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電影《守邊人》在全國上映了，筆者有幸一觀確實感觸良多。主人公“老魏叔”夫婦的默默堅守和無私奉獻令人動容，那一句“寸土不能丟”的吶喊更是深深鐫刻著軍人的榮譽和國家的利益。筆者曾經遠行過新疆，沿著顛簸的山路翻越天山，影片里時常出現的雪山草場如今看來依舊有種難以描摹的親切感。畢竟在這片土地上，如今還保留著白山黑水孕育出的滿語鄉(xiāng)音，隱藏著清代八旗子弟遠戍邊疆260余年的一段過往。

各民族的“守邊人”

清廷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平定準噶爾部叛亂，收復伊犁；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徹底清除阿睦爾撒納等準噶爾殘余勢力，徹底控制了衛(wèi)拉特蒙古地區(qū)；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平定大小和卓之亂，清軍進駐喀什噶爾，至此天山南北完全歸于同一，新疆地區(qū)與清代中央政府的關系空前密切。在接下來的幾年中，針對新疆地區(qū)的管轄、駐軍等問題，清廷與陜甘總督等進行了多次論證，最終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決定設立“總統(tǒng)伊犁等處將軍”（即伊犁將軍），采取類似關外的軍府體制，“伊犁入我版圖，控制遼闊，不得不駐兵彈壓。……其駐防伊犁大臣，即兼理回部事務”。

當年五月，清廷開始從西北地區(qū)抽調兵力駐防伊犁。首先是自張家口、宣化、大同等地揀選察哈爾蒙古官兵2000多名（內有厄魯特蒙古官兵234名）攜家眷西遷，其中150名留駐烏魯木齊，50名留駐庫爾喀喇烏蘇（今烏蘇市）實際抵達伊犁1836戶、5548人。出于對西遷軍民生計的考量，清廷將察哈爾蒙古官兵安置到博爾塔拉以游牧為生，即伊犁四營之察哈爾營。與察哈爾蒙古同來的厄魯特人則被安置到昭蘇、尼勒克、特克斯及新源等處的牧場，他們與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從熱河調撥的500名厄魯特官兵、部分準噶爾部部民以及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隨土爾扈特部東歸的沙比納爾及厄魯特人1200余戶共同組成伊犁四營之厄魯特營。

乾隆二十九年七月，從黑龍江、嫩江流域揀選的1022名“布特哈索倫”和“布特哈達斡爾”官兵又陸續(xù)抵達伊犁，組成伊犁四營之索倫營。索倫營軍民共3860人，其中鄂溫克人被安置在霍爾果斯河以西地區(qū)，仍以游牧狩獵為生，達斡爾人被安置在霍爾果斯河以東地區(qū)，主要從事農耕生產。伊犁四營中最后一個組建的是錫伯營，錫伯營的官兵均由盛京將軍轄區(qū)揀選，原定官兵及眷屬3280人，乾隆三十年（1765年）夏抵達伊犁的總人數為4030人，其中官兵1022名，悄然跟隨而來和途中新誕生的嬰兒共計750余名，他們被安置于察布查爾地區(qū)以農耕為生。

除去上述伊犁四營外，伊犁駐防還有人數更多的八旗滿洲官兵。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清政府從涼州、莊浪抽調八旗滿洲、蒙古官兵3334名，從熱河抽調八旗滿洲1032名攜家眷西遷伊犁，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又從西安抽調八旗滿洲、蒙古官兵2088名。至此，分三批遷入伊犁的八旗官兵總數為6454名，這些官兵連同眷屬、近兩萬人被分配到以惠遠城為中心的“伊犁九城”中安置，即位于伊犁河北岸的惠遠城（今老城）、惠寧城（今巴彥岱）、綏定城（今霍城縣）、廣仁城（今蘆草溝鄉(xiāng)）、瞻德城（今清水河鎮(zhèn)）、拱宸城（今霍爾果斯）、塔勒奇（今霍城縣東南）、熙春城（今漢賓鄉(xiāng)）和寧遠城（今伊寧市）。

然而，上述一萬多官兵和近四萬眷屬并非清代“守邊人”的全部，事實上，最早奉命遷入伊犁地區(qū)、開啟伊犁屯兵之始的是曾經參與西北平叛的綠營兵。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100名負責保護首批維吾爾移民的綠營兵被安置在清水河屯田，乾隆二十六年至三十四年（1761-1769年），又陸續(xù)從內地抽調綠營兵2500名，分駐綏定、瞻德、廣仁、拱宸、熙春、塔爾奇六城及其周圍地方，由伊犁鎮(zhèn)總兵統(tǒng)轄。至此“伊犁地極西徼，又為將軍帥庭，故較之烏魯木齊駐兵尤多。有滿洲、蒙古八旗兵，有綠營屯兵，有錫伯、索倫、察哈爾、厄魯特等兵，環(huán)衛(wèi)森嚴，所以靖邊圉而資控馭，最為整肅”。

清代的伊犁駐防八旗雖然集軍事、生產和行政職能于一體，但在存續(xù)將近150年的歷史進程中，始終以軍事職能為先，駐守臺站、防守卡倫、保衛(wèi)城池，換防塔爾巴哈臺和喀什噶爾，巡查哈薩克和布魯特邊界等等?？▊惐緸闈M語（karun），意為“哨所、邊卡”，也被音譯為喀倫、卡路、喀龍等，是清代特有的一種防御、管理設施?？▊惏凑罩登谌蝿盏牟煌霸O置時間長短等區(qū)別可以分為常設、移設、添設三種，關于伊犁駐防八旗卡倫的相關情形在清道光十四年的檔案資料《錄副奏折》，《軍務?防務》中有明確記載：

