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蒙元史學界當中，關于蒙古帝國經(jīng)略中亞與印度的研究相對較少，而由印度學者所撰寫的作品又有機會被引介到中文學界的研究就更是鳳毛麟角了。如今在內(nèi)蒙古社科院翻譯項目的資助下，由內(nèi)蒙古大學教授劉瑾玉迻譯，沈陽師范大學講師魏曙光審校，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九色鹿在今年出版了這本《蒙古帝國中亞征服史》。中文讀者終于有機會接觸到由印度學者所撰寫的相關作品。

本書作者古拉提（G. D. Gulati）為印度籍歷史學者，以十三至十四世紀印度西北邊疆史為主題獲德里大學博士。后任教于德里大學Satyawati College。本書主要以波斯文史料與英文論著為基礎，對十三世紀蒙古的崛起與其征服歐亞大陸的過程進行描述。并且著重于察合臺汗國在中亞的擴張以及它和當時印度德里蘇丹國之間的和戰(zhàn)，最后探討了蒙古帝國治下的絲綢之路貿(mào)易與其影響。以下首先對各章內(nèi)容進行簡介。

本書首章界定了中亞（Central Asia）的范圍，并介紹了中亞的自然環(huán)境，包括山系、水文與沙漠。書中提到了歷史上關于中亞的各種稱呼，例如古希臘人稱之為河中（Transoxiana），阿拉伯人語譯稱之為河中（Mawarannahr），波斯人則稱之為圖蘭（Turan）等等。而本書所采用的中亞定義，主要是當時察合臺汗國的領地，約當今日的中亞河中地區(qū)（Mawarannahr）、喀什噶爾、七河地區(qū)（Semireche）還有以新疆北半部為主的準噶爾地區(qū)。第二章則敘述蒙古先世與成吉思汗的崛起，其后裔如何繼承其征服事業(yè)和蒙古帝國分裂為四大汗國的過程。第三章討論由成吉思汗次子察合臺建立的察合臺汗國。察合臺汗國受其他三個汗國包圍的地理位置，使得其擴張必須以犧牲其他成吉思汗家族成員的領地為代價。它也因而成為蒙古帝國當中的麻煩制造者。第四章則以海都與忽必烈之間的戰(zhàn)爭為主題，窩闊臺系的海都與察合臺系的都哇聯(lián)手挑戰(zhàn)忽必烈的蒙古大汗地位。元朝與察合臺汗國之間的戰(zhàn)爭直到海都與忽必烈兩人去世后才停止。第五章則描述了蒙古人進攻印度及其失敗的原因。從成吉思汗西征起至1320年代間，蒙古與印度之間發(fā)生了大大小小的戰(zhàn)爭，但都未能長驅(qū)直入征服印度。第六章探討中亞絲綢之路的商貿(mào)網(wǎng)絡與重要城市，說明蒙古人如何提振了中亞的商業(yè)。第七章結(jié)論則提出察合臺汗國遠征印度對后世印度的政治、經(jīng)濟與社會所造成的深遠影響。

在中文學界中，與本書主題較為相關的專著，應為南京大學劉迎勝教授的《察合臺汗國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一書。不過該書的內(nèi)容主要是針對察合臺汗國內(nèi)部政經(jīng)情勢與對外關系，未在察合臺汗國與德里蘇丹國之間的關系多加著墨。在歐美學界，則有基爾大學（Keele University）教授彼得·杰克生（Peter Jackson）的《德里蘇丹國：一部政治與軍事史》（劍橋大學出版社，1999）以及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教授彭曉燕（Michal Biran）的《海都與中亞獨立蒙古國家的興起》（柯爾榮出版社，1997）兩部作品最為相關。而這兩部書也被作者古拉提教授多次引用。

前面提到，本書主要仰賴的材料是波斯文史料，其中述及蒙古攻打金朝與阿富汗地區(qū)時，主要征引的波斯文史料之一就是朮茲札尼（Minhāj al-Dīn b. Sirāj Muhammad Jūzjanī, 1193–?）的《納昔爾史話》（T?abaqāt-i-Nās?irī）。朮茲札尼原先在位于呼羅珊（Khurasan）的古爾王朝（The Ghurid Dynasty）任官，蒙古入侵后出逃德里蘇丹國，擔任法官。該書記事終于1260年。例如本書第29頁引用《納昔爾史話》描述蒙古攻打金中都（今北京）的慘烈場景與成吉思汗治軍嚴明。蒙古花了四年攻打中都，金朝守軍先用石弩攻擊蒙古軍隊。石頭用完了，就改用鐵、銅、錫等金屬制品；到后來只好直接扔金錠或銀錠。成吉思汗遂禁止蒙古士兵擅自拿取這些金銀。等到城破之后將這些財物搜集起來，用金朝皇帝的財貨清單對照清點，發(fā)現(xiàn)分毫不差。北京大學黨寶海教授曾經(jīng)分析過《納昔爾史話》中關于蒙金戰(zhàn)爭的記載，認為朮茲札尼的報道人應該是賽典赤·寶合丁·拉齊（Sayyid-i-Ajall Baha ud-Din）。他曾被花剌子模沙穆罕默德算端遣往蒙古擔任使者，負責打探當時剛剛崛起的蒙古內(nèi)部情報。因此朮茲札尼的記述有一定可信度。而關于蒙古與德里蘇丹國戰(zhàn)爭之記載，則應當是出自他個人當時的所見所聞。

