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tǒng)的智慧城市往往著重于硬件的配置，以物聯網作為智慧城市的基礎設施建設的核心內容。當城市中的“物”都聯網了之后，城市治理者的確能夠更清晰地看到城市交通的實時熱力圖，也能了解外來人口的實時流動狀況。但是作為城市的主要參與者的居民，對城市治理的需求、意見和反饋，卻因為缺少智慧城市物聯網體系的硬件、軟件支持，而被忽略了。

在人工智能時代，智慧城市規(guī)劃不僅僅需要無處不在的數據傳感器，也需要一套與智慧城市相適應的社會治理模式，并能對基于智慧城市系統(tǒng)展開的社會治理的有效性和社會貢獻進行評估。這才算是給智慧城市這艘大的智慧“飛船”配置精準的自檢系統(tǒng)，讓城市治理者能夠有效的監(jiān)督和管理智慧城市體系。不僅能直觀地看到城市交通、氣候、住房等社會治理信息，也能及時了解到居民對社會治理的需求和意見，從而提供及時、精準的社會服務，并對智慧城市的社會治理中存在的不足和問題，迅速做出響應和調整。智慧城市因為有了評估機制，而具有了自我檢測、自主優(yōu)化的智慧能力。

英國、新西蘭、捷克等國都對本國的智慧城市展開過評估。新西蘭的《2015-2016智慧城市評估項目》（Evaluation of the Smart Cities Programme 2015-2016） 報告就指出：“這種對智慧城市的評估體系能更好地說明，該智慧城市系統(tǒng)到底有多么‘智慧’，才能協助城市管理者評估實時數據的真實性和可信度。眾多采用智慧城市評估機制的城市，都從這套能夠評估城市的經濟和社會‘健康’程度的評估系統(tǒng)中受益?！?/p>

聯合國開發(fā)計劃署的開發(fā)指南

今年5月26日，在貴陽數博會期間，聯合國開發(fā)計劃署（UNDP）在貴陽智慧城市與社會治理亞歐論壇上發(fā)布了《智慧城市與社會治理：參與式指標開發(fā)指南》（以下簡稱開發(fā)指南）。該開發(fā)指南詳細描述了UNDP中國與貴陽市的合作，以貴陽的碧海街道和會展街道內的五個小區(qū)作為智慧城市的社會化參與治理模式的樣本，并進行歷時一年的研究，采用居民參與式的社會治理評估方式。貴陽智慧城市社會治理評估指標經過社區(qū)協商而產生，并結合政府官員、專家學者、非政府組織和數據產業(yè)的意見加以改進。

《智慧城市與社會治理：參與式指標開發(fā)指南》

該開發(fā)指南對“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評估指標模式的優(yōu)缺點進行了對比，如下圖所示：

“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優(yōu)缺點對比

通過對比，可以看出，自下而上充分調動社區(qū)居民參與社會治理指標的開發(fā)，雖然決策過程耗時費力，但是能夠避免在后期實施過程中出現不必要的沖突，減少社會治理的時間、人力和成本。在開發(fā)的過程中，有利于鼓勵公眾參與城市治理，增進居民對城市治理的理解，也能最大范圍地滿足公共利益及社區(qū)的賦權，從而增強社區(qū)的粘性和活力。

紅色標記處為該開發(fā)指南中的5個樣本社區(qū)

UNDP的這份開發(fā)指南中提到，2016年，國家發(fā)改委和網信辦共同發(fā)布了第一份以智慧城市為主題的綜合性年度報告《新型智慧城市發(fā)展報告2015-2016 》。國家發(fā)改委、網信辦和國家標準委員會還聯合發(fā)布了《關于智慧城市標準體系和評價指標體系建設及應用實施指導意見》，11月又發(fā)布了《新型智慧城市評價指標（2016 ）》。國家發(fā)改委正在制定適用于全國的標準指標體系，計劃于2019 年前實現全國范圍內的應用。

然而，從國家隊的評估指標來看，以《新型智慧城市評價指標》為例，含有8 項一級指標，21項二級指標，54項二級指標分項，每項指標都有各自的權重值。但是為什么會制定這些指標？這些指標的權重分值如何計算？這些問題都沒有明確說明。此外，該指標也有一刀切的毛病，很難根據不同城市本地化的文脈和需求進行評估。這也是從上而下制定評估指標的最大缺點。

基于貴陽城市治理的深度經驗而得來的智慧城市治理指標體系，通過了社區(qū)的線下討論、多方共繪社區(qū)居民的人生歷史及社區(qū)出行地圖、不同利益相關方的圓桌討論以及社區(qū)的線下反饋，同時借助微信、一直播等在線工具，實現了跨時空的多方共同參與。

線上和線下相結合的社會治理指標體系的開發(fā)過程，使得這一套指標能夠在相對透明的過程中展開深度的公眾參與，增強居民對社區(qū)治理規(guī)劃的信任和配合，有助于社會治理項目的展開和推進，也減少了因為誤解和信息不對稱，帶來的社會治理的效益損失。

