷近代許多重大事件，收集和保存了不少函電和相關資料，留下了一份精心裝裱的達109冊之多的《趙札》（其中也包括他兒子的收藏）。

趙鳳昌，攝于1920年代

《趙札》內容豐富，包羅廣泛，為我們提供了解讀清末民初政情與社會的第一手資料。章開沅先生稱其“琳瑯滿目，美不勝收”，孔祥吉也譽之為尺牘之精華、史料之瑰寶，是“美不勝收的晚清史料”，“謂其價值連城亦不為過”。遺憾的是，如此美不勝收、價值連城的史料卻一直未得到有效的開發(fā)利用。機緣湊巧，我闖入這片天地，進行整理研究工作，因水平所限，費了九牛二虎之力，進展卻不大。盡管如此，我仍然愿意分享研究過程中的甘苦和曲折，并總結教訓，提出一些思考。

《趙鳳昌藏札》書影

《趙鳳昌藏札》：一份江南文獻的形成與奇遇

《趙札》的收藏起源于趙鳳昌在兩廣總督張之洞幕府任職期間，他在幕府中的主要職務為文巡捕。巡捕是清代總督、巡撫、將軍的隨從官，有文、武之分。下車伊始，張之洞就公開宣稱，他對于傳宣事件向來責成巡捕官。因此，巡捕成為其傳達政令和接見僚屬的非常重要的居間聯(lián)系人物。張之洞在晚清以號令不時、起居無節(jié)出名，生活習性比較怪異，時人多有批評譏諷，但只有趙鳳昌能夠接受和適應，成為其身邊不可或缺之人，遂得以深度介入督署衙門的政務活動。據(jù)披露，“之洞辦事沒有一定時間，有時正在辦公事文書的時候忽然睡著了，又忽然想到要檢查書籍；有時正在看書，忽然又想檢查檔案。只有趙鳳昌有此記憶力，替他隨時檢查。又他對日行公事之來往文件卷宗，往往隨手拋棄，事過輒忘不易搜尋。只有趙鳳昌能替他整理安排，井井有條，一索即得”。

在為張之洞整理公文的過程中，趙鳳昌開始收藏張之洞隨手拋棄的文件，如公文底稿、往來信札等。根據(jù)《趙札》統(tǒng)計，在兩廣督署幕府期間，趙鳳昌共收藏張之洞奏折底稿23份、電奏底稿24份、咨札諭示底稿10份、電牘底稿53封、書札17封。與此同時，他還保存當時廣東官紳寫給張之洞的書札以及這些官紳間的往來信函，并注意收藏晚清名人的墨跡，如胡林翼書信等。這些趙鳳昌的最初藏品，奠定了“趙鳳昌藏札”的基礎，也是“趙鳳昌藏札”的要件。

張之洞電奏底稿

定居上海后，趙鳳昌再接再厲，主要收藏他與清末民初名人政要之間的往來函電以及各方來信等。隨后他兒子趙尊岳也加入進來。趙尊岳是民國時期著名詞人、詞學家，他所收藏以他與友朋間的詞學唱和和書信往來為主，時間截止至抗日戰(zhàn)爭勝利前?！囤w札》3000通（件）左右，對于這么一批寶貴的藏品，趙鳳昌父子生前都各自做過整理，分裝成109冊。其中，92冊為趙鳳昌收藏，17冊為趙尊岳收藏。但他們是“為自己收藏把玩而裝裱，并沒有想給外人看，更不會想到他人查找是否方便，故而沒有像一般收藏家一樣，請名人題簽寫跋，加蓋印章，編排序號”。這一點可與趙鳳昌外孫楊小佛的回憶相驗證：小時候在外祖父家惜陰堂住過一年，“常見外祖父取出書櫥中的信札翻閱欣賞，回憶過去的活動”。

趙尊岳

可見，《趙札》原為私藏私用，不擬公布，后來隨著時代風云變幻，發(fā)生了一些堪稱奇遇的經歷。據(jù)楊小佛回憶：

1945年日本投降，舅舅趙尊岳因附逆被捕，惜陰堂房屋被查封。但允許家屬取出衣物、書籍等。舅母王季淑乃租下愚園路岐山邨一屋，存放取出的書籍、信札等。

不知不覺過了十幾年，可能由于不勝房租負擔或其他考慮，舅母決定處理掉這些書籍：大部分捐給上海圖書館，小部分交外祖父元配洪夫人之女趙汝歡保存。因此她雇三輪車分批將書籍從岐山邨運到安亭路71號三樓她住的公寓里加以處理。