前面提到本書的特色在于察合臺汗國在中亞的擴張，以及它和當時印度德里蘇丹國之間的和戰(zhàn)。關于前者，主要是討論海都（Qaidu, 1236-1301）與都哇（Du’a, ? –1306）在中亞組成的窩闊臺與察合臺家族聯(lián)盟勢力。這個部分在劉迎勝的《察合臺汗國史研究》一書中有比較詳細的描述，此處不擬贅述。本文主要探討后者，也是本書第五章的主題。

蒙古帝國與印度之間的接觸最早可以追溯到成吉思汗西征花剌子模。1221年8月間成吉思汗打敗了花剌子模沙摩訶末后，追擊其長子札蘭?。↗alāl al-Dīn Mingbarnī）到印度河畔。根據(jù)志費尼（‘Alā’ al-Dīn At?ā Malik Juwaynī, 1226–1283）在《世界征服者史》（Ta’rīkh-i Jahān-Gushā）中的記載，當時札蘭丁遭到蒙古軍隊包圍，無路可逃，最后跳入印度河逃走。成吉思汗對札蘭丁的英勇十分贊賞，不僅制止屬下追擊他，還對眾子弟說“為父者須有子若此”。這是一段膾炙人口的歷史事件。

關于成吉思汗在當時是否南進攻打印度，歷史記載不一。根據(jù)蒙古文史料《蒙古秘史》第264節(jié)記載成吉思汗派遣巴剌（Bala）追擊札蘭丁與赫拉特（Herat）總督蔑力克汗（Malik Xān Amīn al-Mulk）到欣都思地方（即印度），但仍未尋得?；爻虝r擄掠了欣都思邊地的百姓與牲畜。成吉思汗從當?shù)匕鄮煟陬~爾齊斯河處過冬。不過已故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教授羅依果（Igor de Rachewiltz, 1929-2016）指出《蒙古秘史》此段記載應有誤，蔑力克汗并未隨札蘭丁逃往印度。本書作者根據(jù)波斯文史料記載，認為成吉思汗后來似乎放棄了這個計劃。在《世界征服者史》與《納昔爾史話》中指出成吉思汗放棄南征印度的原因是當時契丹人與唐兀人（指西夏）等東方領地的人心浮動，有叛變之虞，故班師回軍。

作者在本書第82頁引用了其他學者的研究，指出成吉思汗未進軍印度是因為耶律楚材的強烈反對。但作者對此僅一筆帶過，未提及耶律楚材反對的經(jīng)過。其實此事出自《元史》?！对贰肪硪弧短姹炯o》記載“ 太祖十九年甲申，是歲，帝至東印度國，角端見，班師”。卷一四六《耶律楚材傳》記載“ 甲申，帝至東印度，駐鐵門關。有一角獸，形如鹿而馬尾，其色綠，作人言，謂侍衛(wèi)者曰：汝主宜早還。帝以問楚材，對曰：此瑞獸也，其名角端，能言四方語，好生惡殺。此天降符，以告陛下。陛下天之元子，天下之人，皆陛下之子。愿承天心，以全民命。帝即日班師。”這段耶律楚材以瑞獸角端出現(xiàn)勸諫成吉思汗不應南征印度的典故，可能是因為作者不熟悉漢文史料，故未能詳述。

根據(jù)《世界征服者史》記載，成吉思汗后來得到札蘭丁出沒于印度河北岸的消息，曾先后派出察合臺與朵兒伯·朵黑申前往搜索，但是都沒能成功捉到札蘭丁。朵兒伯·朵黑申渡過印度河，席卷了南答納（Nandana）、木勒坦（Multan）與剌火兒（即拉合爾Lahore）等地。但是由于天氣炎熱，故在當?shù)負屄悠茐暮蟊背坊氐匠杉己勾鬆I。此后，至成吉思汗過世之前，蒙古的兵鋒未再次指向印度。這很有可能是因為當時的德里蘇丹伊勒杜迷失（Iltutmish, 1210-1236在位）拒絕給予札蘭丁庇護，試圖在蒙古與花剌子模之間的戰(zhàn)爭中保持中立之故。

有學者認為蒙古人無意征服印度的原因在于酷熱的天氣以及旁遮普地區(qū)（Panjab）缺乏蒙古人游牧所需的草場（參見本書第84頁）。雖說天氣酷熱確實是前述1224年朵兒伯·朵黑申撤退的主要因素，但是這并不足以解釋蒙古人未能占領旁遮普的理由。前述彼得·杰克生的研究指出，一方面蒙古人在其故鄉(xiāng)早已適應嚴酷氣候，另一方面十四世紀時蒙古人實際上經(jīng)常在印度過冬，這表示蒙古人可能已經(jīng)在當?shù)卣业竭m合的草場。所以用天氣與草場兩個理由來解釋蒙古人未能征服印度并不充分。