線下討論

該開發(fā)指南指出，貴陽市智慧城市與社會治理指標體系由三個層面組成。

第一層面是總體原則，以此為基礎制定其他指標?？傮w原則包括：公平的發(fā)展成果、公平的城市資源分配和公正的資源分配手段。

第二層面是能力指標的資源類型，包括健康、教育、住房、食物、交通、公共空間、環(huán)境、安全和公民參與治理程度等。

第三層面是在考慮可用數據和數據收集能力的前提下，將能力和資源類別盡量全面分解為不同的評估方面，涵蓋協商中涉及的各種關切。評估方面通常包括可達性、可用性和可負擔性。

UNDP貴陽社會治理指標系統(tǒng)

用大數據驗證

除了詳細說明指標的分類，以及各個分類的分析路徑，該開發(fā)指南也詳細說明了各個評估指標分值的計算邏輯。在該開發(fā)指南中，貴陽社會治理評估指標開發(fā)項目的智慧城市數據評估合作方——北京市城市象限科技有限公司，以“優(yōu)質的初等和中等教育”這一指標為例，具體分析了根據來自貴陽本地政府開放的教育資源大數據，并與互聯網地圖平臺的路網數據相結合，對各個利益相關方參與討論制定的指標分類進行了大數據的驗證。具體操作如下：

第一步，將政府公開的小學數據，在互聯網開放地圖上進行空間轉化，標注出帶有小學地理信息的全市小學資源地圖。

根據政府公開數據，繪制全市小學資源地圖

第二步，在互聯網上獲取小區(qū)相關地理信息的基礎上，采用人工輔助修正的方法，形成小區(qū)的邊界地圖。

第三步，以樣本小區(qū)為中心，以15分鐘生活圈為半徑，在相關區(qū)域內調用互聯網POI數據進行分析，根據小區(qū)周邊的學校數量、學校等級和學校種類，測算出不同小區(qū)的教育資源的得分情況。

最后進行驗證工作：由下而上開發(fā)而來的評估指標，確實符合真實的資源投放、配比和相應的居民需求。

教育設施得分較高的小區(qū)

通過居民研討得出的評估指標，配合互聯網大數據分析得來的評估分值，可以讓城市治理者準確了解到，不同區(qū)域的教育資源的分配現狀。

根據該評估指標系統(tǒng)得出的貴陽各區(qū)的教育設施平均得分

在單一評估指標的基礎上，通過一套完整的評估指標地圖系統(tǒng)，能夠將幾大主要的社會治理評估指標集中顯示在一張圖上（見上圖），從而能夠為不同的社會治理需求提供交叉分析和整合評估。

自下而上的“小數據”

這種由下而上的智慧城市社會治理評估指標的開發(fā)模式，在某種程度上類似于地震救災中，千萬網友共繪一張救災地圖的網絡眾包模式，都是由各個用戶提供相關的社會治理信息。不過，相對于零散的、雜亂的初始數據的直接呈現，這種基于結構性的指標分類提煉過程，更具有指導性分類評估的作用。也就是說，傳統(tǒng)的網絡眾包提供的社會治理信息，很難對海量的大數據提供實時的數據清洗和數據提純，這樣就會對社會治理的資源調動和配給帶來巨大的時間損耗。

而這種由下而上不斷提煉分類，并形成一套具有結構化的評估指標系統(tǒng)，這個系統(tǒng)能夠對不同類型的零碎大數據進行模塊化處理，從而加快了大數據條件下，社會治理的數據分揀和數據處理的速度、能力和效率。

這類似于機器學習中的遷移學習，對具有典型性特征的小數據模塊，進行模塊化定型處理，形成一套可復制、可疊加不同模塊的定制款的社會治理智慧評估套件。這可以看做是社會治理網絡眾包的2.0版本。

這種通過小數據的評估指標的分類模塊化建模，適用于更大范圍的大數據分析和評估環(huán)境中的方法，也在微軟等互聯網公司獲得越來越多的重視。微軟亞洲研究院的博士洪小文，日前在第十九屆“二十一世紀的計算”大會上指出：“真正的AI不應基于大數據，而需從小數據、零數據著手?！?/p>

依照該開發(fā)指南里提出的貴陽模式，根據不同城市的治理需求，開發(fā)一套適用于本地的智慧城市社會治理評估指標，因地制宜的展開智慧城市評估。比如，霧霾嚴重的城市，可以在智慧城市的社會治理指標里面，提高與霧霾治理有關的“環(huán)境”這一項指標的權重。

貴陽智慧城市社會治理指標體系的開發(fā)，不僅為中國城市社會治理的智能化評估開辟了先河，也為社會治理向著更快捷、精準的人工智能社會治理發(fā)展，邁出了至關重要的一步。