有一次裝運書籍的三輪車行近安亭路時，被民警喝停檢查并命三輪車駛往天平路派出所聽候處理。舅母未敢深究就回家了。事后舅母一直掛念著這車書籍的最后歸宿，擔心會不會被當廢紙?zhí)幚?。有一次她將處理書籍的經過告訴了我，并要我設法去打聽一下。那時我在上海徐匯區(qū)政協(xié)翻譯組工作，便將此事經過向區(qū)政協(xié)干部吳秋萍同志反映，并請她向天平路派出所了解一下這批書籍、信札的下落。幾天后吳同志告訴我，派出所將這批東西交給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了。

租房存放十幾年、分批雇三輪車裝運、被民警沒收、過了很久才托人打聽，如果上述回憶沒有偏差，那么這些環(huán)節(jié)中無論哪一個有紕漏，《趙札》都可能出現(xiàn)閃失，從而造成莫大的遺憾，所幸有驚無險，《趙札》安全交由專業(yè)部門保管。但它的奇妙之旅尚未結束，后來的漂流過程如下：

這批書札被派出所沒收后的確被送往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文管會將這批文獻轉交給上海圖書館。后來因北京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舉辦展覽的需要，由文化部通過上海文化局，將其調借至北京圖書館展覽。在此期間，北京圖書館的專家們發(fā)現(xiàn)了這批文獻的價值，于是打報告給文化部社會文化事業(yè)管理局請求留下其中最有價值的二十二冊永久保藏。經文化部決定，將整批文獻全部撥歸北京圖書館入藏，至此趙鳳昌藏札正式入藏北京（國家）圖書館善本部名家手稿文庫。在往來公函中，這批藏札一直被稱作“近代史資料信札”，后來入藏北京圖書館，一度仍沿用該名。

《趙札》經歷一番波折后，最終入藏國家圖書館善本部，應該說找到了應有的理想歸宿。而它也從趙鳳昌父子品鑒把玩的私藏，轉變成為極其珍貴的公共文化資源，嘉惠學界，展示了自身獨有的魅力和價值。

最初的整理研究

作為私藏，《趙札》養(yǎng)在深閨人未識，但變身公用后，便一朝面世天下知了。不過如同武學秘笈一樣，剛開始只有少數(shù)人知道它的要義所在。這部分內容經手抄流傳，果然精彩紛呈，引起世人關注，遂口口相傳，名聞天下?？梢蛩亲鳛樯票咎夭氐?，借閱不易，難見真容，遂越發(fā)神秘，讓人垂涎欲滴。章開沅先生回憶其事說：史學界對趙鳳昌藏札的關注，始于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資深學者徐崙。1961年10月，武昌舉行紀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學術討論會，徐崙提交的論文題為《張謇在辛亥革命中的政治活動》，文中多處即以趙鳳昌藏札相關函電為依據(jù)，由于是首次公開利用，引起強烈反響。但其引文注釋為“北京圖書館藏《辛亥史料》第107—109冊（據(jù)張靜廬抄本）”，“可見張靜廬對這批函電的關注更早于徐崙，而且他確實是看到趙氏藏札原件的”。章先生指出這批函電即所謂《辛亥要件》，后被收進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的《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選輯》，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81年出版，只是不知“是根據(jù)北京圖書館所藏原件，還是根據(jù)張靜廬的抄件”。他還披露說，從徐崙處得知《辛亥要件》不久，他剛好借調北京協(xié)助北洋史料征集工作，便利用業(yè)余時間到北京圖書館善本閱覽室翻閱趙鳳昌藏札，發(fā)現(xiàn)“館藏名稱為《近代史料信札》”，“所收函電范圍極廣，從中法戰(zhàn)爭到南北軍閥混戰(zhàn)，從張之洞、彭玉麟到張謇、袁世凱、汪精衛(wèi)，內容非常豐富”。