“伊犁沿邊大小卡倫七十余座，周圍地逾數千里，各卡相離數十里至百余里之遙。每卡僅設弁兵十余名及三十余名不等。惟按月周巡，可期聲勢聯絡。其索倫、錫伯、察哈爾、額魯特四營，每月派總管、副總管、佐領等官一員，各帶本營兵丁三十名，于該管卡倫挨次行查，至各營交界會哨?！?/p>

換防塔爾巴哈臺（今塔城）和喀什噶爾（今喀什）是伊犁駐防八旗的另一重要軍事任務，其中每次換防塔爾巴哈臺共派出官兵1200名（滿營600名、錫伯營100名、索倫營50名、厄魯特營250名、察哈爾營200名），每兩年換防一次（后改為三年），換防官兵除一部分留城聽差、一部分在外巡視卡倫外，還要駐守軍臺，負責渡送折報公文等事宜。喀什噶爾的防務則主要由索倫營和錫伯營承擔，每次派出人數在192-300名不等。

此外，伊犁將軍每年秋季還要組織專門的巡邊隊伍，對哈薩克和布魯特邊界進行例行巡查。這支隊伍由滿營協(xié)領帶隊，從各營中選派軍官10名、軍兵300名。他們所要巡視的國界線遠比今天的要長得多，清代的哈薩克汗國遠在巴爾喀什湖以北，邊界有上千公里之長。隔一年的春季，再巡查布魯特邊界（在今塔吉克斯坦境內，大約在北緯39°東經72°附近），防務范圍之大、任務之艱巨可想而知。伊犁駐防八旗建制后，對外抵御沙俄勢力的擴張，對內平定分裂勢力的顛覆，先后平定“張格爾之亂”（1820-1828年）、“玉素甫和卓之亂”（1830年）、“七和卓之亂”（1847年）、“倭里罕之亂”（1857年）等等，為國家領土的完整作出了卓越的歷史貢獻。

惠遠之殤

1864年，受陜甘回亂的波及，新疆“同治回變”爆發(fā)。數月之內，各地以回族、維吾爾族農民為主，漢族、柯爾克孜族、哈薩克族加入的起事隊伍將矛頭直指清政府在伊犁的統(tǒng)治，兩年間，伊犁駐防的錫伯、索倫、滿等營先后遭到沉重打擊，清軍的主力又被牽制在陜甘一線無法西顧，孤懸塞外的惠遠古城成為滿洲八旗退守的最后城堡。

1866年正月二十二，攻城者挖地道炸毀城墻，攻陷惠遠并屠城一天。時任伊犁將軍、領隊大臣、協(xié)領、佐領等“合城官員殉難”。沒有戰(zhàn)死的滿營兵丁及家眷，除自盡者外慘遭屠殺，婦孺亦難幸免。據現居伊寧的原伊犁駐防幸存旗人后裔文荃老人（薩克達氏）的口傳家史，彼時的情形對駐防八旗而言進退兩難：談判沒成功，因為國家不容分裂；開殺戒征糧，圍城的又都是被驅趕來的塔蘭奇百姓，封建領主和東干人都騎馬遠遠躲在后面。伊犁將軍明緒帶領八旗將士及家眷在被重重包圍和斷糧斷水的情況下，苦戰(zhàn)堅守了18個月之久，后來在“駐軍根本沒法抵抗，因為士兵餓的連站都站不住”的情況下，明緒將軍帶領全城的旗人集體喝下大煙水自焚身亡。

惠遠城的淪陷，標志著清政府在伊犁的統(tǒng)治暫被推翻，伊犁開始了近五年的“蘇丹汗國”的統(tǒng)治時期。1871年，沙俄趁機以“代收代守”的名義派兵占領伊犁，聲稱“中國威令能達伊犁之后即行撤軍”，1878年清軍勝利收復南疆后，開始與沙俄就交收伊犁問題進行談判，但直到1882年才正式收回伊犁。此時的伊犁將軍金順所面對的，是一幅旗民凋敝的窘境：“當日東西建城有九，棋布星羅，形勢完壯。自回逆陷之，俄人據之，夷城郭，滿漢兵民殺戮之馀重遭迫協(xié)?！?/p>

嘉慶年間，為解決伊犁駐防八旗的生計問題，時任伊犁將軍松筠曾經對轄區(qū)內的滿洲八旗人口數量進行過一次系統(tǒng)的統(tǒng)計，以惠遠、惠寧兩城為主的伊犁九城共有滿洲八旗人口35940人，而據沙俄占領伊犁后的統(tǒng)計，“同治回亂”后的伊犁滿族人口僅剩450人。金順接管伊犁后，開始招民墾荒、修復城池，重新整頓殘存的駐防旗營，并奏請由錫伯營抽調閑散壯丁移補惠遠城，組建新滿營。新疆建省后，清政府在“規(guī)復舊制”的過程中仍將恢復伊犁四營作為重中之重?；謴秃蟮囊晾缢臓I，仍然肩負防守卡倫、維護當地社會治安和屯墾（牧）戍邊的任務。

1912年，隨著清朝退出歷史舞臺，伊犁駐防八旗也隨之壽終正寢。

參考資料：

佟克力：《清代伊犁駐防八旗始末》，《西域研究》2004年第3期

蘇奎?。骸稘M洲八旗駐防新疆及其人口變化》，《西域研究》2015年第2期

吳軼群：《清代新疆建省前后伊犁人口變遷考》，《新疆地方志》2009年第3期

蘇集祖：《伊犁滿族與舒穆爾氏家族》，《滿族研究》2012年第3期

單景洲：《滿語文化之旅考察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