要想解釋蒙古帝國為何沒能征服印度的主要原因，恐怕還是脫離不了對蒙古帝國內(nèi)部的政治局勢分析，特別是大汗的過世與隨后的汗位爭奪所造成的政局不穩(wěn)。例如我們可以看到，1229年窩闊臺繼任為新的蒙古大汗后，很快就對呼羅珊與阿富汗地區(qū)發(fā)起新的進攻。德里蘇丹國的西北邊疆馬上就面臨極大壓力。這次蒙古大軍的目標是由哈散·哈剌魯（H?asan Qarluq）所建立的哈剌魯王國。該王國位于印度河東部地區(qū)，原先一直向蒙古人臣服并進貢。自1225年至1266年，該地區(qū)一直是蒙古帝國與德里蘇丹國的緩沖地帶。在這次戰(zhàn)爭中，哈剌魯人的領地遭到掠奪與破壞。原先在占領了哈剌魯人的領地后，蒙古人打算繼續(xù)向南進軍印度，并于1241年再度占領剌火兒。但是由于蒙古人隨后得知窩闊臺大汗去世的消息，這支軍隊遂退出剌火兒。而剌火兒隨即被康合思人（Khokhārs）占領。而哈散·哈剌魯則趁著蒙古內(nèi)部政局混亂之際，重新收復了其領地。

另一個例子在本書中并未著墨，但在前述彼得·杰克生的研究中述及的是，在蒙哥汗統(tǒng)治與旭烈兀第三度西征期間，蒙古也曾經(jīng)入侵剌火兒地區(qū)。1257年的冬天旭烈兀曾經(jīng)應其保護國信德（Sindh）的庫術魯汗（Küshlü Khan）之請，由薩里那顏（Sali Noyan）率領軍隊攻打木勒坦等地。但是隨后在1259年由于蒙哥汗在攻打南宋四川釣魚城的戰(zhàn)爭中過世的消息傳到旭烈兀耳中，故蒙古很快又與印度停戰(zhàn)。這次的進軍又因為蒙古帝國內(nèi)部的政治不穩(wěn)而告中斷。

此后在中亞的蒙古勢力以窩闊臺與察合臺家族聯(lián)盟勢力為主。蒙古帝國與印度之間的戰(zhàn)爭仍舊持續(xù)不斷。但這部分由于本書已經(jīng)有比較詳細的說明，此處不擬贅述。大致上來說，在察合臺汗答兒麻失里（Tarmashrin, 1331-1334年在位）過世后，蒙古與印度之間維持了六十余年的和平，直到1398年底帖木兒（Temür, 1336-1406）攻陷德里為止。之后，德里蘇丹國日漸衰微與解體，最終由帖木兒的曾孫巴布爾（Babur, 1483-1530）于1526年征服了印度，建立莫臥兒帝國。印度的歷史也邁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本書所涉及的領域包括了蒙古史、中亞史與印度史，旁及中國史；加上各種語文的轉(zhuǎn)寫系統(tǒng)不同，常出現(xiàn)一詞多形的情況，故本書翻譯難度之高可想而知。筆者對譯者、審校者與責編所付出的心血與努力表示贊賞，只可惜未能校正英文原書的諸多手民之誤，因此編校品質(zhì)尚有較大進步空間。此處僅就本書幾處編校未盡之處提出修訂意見：序言第1頁，Reuven Amitai Presiss應作Reuven Amitai-Preiss；Herbert Frank應作Herbert Franke；Danis Twitchett應為Denis Twitchett。第2頁，Paul Ratchuevsky應為Paul Ratchnevsky；Bertold Spular應作Bertold Spuler。正文第4頁，吉爾吉斯坦斯坦應作吉爾吉斯斯坦。第5頁，什特-欽察應作達什特-欽察。第12頁玉龍杰蘇應作玉龍杰赤。第16頁，Illi River應作Ili River。第96頁，原文中提及察合臺的繼承者達瓦（Dava）實為都哇（Du’a）的異譯等等。另外，有鑒于一般讀者可能對本書涉及的地理環(huán)境較不熟悉，建議再版時能將英文原書中的兩幅中亞與印度地圖補上，以資對照。

總而言之，本書的出版有助于補充中文學界在蒙元史和中世紀印度史研究中缺失的一塊領域。本書可以作為高校相關領域的教材，也可以作為愛好蒙元史與中亞、印度史地之一般讀者的進階讀物。未來出版界也可以考慮譯介相關著作，例如前述的彼得·杰克生與彭曉燕等人的作品。而有志于此的研究者可以在本書的基礎上繼續(xù)發(fā)掘漢文與其他語種的材料，精益求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