其實對《趙札》關注且親眼見到原件的還有比張靜廬更早的人。1914年9月22日，這天為陰歷八月初三日，是趙鳳昌已故幕主張之洞生日，他在家宴請鄭孝胥等人予以紀念。鄭孝胥在日記中記載了這次“為張之洞壽”的活動：“是日為張文襄生日，趙設南皮像，以所收南皮手稿、奏牘、電報數(shù)冊及閻文介、潘伯寅以下數(shù)十人與南皮往來信札十余冊列于案頭，恣客覽之”。據(jù)此可知，鄭孝胥應是較早見到《趙札》的人，也是最先介紹《趙札》部分藏品的人。1930年，張孝若在所著《南通張季直傳記》中稱，據(jù)胡漢民相告，《清帝退位詔書》系其父張謇所擬，緊接著他寫道：得知該信息不久，“又聽說我父此項親筆原稿，現(xiàn)存趙先生鳳昌處。辛亥前后，趙先生本參與大計及建立民主之役。那時我父到滬，也常住趙先生家，此電即在彼處屬稿，固意中事也”。這大概是首次公開披露趙鳳昌藏有辛亥時期重要文獻。此事得到趙鳳昌兒子趙尊岳的證實，1943年，趙尊岳在《古今》上開設《人往風微錄》專欄，第二篇就是《張謇孝若》，文中他含蓄地說張謇所擬《清帝退位詔書》，“其原稿猶在人間也”，后來他在所寫《惜陰堂辛亥革命記》中明言“張手稿存惜陰堂有年，某年《申報》國慶增刊，囑余記辛亥事，因影印以存其真，惟張譜失載其事”。惜陰堂為趙尊岳家住宅名，但他所說的《清帝退位詔書》影印版發(fā)表于《申報》，經查，并無其事。

1960年下半年，為紀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著手編輯《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選輯》。據(jù)組織者湯志鈞先生回憶，《趙鳳昌藏札》的首次刊布是該書的亮點之一。他原以為這套材料藏在上海圖書館，從時任館長顧廷龍?zhí)幍弥颜{往北京，但不知藏所，經中華書局張靜廬先生熱心幫助，“將其中第107至109冊以及其他有關函電抄錄寄來”?？梢姡囤w鳳昌藏札》的首次整理刊行是張靜廬和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合作的結果?！缎梁ジ锩谏虾Ｊ妨线x輯》于1961年編成初稿，直至1966年2月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印數(shù)2300冊，內部發(fā)行。湯先生所寫“編者按”是這么介紹趙鳳昌及其藏札的：

趙鳳昌，江蘇武進人，曾當湖廣總督張之洞的幕客。住上海南陽路十號惜陰堂。辛亥革命時期，他受袁世凱的指使，與唐紹儀、張謇、程德全密切聯(lián)系，雖革命黨人黃興、宋教仁、章炳麟等亦發(fā)生關系。南北議和的秘密會議，常在他家中舉行。留有《趙鳳昌藏札》，共一○九冊，現(xiàn)存北京圖書館。其中第一○七、一○八、一○九冊，另名“辛亥要件”，第一○七冊共二十二件，第一○八冊共二十件，第一○九冊共三十件，均為上海光復至南北議和期間的函電文稿等。第三十二、一○四各冊中也有一批1912年的資料；第一冊是1913年宋教仁被刺后討袁戰(zhàn)爭期間的函電。從《藏札》中，可以看出袁世凱和立憲派對革命派斗爭的秘密活動，也可以看出他們在南北議和時幕后策劃的情況。關于“刺宋案”和討袁戰(zhàn)爭的函電，并予輯存。

雖然只有短短300來字，但信息量豐富：第一是點出了趙鳳昌廣泛的人際交往網絡及其私宅惜陰堂在辛亥時期的重要地位，但受時代影響，對趙鳳昌的看法較為負面；第二是率先介紹了趙鳳昌藏札的基本情況及其價值所在，首次整理公布有關辛亥革命史事的“辛亥要件”；第三是徑將口口相傳的趙鳳昌藏札正式稱為《趙鳳昌藏札》。1981年《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選輯》重印出版后，得到廣泛利用，社會影響擴大，《趙鳳昌藏札》之名也一炮走紅，為大家所熟知。

惜陰堂外景

我與《趙鳳昌藏札》的淵源

佛說：前世五百次的回眸，換來今生的一次擦肩而過。我與《趙札》的邂逅沒有那么浪漫唯美，而是純屬偶然。我原本研究晚清幕府，對陶澍、曾國藩、李鴻章、袁世凱等封疆大吏幕府都做過研究，唯獨沒有涉足張之洞幕府，主要是因為從一些材料中得知趙鳳昌是張之洞的總文案，可其人非常神秘，生平經歷不為人所知，而他留下的《趙鳳昌藏札》據(jù)說價值很高，卻不易見到，所以知難而退。2009年底，我聽說《趙札》剛剛影印出版，于是決定以它為研究對象，設計國家課題申請書。很幸運，我順利中標2010年度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但題目被改為“私人檔案中的清末民初政情與社會研究”。不久，我買來10巨冊的《趙鳳昌藏札》，擬通讀一遍后再展開下一步的研究工作。但當我瀏覽全書并研讀部分后，傻眼了，其困難程度比我想象的要嚴重得多。

首先，我原以為《趙札》是趙氏父子與當時名人之間的往來信件，談論的都是大事情，但其實有來有往的信件極少，大部分是單向的，并且不少函札的內容很生活化，比較瑣碎，反映的是通信者自己及身邊的事，不是什么歷史大事件，而且數(shù)量有限，沒頭沒尾的，不知道他們在說什么。有時為了弄清真相，要先去找找有無年譜、日記、詩文集之類的材料，再查是否有相關記載，但往往無功而返，頗費周折。

其次，《趙札》中函札的主人有幾百人，多數(shù)不是大人物，很難查到相關傳記材料，且大部分函札只有日期而沒有月份、年份，有的甚至連日期也沒有，加上函札中提及的人物是以字、號相稱，甚或不乏暗語，如果不熟悉歷史背景，猶如看天書一般。

第三，研讀有障礙。《趙札》大多為手稿，出自眾手，因為量少，每個人的書寫習慣又不一樣，很難一一熟悉各種不同的風格，字不易辯認。還有一些是草稿，字跡潦草，勾劃涂改很多，難以卒讀。一封函札只有幾十、上百字，有幾個字認不出，函札的內容就搞不懂，很受打擊，也影響心情，所以害怕去研讀。

第四，《趙札》經趙氏父子按照他們的想法和方式進行整理和編排，只有他們心里有數(shù)，外人搞不清他們的意圖。因此，有學者在查閱后，直言其缺點是“未就編排次序細加考核，翻檢頗為不便”。誠然如此，歷史研究注重時空概念，但趙氏父子的自娛自樂式編排打亂時空順序，忽前忽后，從此到彼，跳躍性很大。本來書信就是斷片的、不連貫的，這么一來就更破碎零散，增加研究者考訂稽核的難度。

這重重困難令從未有閱讀利用大宗手稿函札資料的我無所適從，一度喪失信心，但開弓沒有回頭箭，自己必須面對和克服。既然《趙札》是核心資料，毫無疑問要老老實實、硬著頭皮啃下去。于是我一邊識讀整理，一邊查閱相關資料，試圖弄懂函札的內容及其背后的故事。然而，自己過于重視這座“未開發(fā)的近代史料之富礦”，小心翼翼，一鋤一鋤挖，生怕漏過一點點有價值的東西，結果效率很低，進展緩慢。后來，我果斷調整工作方法，先利用已整理的有關中法戰(zhàn)爭資料做番研究，寫出了《中法戰(zhàn)爭中的張之洞與彭玉麟》等幾篇論文；又從趙鳳昌早年身世入手，研究其人，撰寫了《趙鳳昌身世及其幕僚生涯》等論文，糾正了坊間流行的諸多不實說法。以這些論文和所整理的部分《趙札》資料為基礎，我編著了《幕僚與世變——<趙鳳昌藏札>整理研究初編》一書，將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功夫在詩外

書信因具有史料價值、文物價值和藝術價值，而成為一種重要的文獻資料，已越來越引起研究者的關注和重視。陳智超先生曾撰文談書信的利用與整理，認為利用可分為初次利用和二次利用兩個階段，整理則包括五方面內容：1、認字，作出釋文；2、認人，即確定寫信人、收信人和信中提及的人；3、認時，即確定寫信和收信的時間；4、認地，即確定寫信和收信地點；5、認事，即解讀書信的內容。但由于各方面條件限制，并不是根據(jù)上述原則就能解決問題，實際情況往往更復雜。最后他感慨“多年的實踐使我體會到，要做好書信的整理工作，除了理解書信內容以外，同時也要廣泛搜集并正確利用相關的文獻”，如正史、實錄、詩文集、筆記、書畫集、族譜、地方志、書目以及有關書信等等。

趙鳳昌手跡

誠然如此，整理書信難度很高，除了熟悉文獻之外，還需要各種各樣的知識，如書法、文學、歷史等，這些要靠平時博覽群書，大量積累?！囤w札》是一份江南文獻資料，反映了轉型時代江南士人的日常生活、政治訴求和精神樣貌，洋溢著江南特有的韻味、精神和文脈。因此，欲對其展開全面深入研究，除了上述知識廣博外，首先要熟悉江南歷史尤其是上海的歷史。眾所周知，上海是聯(lián)結近代東西方的橋梁，是了解近代中國的鑰匙，在一系列重大事件中扮演關鍵角色。《趙札》主要是在上海生成的，不熟知上海以及江南的歷史，就無從了解《趙札》中的相關背景及其所反映的史實。

其次要了解江南士人地緣、血緣、業(yè)緣、學緣等各方面錯綜復雜的關系。上海是個商業(yè)城市、移民城市，大部分人口來自全國各地，以商人和游民為主。自太平天國戰(zhàn)事發(fā)生后，江蘇、浙江籍移民急劇增多，成為主體，并且兩省的豪族士紳也叢集滬上，使上海的社會結構發(fā)生了很大變化?！八麄兊牡絹韯訐u了商人在上海的主導地位，因為在他們身上有著令人羨慕的光環(huán)：功名與人脈，地方執(zhí)政經驗，財富，信奉儒家學說，尊崇傳統(tǒng)道德”，“他們對開拓新的經濟環(huán)境和對未知的政治社會責任有著共同的擔憂”，所以能夠團結一致，主動擔負領導責任，發(fā)揮很大的影響力。而這些人之間都有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有的甚至是親戚或世交，如果事先一無所知，也難以厘清《趙札》中的各種人際關系網絡，從而影響識讀和理解。

第三要充分掌握江南地方文獻。江南市鎮(zhèn)繁榮，經濟發(fā)達，相應地人文薈萃，文化水平很高，不僅文人文集汗牛充棟，浩如煙海，就是地方文獻也多如牛毛，如方志、家譜、碑刻、鄉(xiāng)土史書等大量存在。因此葉舟認為“城市史或地方史的研究，其實就是一個重新利用和發(fā)掘地方歷史的機會，可以通過這種研究，對本地的地方資料，如方志、家譜、民間傳說、檔案等資料等做一個很好的發(fā)掘和整理”。他以自己研究清代常州歷史為例，廣泛涉獵各種資料，“方志、筆記、文集、檔案等無不翻閱”，除了圖書館、檔案館之外，還實地調查，走訪民間收藏家，“僅翻閱的清代至民國時的詩文集便已經達數(shù)百種，家譜也達上百種”。常州一地如此，江南其他區(qū)域特別是像上海、南京、杭州這樣的大城市更不用說了。《趙札》中的作者約300人，來自全國各地，有常州的，但更多的是江南的其他地方。因此要了解這些作者及其書信背后的故事，也應建立在廣泛閱讀他們的文集乃至挖掘所在地地方文獻的基礎上，否則必然不利于《趙札》的整理研究。

第四要重視制度性傳播媒介的成長及其影響作用。晚清是一個轉型時代，在這個時代，報刊雜志、新式學校及學會等制度性傳播媒介開始出現(xiàn)，并迅速發(fā)展擴張，它們“同時出現(xiàn)，互相影響，彼此作用，使得新思想的傳播達到空前未有的高峰”，由此所營造的公共空間，成為新型知識階層參與政治和發(fā)表意見的重要管道。上海以其得天獨厚的優(yōu)越條件和特殊地位，是近代中國上述制度性傳播媒介的發(fā)源地和中心，量多質優(yōu)，生機勃勃，這些在《趙札》中也有反映和體現(xiàn)。整理研究《趙札》，一方面要關注它們的成長歷程，另一方面還要追蹤它們所表達和傳播的內容，以互相對照和印證。尤其后者以連續(xù)性的出版品為主，種類多樣，數(shù)量龐大，沒有長時間的閱讀和積累，短期內根本看不過來。

遺憾的是我從未涉足區(qū)域史研究，對江南的歷史所知不多，而恰恰江南是區(qū)域史研究的顯學，近百年來一直是國內外學者研究的熱點，不僅成果突出，蔚為大觀，研究方法和理論也自成體系，非常成熟。自己缺乏相關訓練，短板突出，基礎薄弱，資料收集很少，貿然闖進江南研究相對薄弱的新史料發(fā)掘、整理和研究領域，自然是手忙腳亂，無所適從，盡管花費了大量的時間、精力，備受煎熬，飽嘗艱辛，收獲卻很可憐。

晚年趙鳳昌

學術研究是個探索未知的過程，充滿不確定性和不可預測性。我對《趙札》的研究充分說明了這一點，本來要到這個房間，卻走進了那個房間?！囤w札》確如富礦，涵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教育、軍事、藝術等各領域，只有博學多識、功力深厚、積淀甚豐的學者才能勝任。我水平有限，又第一次面對未經整理的江南地方文獻這樣的課題，無論是研究對象、研究內容還是研究方法均非常陌生，就像犀牛闖進瓷器店，完全失去了方向，左沖右突，碰了多次壁，費了很大勁，才勉強找到仿佛若有光的出口。但不管怎樣，已經邁出了艱難的第一步。于我而言，對《趙札》的整理研究才剛剛開始，我還將在此基礎上繼續(xù)努力，力爭拿出比較系統(tǒng)完整的東西出來，呈現(xiàn)給學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